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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帛书、帛画是记录楚神话的又一载体，由于楚壁画的不存，人们只能借助《天问》的文字与汉代的壁画，推知楚壁画的内容。因此长沙楚帛书、帛画的面世对于揭示楚神话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帛书虽只有900余字，但却涉及了广泛的内容，古史专家根据其书写的格式将帛书分为甲乙丙三篇。[80]甲篇主要强调民人要顺令和知岁；乙篇讲述天象与四时创生的神话；丙篇叙述月之宜忌。帛书的乙篇记录了楚神话的重要内容，乙篇分三个部分，首先，讲天地混沌时期，“梦梦墨墨”、“风雨是於”，伏羲娶女娲，生了四个儿子，分守四方，确定四时；其次，讲宇宙秩序的重整。在伏羲及其子嗣将世界由混沌导向秩序之后，过了千余年，日月出现了，宇宙秩序出现混乱，“九州不平”，山陵倾侧，于是“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奠四极”，又由帝俊整饰日月的运行秩序。这样世界又安定下来。第三部分，讲共工对时间的计算划分，推步十日而成“天干”，由天干而四时，再确定置闰，并将一日分为宵、朝、昼、夕。这三段神话虽然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实际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天地开辟、时空创造的神话。而且神话的主角有着明显的传承谱系，伏羲、女娲－炎帝－祝融－共工他们构成了前后相继的时间顺序，[81]这种较为完整的神谱与神话形态，反映了楚神话在战国时期的成熟，同时我们从楚神话中的人物与情节内容看，原属于中原神话的因子已有机地组合进楚神话系统之中，如有关共工的神话，共工在中原神话中是一个叛逆的天神，他“与高辛争为帝”，撞倒不周山，致使天地失衡，因此受到“宗族残灭，继嗣绝祀”的惩罚（《原道》）。[82]但在楚帛书的记述中却正好相反，共工不仅不是宇宙秩序的破坏者，而是一个人间秩序的整饬者，他计量安排了人赖以生活的时间，共工在楚人心目中无疑是一位文化英雄。由此可见楚神话的地方化色彩，屈原在《天问》中“康回（即共工）冯怒，地何故东南倾？”的疑问应该是隐含深意的发问。楚地还流行灵魂升天的神话。从长沙楚墓发现的陈家大山人物龙凤帛画与子弹库人物御龙帛画看，升天者都离不开龙舟与引魂之鸟，龙舟是运载灵魂的工具，鸟是天神的使者，在神鸟的指引下灵魂登上飘渺的天国。屈原在《九章·惜诵》中感叹：“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航）。”屈原梦中登天，但找不到引渡魂灵的航船。此证在楚人心目中灵魂的升天需要有特定的运载工具，船能航行水上，而水流大海，沧海茫茫，海天相连，因此乘船经海登天是古人自然的联想，[83]由于龙是上天入海、腾云驾雾的神物，所以龙或龙形船是运送亡灵登天的理想交通工具。三峡地区与南方武夷山区都在水边山崖上发现了大量的船棺，这种特殊的葬俗与南方民族的灵魂信仰有关。[84]在南方民族风俗中，人死了，要扎一只纸船，放到河边烧掉，意思是让亡灵乘船去祖先住的地方去。帛画描绘的是与此相近的古俗。[85]楚帛画与后来的马王堆汉帛画都有神鸟引导着亡灵，亡灵归去的地方往往与太阳发生联系，楚国的死者一般东向而葬，以便灵魂回到先祖祝融之处。东方既是海天之际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神是引导死去的灵魂去他们新居的向导，”因此，“不仅桥或船可以把灵魂送往新居，动物（特别是鸟）也可以召唤来保卫死者进入他们的国土。”[86]楚帛画中的飞鸟形象正是这一信仰的写照。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继承了楚帛画的描写神话的传统，它以细腻的笔法将汉代楚地的神话世界形象地展现出来，天国、人间、地府上下贯通，构成了一个虚幻与现实结合的较为完整的宗教世界。[87]帛画中出现了不少神话角色，人类赖以立足的大地，是由一个站在鳌背上的力士支撑着，地界中还有多种神兽，人间表现的是贵族生活，天国是神灵的世界，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在日月之间是一个人首蛇身的大神，这位居天国中间顶部，前有两条巨龙飞舞，后有鸾凤和鸣的天国大神，他到底是何种神话人物研究者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烛龙说与伏羲说。据神话学家钟敬文先生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长文中的考订，这位大神“很可能就是所谓‘三皇’之首的伏羲”。[88]伏羲是神话中的创世主神，以他居天国中心是合乎情理的。
楚地是神话的沃壤，神奇的土地、神秘的巫风孕育与滋养着奇幻的神话，楚人的浪漫主要倾泻在奇幻瑰丽的神话之中。壁画、帛书帛画以确定的实物形象描述楚人的奇思妙想；而《楚辞》为开端的一批诞生于楚地的传世经典则从文学的角度向人们讲述着楚地乃至中国的神话，从奇特的《天问》、汪洋恣肆的《离骚》、到神情飘逸的《庄子》、再到诡异的《山海经》及恢廓博达的《淮南子》这些历经千古的楚人文学作品中，我们感受到楚地神话的富丽与神奇、清新与浪漫，瑰丽的文辞、奇幻的想象是楚地文学共有的艺术特征，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民间口传作品，它们都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精神活力。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文学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学重要流派，而且还一再给正统文学注入新生活力，从汉魏辞赋到南朝民歌、唐朝的竹枝词，以致明代中期公安三袁的“性灵”文学，它们都是发端于楚地并最终使中国文学别开生面的重要文学样式。楚地文学之所以有此不断创造的昂扬的生命活力，就在于楚人的文学血脉中始终流淌着激情与浪漫，“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远非北方文学可比，[89]游离于当日政治社会之外，歌咏自然人生造就了楚文学的不息生机。
荆楚文化是荆楚人民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创制出来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的融汇与复合。这种南北文化的交流持续了数千年，每当中原出现变故，处于南北交接地带的首当其冲的荆楚地区就成为移民及移民文化荟萃之区，除特殊时期异地文化涌入外，地当“朔南西东”之交的楚地，[90]一直是历代官宦、商贾、军士、文人墨客及流人西去东还、北上南下的必经之区，荆楚以其特有天然条件与开阔的胸襟接纳消融着四方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荆楚地区有如一巨大的文化调色板，它在漫漫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调和着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文化原色，逐渐形成了五彩斑斓的荆楚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调和四方文化（特别是南北文化）时，荆楚文化的底色仍然留存，荆楚民众是以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来接纳、吸收异地文化，因此荆楚文化在汲纳四方的同时仍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多元一体，神秘浪漫，荆楚文化博大、诡异，生机勃勃。
（作者萧放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化研究所博士后 邮编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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