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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山英雄]周作人与日本
  作者:〔日〕木山英雄   译者:刘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11-12 | 点击数:7136
 

 

摘要:周作人的民族意识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批判,或他所说的“自我谴责”倾向,这一点与鲁迅毫无二致。而且这一点也越发加深了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某方面的个性上的爱好。
 
在中国的文学家之中,还找不到像周作人那样与日本及日本文化关系如此紧密的人。如郭沫若,虽然留学日本,娶日人为妻,后来在日本度过了亡命生涯,但最终抛弃一切,逃离日本,站在抗日战争的前沿。解放后,在历史之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致力于将他自己的经历运用于两个民族间的交流上。还有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几乎“沉没”于同时代日本文学的某一思潮中,对于佐藤春夫这一作家竟至于达到“崇拜”的地步。抗日期间在南洋过着流浪生活,虽然憎恨日本军国,但是对于日本人仍然难以割舍地带有好意的理解,最终被战败的日本宪兵所谋杀。上述二人与日本及日本文化之关系皆可谓刻骨铭心。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尝尽日本这个异民族文化本身所带来的酸甜苦辣,大概是因为汉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以及政治上的屈辱不允许之故吧。 
或许周作人的那种意识丝毫也不逊色于他人,不过,与具有浪漫气质的郭、郁两人相比,周作人的民族意识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批判,或他所说的“自我谴责”倾向,这一点与鲁迅毫无二致。而且这一点也越发加深了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某方面的个性上的爱好。虽然日本从中国吸取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唯独没有吸收缠足、宦官、鸦片、八股文,周作人从心底里热爱日本文化这种推崇“简素”“自然”的倾向,无论其思想如何变化,终其一生憎恶产生上述弊端的中国文化。而日本人大体上对于他向我们如此敞开心扉,竟应付得十分莽撞,这也是事实。因此,周作人关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议论,好意与非难两面贯穿其中,而且此两方面常常相互抵触,呈现复杂之态。这一点与除了日本文学翻译,对于日本始终保持沉默寡言的鲁迅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里按照时间的先后,就周作人对日本的若干议论做大致的概括。 
文学革命时期,周作人的工作之一便是介绍日本文学。他承认在西方的影响下,正在向文化的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日本,作为先例具有切实的参考价值。他将日本文化的“模仿性”这一普遍观念重新阐释为“创造性的模仿”,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模仿的不彻底。进而与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普鲁士式的帝国主义这一现实相对照,认为正因为中国的落后,反倒可以看见更加彻底的改革的希望,从中不难看出他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想。因此,从周作人与同时代大正民主思潮产生的共鸣中,可以体味到他的一副热肠。特别是白桦派运动,每每为周作人此时的思想增添了乐天的逻辑与亮丽的理想色彩。另外,也是在此时,因为与“新村”的理想产生共鸣,周作人不止一次地执笔加以介绍,还亲临九州日向的本部,写下了充满感激之情的新村访问记。周作人虽然对于明治时期的自然主义并不像鲁迅那样冷淡,但在辑集此时的翻译与鲁迅共同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年)《序》中,解释之所以没有翻译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作品的理由时,说“其基于决定论的悲观的物质主义业已成为文艺上过时的遗物”。可以说,这是周作人把这些翻译理解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佐证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学的介绍,早已预示了他对于俳谐、俳文、川柳、狂歌、小呗、俗曲、洒落本、滑稽本、落语等体裁终生的偏爱。这才是真正的热爱,又足以显示出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学理解的深广,然而连这种嗜好也与他文化批判的意识不无关系。挑战古文权威的文学革命,自然伴有对于宋元以来口语式俗文学的再评价,不过与正统诗文的修辞主义一样,即便是戏曲小说类的卑下与无稽也不能满足周作人情趣上的饥渴,这无疑是将他引向江户文艺的原因之一。换言之,江户知识分子并不像中国的士大夫那样与普通老百姓存在隔阂,而他们要将所谓的“平谈俗语”升华到文艺,这符合了周作人倡导的“平民”(后来改称“凡人”)文学的要求。这样,他对于日本文化的兴趣,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堪称共鸣的深刻理解和真挚的文化批判意志相互交织的基础之上。 
