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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原 徐杰舜]从摇滚乐到人类学
——中央民族大学张原博士生访谈录
  作者:张原 徐杰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6-05 | 点击数:12180
 

  徐杰舜:很荣幸张原能接受我的采访。去年你入学不久,有一次你的导师王铭铭教授把你和你太太介绍给我——一个张原,一个汤芸,两个人名字合起来就叫“汤原(圆)”嘛,当时我对你们就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后来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你的思维相当敏捷,为人也很助人为乐,挺关心别人。后来我又听说你以前玩过摇滚,现在还有一个摇滚乐队,那我就更想听听了。所以我就想请你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张原:先讲一下我的家庭吧。我出生在一个干部教师家庭,我父亲以前是贵州民院的老师,后来转到了做行政工作,在人事处;我母亲原来是中学老师,后来去税务局工作。家庭背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从小就受父母比较好的影响,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培养了我阅读的习惯。从小到大每天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看书。
徐杰舜:你祖籍是贵阳吗?
张原:对,对,我祖籍就在贵阳;应该是明朝贵州屯军的后代。
徐杰舜:那不是和屯堡人差不多吗?
张原:不太一样。屯堡人他们是留在了当地,我们又是走出来的,所以没有保持屯堡人的文化的特征。我的家庭,一方面因为我的父母使我保持了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另一个方面,他们比较喜欢带我出去旅游,所以基本上每个假期都会出去旅游,也算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这么说来,我与文化人类学也是有缘分的。而且我的爷爷他就是一个彩扎的艺人,和那些道士会有很多交流,这使我对民间的宗教也很有兴趣。那么搞摇滚乐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呢?因为从初中和进入高中之前,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好学生”。在进入高中的时候,因为青春期嘛,人就会有独立的一些想法。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看书看得太多的原因,人太早熟了,就开始喜欢摇滚。
徐杰舜:那你给我们说说当时影响你最大的书是什么?
张原:当时影响最大的书,一部分是哲学方面的书吧,尼采的、萨特的,此外还有卡夫卡的小说,以及国内的一些20世纪90年代那些先锋派的小说——那个时候我看得最多,他们就要追求人与人要不同嘛,就要反思这个社会对人的压抑嘛。然后受此影响就会听摇滚乐,就爱上了玩这种音乐。
徐杰舜:你是哪年生人?
张原:1978年的,70年代的人。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摇滚乐的勃兴时期,我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觉得那个音乐能表达我的一些思想,后来还学会了吉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写歌,当时也还没有开始正式组队,只是和几个好朋友一起玩音乐。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我的高考算是失败了。没有考上父母期望我考上的学校,或者我心里想考的学校。
徐杰舜:当时想考什么学校?
张原: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有这样一种愿望,虽不说是要考北大之类的学校,但是至少也想过中山大学之类的。高考算是一个挫折吧,但是我心里一点也不后悔,因为经历了一些东西,会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至少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丰富了的。一方面是我觉得阅读很丰富,一方面是搞了乐队以后,阅历很丰富。进入了大学之后,大学的时间比中学的时间更加宽裕,我就正式组建了一个乐队。
徐杰舜:你考上了哪个学校?
张原:贵州民族学院,我也跟大家说过,我是“民院一条龙”嘛!从贵州民院到西南民大,再到中央民大,正好是一条线。
徐杰舜:你进的是什么专业?
张原:进的是民族文化系,当时叫做民族语言文学系,这也和我喜欢文学有关系。组建了乐队之后,马上我们乐队的人就自己开了一个酒吧。那几年在大学的生活其实还是蛮丰富的,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诗社,叫高原诗社,1998年有一期的《大学生》杂志还专门介绍了我们诗社。也出去旅游,自己背着背包,新疆、西藏啊也都去看了一下。所以那几年觉得人生很丰富,做了很多事情。而且虽然我读的是贵州民族学院,但是我也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我读的这个民族文化系,或者当时叫做民族语言文学系,我认为如果说当时贵州民院属于所谓的三流的大学的话,那这个系是属于一个一流的系,因为当时的老师构成有几批:搞中文的是一拨,搞新闻的又是一拨,然后就是搞民族政策的一拨,还有就是搞民族学,他们当时叫民族文化学,称呼有点奇怪,但是和人类学有点相近。
徐杰舜:大学时候你的本科老师是哪位?
张原:大学本科的时候,有两位杨老师,其中一位叫杨昌儒的,搞民族政策学的,最初的一些民族理论的课是他上的;还有一位叫杨昌国,他后来是系主任。还有一位老师已经过世了,叫潘定智。前两位杨老师都是较年轻的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最后转向了人类学,可以说事实上是由这两位老师开始。当然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偏重文学,对文学特别地感兴趣,我当时写的学士学位论文是比较文学的,是关于《十日谈》和《二拍》的比较,题目叫《市井俚语的胜利》,实际上是谈一种市井文化怎么表现在文学上面,当时的系主任杨昌儒看了这篇文章,而且可能因为我那天答辩的效果还不错吧,就对我有了深刻的印象。然后就有这么一个契机,他就想叫我留校。当时我很犹豫,因为我早就想自己出去做生意。当时因为酒吧没有时间管,已经卖了。我想可能就像刚才徐老师“表扬”我的吧,说我爱关心同学啊什么的,可能是在社会上呆久了,就沾染了一些江湖习气,比较仗义地去帮人。我觉得在大学时候我积累了很深的一批关系网络;而且这一批人,大家算是共同成长吧,他们当中有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人,有各行各业做得很成功的人。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动摇,有几个选择:一个是当老师,一个是到报社,因为我关于新闻的东西也写得很多,我们那边都市报的记者我也可以去做;还有就是在税务局,因为我母亲在税务局工作,她可以让我进去。后来我想了一下,我想我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适合留在高校里面。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知道人类学是什么回事了,觉得那个东西是我所喜欢的,和我有缘分的。因为它实际上就像我以前玩摇滚音乐一样,也是要思考一些社会的和人的问题;人类学的很多知识,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人类学关于异文化的一些东西确实可以开阔我的思想;另外当时我们的音乐里面,加进了很多民族的元素,所以可能就因为种种这样的一些信息吧,我就留校当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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