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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意
——敢壮山布洛陀的神话塑造和文化创意
  作者:刘大先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12-09 | 点击数:11616
 


  一个陌生旅行者无意中来到广西田阳县的敢壮山,如果正赶上某个节日,那他一定会对自己眼前所看到的景象迷惑不已:大批来自附近的村民抬着祭拜布洛陀的供品蜂拥而至,兜售各种商品的摊贩大声地吆喝着,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地方政府官员时不时站出来说几句话,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山脚下的广场上牛角号声中,祭祀的香烟已经升起,半山腰有一辆火车呼啸着从神灵的庙宇上面开过……

  陌生人感到惊诧,因为旅游手册上分明告诉他,敢壮山是壮族的祖灵栖居之地,传说中壮族的始祖布洛陀和姆六甲的神庙就在这座海拔才300多米的山丘上。祖灵之地怎么会有火车来破坏“风水”?民间的祭祀怎么会有官方人员的身影?如何才能调动、操作和整合如此声势浩大的有组织活动?旅行者的问题实际上会将我们引向关于敢壮山的神话建构及其文化开发的思考,也可以使我们得以一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政治正确”的文化话语的背景下,有关它的制造、发明、传承、保护、开发、利用的种种形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过程:神话变成了传说,传说转化成历史,历史在风云际会中又被进一步打造成了现实。在风起云涌的“非遗”浪潮中,这一个案实际上具有普遍的意义。

  布洛陀:从神话到现实

  布洛陀原先是流传于广西红水河、右江和左江壮族聚居地区民众口头散体叙事中的神话人物。除了一般的口头流传之外,还有“古壮字”、“土方块字”手抄本流传,多为民间的道公、巫公和民间歌手所保存和使用。在壮族民间的传统宗教活动中,由道公、巫公把布洛陀史诗当作经书、教义进行念诵或吟唱,以祈福禳灾、请愿祈祷。

  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地文化部门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支持下,对布洛陀神话及其史诗开始进行搜集整理。1958年,广西壮族文学史编辑室搜集到散布于桂西各县的散体《陆驮公公》(后改题为《保洛陀》)。此后陆续搜罗到各种师公唱本布洛陀史诗。198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暨办公室成立后,确认《布洛陀》为壮族巫教经诗,并正式有组织地对壮族各地民间的《麽经布洛陀》手抄本进行抢救性的搜集和整理。1991年《布洛陀经诗译注》[1]和2004年《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2]作为系统整理布洛陀神话的成果出版,具有了官方和学术认可的色彩。

  在整理过程中,无论如何保持原貌,删减、筛选、润饰都避免不了,布洛陀神话本身有个变化过程,在目前写定布洛陀史诗中,他既是始祖又是创世的主神。不过在另一些民间传说中,创世神是盘古或者姆六甲,布洛陀的地位还没有那么高,各种神之间关系盘根错节。这是民间口头传统在不同区域、人群和情境的流播中必然会出现的混乱。口头传说的前后不一、彼此矛盾、地方区别、逻辑零乱,无疑让整理者头痛不已,如果有文本记录则要“可靠”得多。后来的《布洛陀经诗》就是较多采用有文字记录的师公唱本中整合而成的,其中,姆六甲就成了布洛陀的妻子,他也拥有了许多可以指派的下属比如九头蛟龙、四脸王、四脚王、九头仙姑、九头鸟等等——一个初具雏形的神话体系慢慢形成。

  布洛陀地位的提升大致反映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神话变迁。[3]在此后一直是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布洛陀具有的氏族酋长性质身份得到了强化和延续——直到解放前,在桂西一带的壮族聚居区仍然存在着寨老制——现实及其神话能指之间存在着互相倚重。当后来研究者认定“布洛陀既是由自然神演化而成的社会神,又是由始祖神演化而成的民间宗教神,是自古以来壮族民间普遍信奉的创世神和劝世为善、驱恶消灾,济世降福的最高神”[4]的时候,我们大致可以说,这其实是将时间压缩了,即将具有历史发展线索、不同语境中的布洛陀整合成一个形象,因此,这样的布洛陀自然具有多面孔、多功能和多身份。

