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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如何把平等、正义与对差异的确认结合起来，以便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超越和压制另一个——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此，我的观点只能抛砖引玉，只能告诉你这是多元文化问题带给我们的真正的政治课题。这确实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双重要求——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不可能的要求——在这种双重要求中，差异性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增加了，它把多样性放在了一致性的日程表上，而没有取代它。请大家注意，试图把一致性和差异性放在政策的同一范围中来争论和协商，这是多么难办的事情。这在我们原有的政治词汇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我愿意说，如果政治逻辑不进行改变的话，它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事情。
当然，在现代性的中心地带走向更大的文化差异性，我们必须当心，避免我们只是简单地颠倒一下种族隔绝的形式，而仍然又重新进入这种形式中。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种族(单数)和它与社区的归属关系必须用另一种术语来描述，而这种术语也要经常反复地涂改：它不再具有它所宣称要表达的含义。我们都是用文化词汇来定位自己的：没有这些词汇，我们作为文化主体所说的话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我们都来自于某地，都要从某个地方言说，都有进入现代性的不同路线，我们都是被“定位”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最现代的也能追寻到它的文化认同的痕迹，没有文化认同也就没有现代性。然而，普世主义批评家非常正确地提醒我们，在现代后期，我们趋向于援引好几种碎片状的旧有的文化种族语言。社会不会被整齐地分化为有差异的特殊文化——每一种对应一个社区，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也不只是那些文化实体中的一种——一种单一的内在一致的文化赋予生活以形态和意义。坚持这种观点不是对文化的否定。我们确实经常使用过分单纯化的从属概念。有时我们会被我们的从属物所言说，当我们极力想从这些从属物中解脱的时候，当我们与它们反目为仇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它们的时候。就像与父母的关系一样，文化传统既在他们养育支持我们的时候，也在我们为了独立生存而断绝与他们的关系的时候塑造着我们。除此之外，尽管我们不能总是意识到它，但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从属物：这些从属物是那些不同于我们却与我们共享我们的世界的人们所共有的。主张单纯的差异性只有在实施明显种族隔离政策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其最终逻辑是种族隔离的逻辑。
好，绕了这么长的弯子之后，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个体选择和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最终必须胜过每个人的特殊性吗?它比要确认的身份认同更强烈、更重大、具有更大的包含性吗?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主张。我认为并不必然是这样的。例如，一个人内在的生存权——它不是从外部施加影响和附着上的，而是从内部内在地赋予的一种真实性——这是现代个体性的中心概念。好，它当然是过去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所渴望的，并发掘出来的。就其当代的最新形式而言，它也一直是许多受排斥的社会斗争的结果。但人们也需要认识到，这种意义上的所有人们对内在的生存权的这种需要和权利，这种意义上的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以后不可能只是被限定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部分理由是在西方得以发展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再是排他性的西方的。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普世价值。例如在人权话语的形式上(尽管这一话语还有许多问题)，它同样关乎在全球化系统外围进行斗争的第三世界工人们，同样关乎在发展中国家起来反对妇女角色的父权制概念的妇女们，同样关乎受到迫害威胁的政治异议人士——对于他们而言，人权与在所谓失重的经济中的西方消费者一样都是同样重要的。(尽管“石油问题”出来之后，西方经济不再那样失重了[笑]!6)
在这一意义上，自相矛盾的是，文化隶属是每个人都享有的事情，但每个人的享有方式却又是不同的。这就是马克思曾经所说的具体的普遍性。确切地说，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必然会有不止一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争议。因而，必须有一些共同框架，可以在其中协调不同的观点、信仰和利益的尖锐冲突。这种框架也不能是简单地由一个群体就可以代表大多数和全体的框架——这是过去欧洲中心主义同化作用的框架。一个群体或共同体特定的和特殊的差异性，不能在无视所有其他人所确认的特殊价值观念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得以确认。从哲学上讲，延异逻辑意味着意义和身份总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建构的。一个特殊的身份不能只由它的肯定方面所定义。所有的身份术语都依赖于找出它们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定义它们是什么，要依赖于它们不是什么。正像拉康(Ernesto Laclau)所说的，我不能在不分语境的境况下来确认一个不同的身份，也不能在进行区分的过程中和只是在这一术语本身的那部分语境中来确认一个不同的身份。我是在现实的语境中确认它的存在的，以便界定一个特殊的术语为什么不同于另一个。每一个身份都基于其排他性，在这一意义上，都必然是一个有效的权力。必须有一些外在于身份的东西，而那个外在的东西又是被这个系统的所有其他术语所建构的，它的缺席和缺失构成了它的在场。我是一个主体，恰好是由于我不能成为绝对意识，是由于与我相异的东西在社会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在面对我，构成我。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个特定的身份认同，按照它的他者的看法都是绝对有缺陷的。这就意味着，就我是由与我相关的那些他者的缺失而构成的而言，普遍性是我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问题在于，这一看法似乎为旧有的自由派普遍主义通过后门的暗中复归提供了托词。
最后，当我们跑不动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能量的地方——与差异性的那些复杂问题进行斗争的能量——我们接触到了普世价值的工具包，满怀希望它能提供栖息地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这提示我们，欧洲帝国主义必须打着普遍文明化的旗号出现，而其他文化的抵制也必须被装扮成特殊性和特殊主义的一部分。这确实就是启蒙理性的真实情况。你们知道，要从一个有效充分的理由中得出它的逻辑结论，启蒙是是做不到的。这是非常不高明的、混合的福柯式的权力游戏，并与那些把他们自己打扮为普遍性本身的人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范式中，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西方普世主义者的普遍主义在差异性的每个支点上都是矛盾的。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如果这一“他者”是我们事实上正在探讨的差异性的部分，那么，涵盖着这一“他者”的任何主张或结论都不会出自普世价值所在的外部空间——永恒的普世价值自宇宙诞生之日起就流走了——他们只能出自某些特定的文化或机构。普遍性只能出自特殊性，不是某些潜在原则在解释特殊性，而是一种未完成的视阈把你的特殊性与我的特殊性缝合在一起。这就是使我对世界的看法推广而使它不充分的东西，因为我必须把你的看法考虑进去。也就是说，普遍化是与不同于你的东西进行协商谈判的过程。为什么这一过程是未完成的呢?因为它不能充斥一种特定不变的历史内容。一种特定的文化或一个特定的身份，考虑到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他者的时候，必须认识到自己本身的不足，必须在满足所有要求的视阈之内和在协调困难的视阈之内(不同生活方式之间有许多困难)扩展视阈。其内容是不可预知的。拉康认为它是一个视阈或行为。
事实是，理论上的把戏是不会认识到特殊与普遍、差异与平等要求的。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躺在那里像等着我们那样去从现有的政治词汇中获取。这是个两难抉择，这是个双关谜语，这是多元文化问题。在多重影响所有社会的多元文化的中心，需要我们超越现存的政治话语的传统界限，在它们现存的备好的答案之外去思考。它进而说明，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人之间的喋喋不休、毫无结果的争论上，而应该放在为差异和身份的亲密接触寻找一种新形式上，应该将现今政治理论认为是不可测量的东西，如具有差异性的自由和平等、善和权利，放在同一个平台聚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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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6-06-0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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