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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中期，面临从“九•一八”到日中全面进入战争状态这一悲惨局面，周作人再一次开始致力于日本问题的研究。虽然屡次声言不谈“国事”，结果依然无法超脱时事。对周作人来说，并非一定是不合本意的事情吧。因为什么放弃“文学”啦、“儒家”招牌啦，其中包含了他积极肯定自己的一面，也不能说抗日救亡舆论的高涨，不会反倒刺激他的批评意识。关于以《日本管窥》四篇为主体，《谈日本文化书》两篇及此时其他附属的日本论，在自传中他是这样说的
《日本管窥》是我所写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论文，分作四次发表于当时由王芸生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头，头三篇是在民国二十四年下半年所作，可是第四篇却老是写不出，拖了一年多，到得做成刊出，恰巧是逢着七七事件，所以事实上没有出版。头三篇思想混乱，纯粹是在暗中摸索，考虑了很久，得到一个结论，即此声明，日本研究小店之关门。……《谈虎集》上的那些对于《顺天时报》的言论，自己看了也要奇怪，竟是恶口骂詈了。我写这几篇《管窥》，乃是想平心静气的来想它一回，比较冷静地加以批评的，但是当初也没有好的意见，不过总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
正像周作人十年前所担心的那样，介于“反日”与“亲日”之间的“持第三种研究态度的独立派的生存余地”业已完全丧失。不光是时代趋势，就连他本人，在他以独特的方式脱离个人主义的同时，“研究”或“文化”的专家式、艺术主义的“独立”，至少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被放弃。因此，“混乱”“摸索”和面对艰难时局下的难题，与自己究竟有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充满苦涩的迷惘相连，在论及日本和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时，周作人自己的兴趣也和研究对象一起遭到了检验。前提条件只有作为手段的文笔和作为对象的宽泛的“文化”场域，然而日本问题业已充斥着恐怖、暴力、战争等反“文化”因素。虽然难以割舍对明治时东京生活的怀旧之情，但眼下需要说明的是昭和的军国日本。因此，周作人的论调再次动摇于好意与反感之间，进而连对“文化”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动摇。对于中国人原先很难理解的“万世一系”的信仰，在事实的基础上，竭力予以肯定。但是，军阀横行反倒让人想起王政复古以前的幕府专制。周作人进一步将“文化”的范围扩大，在视为不过是“人情美”之敌的“武士道”中，承认有所谓“慈悲种子”的“武士之情”。但是，“五•一五”事件只能让人觉得那是此种武士精神衰落的象征（不少中国人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中，看到了武士道的不是发扬而是衰退，如戴季陶、林语堂即是如此）。尽管这些具有强烈的反语效果，但是很难成为答案。结果，除了少数“贤哲”的文化之外，不得已将影响多数的“英雄”的武化，作为人间现实而引入议论中来，在精神和历史相分裂的状况下，暂时中断了《管窥》的写作。
终于，周作人将“考虑了很久”才写出的《管窥》四中所得出的结论，归结为以抬神舆壮丁的“神人和融”为象征的日本人的宗教性格上。虽然他未必是第一个将抬神舆当作日本性格象征的中国人，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答案，而在于这种结论的选择本身。这是因为，这种性格是作为与中国人完全相反的东西被指出来的。而且，周作人就此便“关上了日本研究的小店”。三年后，他应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委托，将《管窥》之二的衣食住和《管窥》之四的后半部合在一起，写成《日本之再认识》（《知堂乙酉文编》）一文，其中重复了过去的结论，说自己的“日本研究”只注意日本的亚洲共性是错误的，寻求这种“固有精神”时，共性中的异质性才是问题之关键所在。这里也并不是没有反语的味道，但以宗教为结论，而说宗教正巧是自己最棘手的对象，只好放弃，最终陷入与军国主义狂热民族的“协力”，这种经历是不是更具反讽意味呢以“东洋人的悲哀”呼应“大东亚共荣圈”的滑稽，充斥在周作人“协力”的言辞中。这些与许多“协力”的中国人的内心是相通的。谷崎润一郎对于作为“协力”者来日时，报纸等将他奉为壮士般吹嘘的行为不屑一顾，而是提出质疑即“一位如此爱国之人，今日却留在北京与日方合作并担任重要职务，不明白他究竟是基于怎样的思考”接着就其“对于日本的不平和希望”、“对于我们民族短处”的“嘲讽式的观察”加以揣摩甚至有所期待（《冷静与幽闲……周作人氏印象》）。然而假如他二十年来的这些“不平与希望”都能得以妥善处理的话，事态也不至于发展到“协力”的地步。
周作人援引柳田国男的《祭礼与世间》，着眼于宗教的狂热而得出的结论，表明了他对于中日民族相互理解的悲观态度，同时也似乎为他带来了某种满足感。虽然口口声声说什么宗教请原谅啦不懂啦等等，如果由此可以找到解决难题的突破口，是否就等于确认了可以总括文艺与强力、或精神与历史的两极文化的某个阶层。而且这也是处于他最初以来一直怀有浓厚兴趣的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的延长线上。关于民俗即人事的自然面，周作人可以用非常轻松的笔调谈论日本。即便在写完《管窥》投笔之后，仍然以诸如《关于祭礼》的形式发表自己的对日观点，或对周作人的“日本研究”依旧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不仅限于民俗，在文抄公式的随笔和见闻回忆中渗透着自己的感想与批评。这是他后期最有力的文章作法。其中即使不再取日本问题的论述形式，但不少文章的题材取自有关日本的人、书籍及风俗等。此时周作人笔下的日本，通过渊博的趣味和读书，业已被纳入他的生活日用中。任教育督办期间，他在北京的宅邸里，建造了正式的日式书斋姑且不论，即便晚年，在写给香港友人的信中，可以读到他经常订购关于日本的童谣、古川柳、新兴宗教的书籍及咸海带、咸鱼肉、云丹、速食酱汤的内容，其感可谓深矣。
解放后，周作人在介绍世界古典文学的运动中担当重要角色，完成了希腊古典、《古事记》、《日本狂言选》（《狂言十番》1926年增订本）、《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枕草子》等的翻译。与战败后的日本之间，虽然已不再有那种被催促发表自己立论的紧张关系，但在周作人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中，关于《管窥》之四，他这样叙述道“……日本的国民性是宗教的，其行动往往感情超过理性，近于风狂”。信中还可以看见“这正是其失败之原因，失败后还不思改悔（这是因为要搞恶作剧之故）”的语句。写信日期乃是日本强行批准改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那一年(1960)1月30日。
译后附记本文是木山英雄1973年3月为《日本谈义集》（周作人著木山英雄编译 平凡社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一书所写的后记。《日本谈义集》收录了木山先生编译的数十篇周作人有关日本文化的著述。“后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了周作人的一生，第二部分讲述了周作人敌伪时的“协力”情况，第三部分较详尽地介绍了周作人与日本之关联。根据作者意见，选择其中的第三部分译出，译文经原作者审阅过。木山先生认为自己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第三节中，其余是针对日本人写的，对中国人来说乃是“常识”，故这里没有译出。
原载：《鲁迅研究》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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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论坛·思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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