不久,周作人从“昂奋”中变得清醒。之后声明抛却一切所谓“主义”的信仰,专心于“生活与艺术本身”。与当时持必须全力抵抗旧文化的束缚的鲁迅相比,事实上,周作人谈得较多的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及人道主义等等“主义”,到这里他自己证实了其努力是徒劳的。但是,他对于文艺的热情一时间反倒跃上了顶峰。这种自觉仿佛更进一步将他对于日本文艺的爱好引向深入,开始论及贯穿于各式流行背后的日本文化之不变的性格。首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一直认为日本文化只不过是先对中国后对西方的模仿,但周作人却主张其有独自的性格,因而有价值。毕竟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的歧视由来已久,加之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反感,这也是无奈之举。这一点或许正是日本人感觉的盲点。本来,我们因为很难感同身受,但我想至少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以期不至于歪曲周作人的见识及立场的独特性。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远离某种成见和利害关系,基于对“生活与艺术自身”的热情,把“忠君爱国”视为中国儒教的流弊,赞扬细腻的“人情美”,正好让人联想起在朝鲜“三•一”独立运动中(1919年),日本帝国报以血腥的镇压时,出于对艺术与宗教的信仰而迸发出热烈的朝鲜艺术论的柳宗悦(实际上,在《白桦》杂志里周作人应该接触过柳当时的文章)。正如在艺术与宗教领域信仰“人类皆兄弟”,强烈地抗议本国政策的柳一样,周对于日本文化的热爱,是对同胞无视日本文化盲目排日倾向的冷静警告。但是,柳之于朝鲜和周之于日本,所持历史立场几乎完全相反。真诚呼吁朝鲜人要克制,避免进行暴力抵抗的柳,无论是因为纯洁无瑕,被誉为仁义也罢,或反被斥为罪恶也罢,都可暂且不论。而周作人则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收拾他那纯洁无瑕的信仰。 
围绕冯玉祥的“国民军”将清朝废帝溥仪驱逐出宫事件,日方散布了各种干涉言论,特别是汉文报《顺天时报》提供了直接的契机。二十年代中期,《语丝》周刊时代,周作人所展开的一系列对于日本的批判,在他全部文章中特别显眼的带有独特的议论时局的色调。这种批判的基点与他不相信一切“主义”的主张正好相反,周作人讴歌复归清末民族主义,将此前的人道主义的“世界主义”称作暂时的“软化”与“梦想”的产物。换言之,作为最终与白桦派感伤的纯洁无瑕的信仰并不相称的要素,周作人身上自然留下了留学时代所接受的种族革命思想洗礼的余烬。从他将中国与日本有无“革命”观点的对比中,也可以发现其中有这种体验的背景。 
对于周作人来说,这些文章确实具有少见的直抒胸臆的特色。主要是抓住诸如汉文报纸、浪人、支那通等现象层面,在挥洒讽刺与诙谐之中,让人感受到节制和时有的某种妥协。或许与此相关联,事实上,周作人参与了用义和团事件(北清事变)赔款设立“中日学术协会”(1923年)以及为了将天津同文书院改组为“中日学院”而设立“中日教育会”的策划工作。因与北京公使馆的吉田参事官、该公使馆的附属武官坂西利八郎、土肥贤二辅佐官等有关人士有过协议。当时学生指责日方有“文化侵略”的意图,但在周作人的自传里,将他们的行为称作以留日出身为主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出于“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而采取的行动。但是,中日关系的恶化似乎已有超出驻外机构的国策意图之势而日益加剧。而且这种失败反过来使周作人的言论更趋激烈。这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对他今后的去留所产生的影响还不明显。另一个事实是,在此期间周作人萦绕于心的在北京大学设立日本文学专业的努力得以实现(从1925年东方文学系成立,至1937年因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日本文学课程中止,周作人一直在这里主持工作)。周作人的一系列对日本的批判与他异常活跃的有关时事的评论,经历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干涉北伐国民革命及国共分裂后的白色恐怖,告一段落,于是他开始标榜要“闭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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