  在各种面相中,最有价值的无疑是“百越僚人的始祖”,这种价值也包含多方面:文化认同进而经济开发,精神皈依进而发展产业。在壮族影响最大的“壮族在线”网首页,赫然有个醒目的窗口,写着“什么是壮民族?”“什么是僚人?”然后,解释说壮族是百越人的直系后裔,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1700多万),壮侗语族里的一个典型代表,壮族是粤人(广府人)的表亲,泰族人、老族人、傣族人、掸族人的堂兄弟。“僚人“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及越南北方的壮族、布依族和岱侬族,从历史渊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分布状况来看,是共性大于个性的同一人群,他们普遍自称“布僚”Bouxraeuz(我们的人)。一旦布洛陀被塑造为百越始祖,那么他就具有了同黄河流域的黄帝、长江流域的炎帝一样的地位,成为珠江流域乃至跨境的许多东南亚国家文明的起源。这样一来,他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商业潜在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如何将神话加以利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契机,哪怕是很偶然的由头。2002年6月,壮族文化名流古笛到百色盆地考察采风,兴奋地“发现”了布洛陀的“遗址”就在田阳县百育镇六联村那贯屯的敢壮山!他的依据是:一、敢壮山上有被当地人称为“祖公庙”的布洛陀祭祀庙遗址。二、敢壮山的名字“敢壮”是壮人山洞的意思。三、“敢壮”歌圩是广西最大的歌圩,也是广西最大的祭祀布洛陀活动。四、田阳县有许多古人类遗址,百色盆地三大古人类遗址之一的赖奎遗址就在田阳。五、田阳古称增食县,是百色地区建置最早的县,壮族人文资源荟萃,明朝著名的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就出在田阳。[5]古笛提出的几点依据大多只是主观性的推测和感情上的认同,如果此后,没有商家的策划、媒体的跟进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这不过是个文人一时激情的逸事。但是,古笛回到南宁后兴奋地约见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研究院的院长彭洋和记者,向大家公布了他的惊人发现。“南宁国际民歌艺术研究院”其实就是一家文化策划和广告公司,但是这个公司的骨干大多是广西有影响的作家、学者及成功的企业家组成,它的另一块牌子是广西纵横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6]记者自然喜欢耸人听闻,而文化商人彭洋则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将田阳敢壮山论证为壮族始祖古居遗址意义十分重大,将引发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开发风潮。他立刻着手运作,并同当地政府进行谈判,其结果是百色和田阳地方政府与之达成共识,认为应该通过学术、文化包装手段,利用民族文化这一支点,撬动百色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媒体也参与到造势的运动中,并通过网络等手段,形成了影响及于全国的媒体事件。

  在短短的时间里,田阳县县委、县政府和广西南宁国际民歌研究院联合共召开了三次布洛陀学术研讨会,[7]每一次的“研讨”其实都有个先定的主题:即论证田阳敢壮山是布洛陀的遗址,因为如果没有学术从严肃正统的角度加以认可,单靠大众传播营造不出稳固的合法性。而学者在此扮演的角色则颇为尴尬,他们有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从没有出席会议到最终经过“专家研讨”,布洛陀以及田阳县和敢壮山的定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以广西庄学会对布洛陀文化的内涵多角度多学科的阐发,对布洛陀文化系统化、体系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布洛陀文化从民间小传统走向精英大传统奠定了学术的基础,其研究的成果以及对研究成果的转化成为此后田阳县布洛陀文化开发的学术依据。

  商人的文化创意、政府的积极参与、学者的欲说还休,共同促成了布洛陀神话从口头传统向历史遗址的坐实,而学术研讨会的目的则在于让布洛陀从一种自在的、边缘的、模糊的民间亚文化信仰具有学术上的合法性。然后使“学术的布洛陀”转化为“文化的布洛陀”,进而使“文化的布洛陀”成为“旅游的布洛陀”,实现民族文化的产业性开发。《指环王》的开头独白中说道:“历史变成传奇,传奇又变成了神话”,在布洛陀的身上发生了逆向的变化:神话变成了历史,历史又被打造成现实。

  “神话—历史—民俗”的缠绕和衍变在经济理性与官方意志有条不紊的操作中,逐渐变得清晰。布洛陀在这中间发生了功能变迁:由民间传说和信仰中的神圣性开始向世俗性过度,麽经布洛陀的镇妖赶鬼、祈福禳灾的愿望依然保存,但是表演娱众的部分无疑大大增加,始祖崇拜、远祖崇拜、家族近祖崇拜和文化英雄崇拜更多地成为吸引投资、招揽游客的噱头。这背后,还有一个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背景,即国际性的文化遗产热的升温。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回避可能存在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指责,而学者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场新一轮“发明传统”的工程中来,就是因为这是一项“政治正确”的事情。2006年5月20日,布洛陀口头文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可以说是一场多边共赢的结果。至于神话,原本就是用来为现实服务的,无论是民众自在的传述,还是官商自为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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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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