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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荆楚文化特征
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主动进行的物质创制与精神创制。荆楚文化是荆楚地区民众创造传承的文化，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浓郁的地方特色。
第一、多元与融汇
荆楚位于中国内陆中部偏南地区，在地理条件上是处于南北过渡地带，因此气候适中，植被丰富，物产多样。它沟通南北，连接东西，地理上的居中地位，使荆楚地方不仅在文化上有着接纳四方、多元共存的特性，而且在五方杂处中不断地实现文化的交融与汇通，荆楚文化最终标新立异，独领风骚。
荆楚文化从其创立之始，就具有一种多元混合的态势。在荆楚文化生长的腹地江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高度发展的原始文化，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看，江汉地区的古文化有着自己的文化序列，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构成了先楚文化的三个发展环节，有人认为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可能是传说中的“三苗”。就是在这些先楚文化中也并不单纯，考古学家们发现，北方中原文化与先楚文化在大溪文化时期已经发生接触，这两支文化的陶器都以红陶为主，在盆、钵造型上有着相似的形制。[16]屈家岭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也与中原地区的晚期仰韶文化及早期龙山文化发生一定的联系。而直接承袭屈家岭文化的湖北龙山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曾受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特别是河南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也就是说江汉文化受到夏文化的影响。从文献记载和传说来看，当时夏人曾与苗蛮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战争以夏人胜利、苗蛮南退结束。这一方面说明中原文化与先楚文化有了大规模的接触，另一方面也说明夏代先楚部落的强大。[17]
殷商代夏后，伴随着商人“奋发荆楚”的军事行动，商文化不断向南扩展，荆楚成为商的“南土”，从考古发现看，商文化已深入到荆楚腹地。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的发掘成果，“使我们第一次知道黄河流域首先发达起来的二里头期商文化，亦达到长江之滨。”[18]由于盘龙城位于楚人活动范围内，所以在盘龙城出土的各种遗物遗迹中虽然有着明显的商文化色彩，但也有着荆楚土著的文化特点，并且还有东南沿海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反映出当时荆楚地方的文化交汇。[19]商文化还渡过长江到达湘水与赣水流域，江西清江吴城是江南著名的商代文化遗址，从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看，商代中晚期的文化已通过荆楚地区与东南越文化有了密切的接触与交流。[20]商文化对荆楚地区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上，在礼制仪式上亦有着明显的商文化的烙印，有关亡人的处理方式即丧葬形制最能反映人类的文化观念，从发掘出的春秋战国楚系墓葬看，楚墓内有二层台或多层台，一般有墓道，而且墓道也大部分向东，这些与殷墓相似应是对殷墓墓葬礼制的继承和发展。此外楚人的人殉与车马殉葬习俗亦为对殷商丧葬礼制的因袭。[21]
进入西周以后，周人明确将楚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熊绎成为周王室分封楚地的最早君长。据《史记·楚世家》记载，作为统治者进入楚地的熊氏集团其远祖可追溯到祝融，祝融为高辛的火正，是执掌光明的神职。在上古之世，火正最重要的职责是观象授时，长沙楚帛书《四时》篇就记述了炎帝命祝融率领四神，“奠三天”、“奠四极”恢复日月运行的传说，[22]这很可能是因为历法与自然季节的偏离或气候的异常导致自然秩序的混乱，所以需要祝融来重新整饰天文秩序。祝融是楚人的文化远祖，祝融八姓长期活动在中原地区，作为芈姓楚族直接祖先季连活动俱在河南。周文王时季连的苗裔鬻熊，举部背弃商朝，“子事文王”，[23]辅佐周室。周成王时鬻熊的后人熊绎受封于楚，因此熊氏集团正式以楚为国名与族名，楚文化真正拉开了序幕。从楚公室文化看，楚文化与周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中原政权曾瞩目于楚室，《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楚族虽非王室同姓，但它属于中原文化的子民，楚族深入荆楚，携带的自然是来自中原的农业文化，只要我们看看楚人的语言文字，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在辟处荆山的艰难岁月中，楚人处在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一方面谨慎奉事周室，另一方面积极平抚蛮夷土著，进而扩展自己的范围。楚人充分利用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文明交接带的地利之便，兼采华夏与蛮夷之长，楚文化有了当时中原文化难以比拟的活力，因此在周室衰落时楚文化却迅速崛起。周室东迁后，楚人首先东进，制服汉阳诸姬，接着南下相继攻破或收服百濮、群蛮、百越，并移都江汉腹地，还一度北上问鼎中原；楚人在这种南北扩展的战争中，采取了比诸夏开明的民族政策，诸夏严守夷夏大防，对非我族类者，是“兼人之国，堕其城廓，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土地。”而楚人很早就身处蛮中，熟悉蛮夷文化，对它采取的是吸收与利用的怀柔政策。因此在“甚得江汉间民和”的形势下，楚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兼并战争，但楚人不同于诸夏，楚“兼人之国，修其国廓，处其廊庙，听其钟鼓，利其资财，妻其子女。”[24]楚人以其独有的开阔胸怀，对南方民族文化兼容并包，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拥兵百万，拓地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楚人在政治上结夷夏为一体的进程，亦是在文化上融汇夷夏的进程。[25]楚人既实现了南方民族文化的融合，同时也推进了中原文化与蛮夷文化的交流，“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26]楚人处在南北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楚文化的类型是与蛮夷文化、诸夏文化不同的第三种类型，她亦夷亦夏，非夷非夏，楚人在处理夷夏关系时常表现出灵活的政策，楚人在崛起之初，有时以蛮夷自居，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有时又主动觐见周天子，表示自己还传承着祖先守土南方的职守，周天子仍嘱咐楚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27]楚国虽然因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其国内民族以苗蛮夷越为主体，在风俗文化上有着与中原显著不同的面貌，所谓：“居楚而楚，居夏而夏。”[28]但是，楚国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仍与华夏文化密切关联，并且即使是苗蛮文化他在先楚时代也与中原文化有过接触与交流。因此，楚国不仅不自异于中国，而且很自然地参予逐鹿中原的兼并战争。楚国虽然未能完成统一大业，但汇聚了多种文化成分的楚文化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干流。楚人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作出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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