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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伟大事物的联系、与超自然世界的联系的意义已经消失了一多半。世界在变，然而危机依然存在。人们似乎既不愿意完全失去与超自然世界的联系，似乎也不愿意完全依赖于它，但人们终究不愿意失去与伟大事物的联系。超自然的位置一直半空缺着，即使皇权每年在封禅和其他大典中仍然一丝不苟地从事着这些仪式活动。民间也仍旧忙于社祭、腊祭和各种祖宗祭祀仪式。即使普遍感觉到伟大亡灵的空缺，人们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圣人的教诲支持着仪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因此，一个充分理性主义的社会，仍然掷色子式的保持着它的神秘主义，不是信仰，不是神话，而只是其仪式。一个仪典化的社会。这是一个既无超自然信仰又无超自然神话的社会里僵硬的神圣性残余。没有源头的模仿自身变成了重要时刻行为的典范。一切都在刻板的、不解其意地重复着。伟大与神秘就是它令人不解其意，不明就里，却能够心甘情愿地循规蹈矩。这是一个伟大的仪典风格的社会。神圣与伟大事物的空缺似乎无妨于权力阶级实施其神圣而伟大的政治统治。仪式的神秘与排场已经辐射了社会空间，并构成了世界的秩序。权力和政治与其说是现实行为，不如说已是神秘的仪典化的超自然作用。
仪式在社会领域仍然存在，有多少政治仪式接纳了宗教仪式，模仿了宗教仪式的庄严形式。又有多少商业集会采纳了政治仪式甚至是宗教仪式。现代政治仪式拥有古代祭祀仪式的全部排场，甚至场面更为浩大。这是现代世界的一个秘密，由于在质上缺乏的一切都因为在数量、数字和体积上的极为庞大而得到了补救。现代政治仪式仍旧如此风行，看来社会既不缺少实在的社会危机和心理危机，也不缺少它祭祀神灵的现代变体。神位没有完全缺席，现代政治仪式也有自己的祭祀对象，比如国家英雄、权力奠基者。有名的和无名的，仅仅以某座纪念碑所象征的英灵替代了配享祭祀的神灵。在某些模仿神圣的需求极高的国度，为了政治祭祀的目的，它甚至永远不愿意摘下恶疾昭著的已故亡灵的伟大面具。正如在社会习俗领域，神话的破灭并不妨碍仪式残存下来。并且神化了仪式自身。这恰好符合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由于合法性资源不足，而在精神支配与流通领域里的买空卖空的德行。
在风行神圣政治仪式的专制社会语境中，巴赫金批判性地研究了中世纪民间狂欢节仪式对现行秩序的颠覆性。昆德拉却在商业风俗和政治风俗画的可笑背景下涉及了这一主题，在小说《玩笑》中嘲笑性地描述了“国王们的骑马”这一民俗景观。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因袭的仪式是何种含义，演示了何种古老的民族神话。无知产生了新的神秘性，神秘感产生了价值幻觉。他们坚持从仪式中榨取其可以信用的民族习俗的剩余价值。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俗救赎了退化的仪式，仪式与神话早已彻底分开，而与习俗混合。僵硬的、非情感化的和意识形态化的仪式，参与者的故作神圣与非人性化面具，过分的程式化难以克制地令人厌恶。
由于真实的社会情感与心理危机，现代社会也有它悲哀的特别需要仪式慰藉的时刻。那是一些集体和个人之间分享哀痛的时分，它自发地产生或套用仪式。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在亡灵的遗容前，或在灾难的遗址默默地点燃蜡烛、献上鲜花。这些自发性的仪式承担了理性反应之后的大量心理剩余。这个世界是幸运的奇迹减少、邪恶与不幸的奇迹增加的时代，理性地回应仍然有其大量堆积在人们心中的剩余能量，如果没有适当的仪式，哪怕是带有个人色彩的仪式，对危机事态的理性回应无法消除那些无形式的情感。无形式的情感会带来深刻的心理危机。对社会来说也一样：一个共同体的悲哀事件之后，如果以“朝前看”的名义省略了哀痛，省略了剩余的心理的宣泄，或者故意抑制了哀痛情感的合法性表达，这个社会就会陷于更加难以康复的心理疾病。即使仪式不再是古老神话的演出，仪式也仍旧是社会化的情感表达形式，是一种具有巨大社会心理意义的能指符号。仪式是一种戏剧化的心理剧，它能够给予无形、不安的社会与个人的心理能量以可以“兴观群怨”的机缘，只要仪式仍然充满了人的情感，而不仅仅是官僚化和商业化的俗套。
(耿占春，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叙事美学》、《观察者的幻象》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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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 200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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