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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在我国所遭遇的特殊语境
  作者:方李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8-07-24 | 点击数:3404
 

  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们远未走出贫困,他们的想法是和当年的鲁迅一样,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一切阻碍生存发展的传统文化都要被抛弃。

   “非物质文化遗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从英语国家翻译过来的外来语。如果我们将它放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来理解,就会发现这一名词虽然很新鲜,但其内容并不新鲜,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和时期,其表达的术语及语境不一样而已。今天我们称其为“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久前还被称为“落后文化”、“旧的传统”、“保守势力”,甚至“封建迷信”等等。尽管今天有这种概念的人越来越少,但在思想上有这种残留的人还不少,以至于民间宗教到现在还是一个禁区,“非遗”的立法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在1958年的《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里,北京市政府计划:“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坚决打破旧城市的限制和束缚,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拆掉城墙后,滨河修筑第二环路。”为什么要拆故宫?因为在那个时候,故宫仅仅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不但没用,而且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妨碍了人们的“思想改造”。

  而鲁迅曾在1925年写过一篇文章说:“目下的当务之急,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温饱,三是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说:“当时我读这段话时很激动,可是现在一想,鲁迅先生当年要踏倒的一切,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今天要保护的。”“三坟五典”是古代的遗书,很多古籍散失了但是以口头的方式留存,在今天看来就是“非遗”。“百宋千元”指清代两个著名的藏书楼。一个因有100部宋版书而著称,另一个因有1000部元版书而著称。“百宋千元”这些典籍虽然不是“非遗”保护的对象,但是中国传统典籍里所包含的思想,包括造纸、雕版印刷术,甚至书籍的装帧装订都是“非遗”。“河图”是传说中黄河里龙马托出来的一幅图,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中国易学、天文学或阴阳学的始祖。“金人玉佛”是优秀的宗教工艺品。而“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珍贵的中医药财富,更应该保护起来。

  为什么在上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大本营”的故宫在今天却成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而鲁迅先生在1925年认为要踏倒在地的落后文化,在今天却成了要保护的“非遗”?这就是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所遭遇的特殊语境,而且这一语境到现在并未完全改变。尤其是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人们远未走出贫困,他们的想法是和当年的鲁迅一样,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一切阻碍生存发展的传统文化都要被抛弃。因此,中国遗产保护的实践和欧洲以及日本、韩国有区别;即使在中国,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包括地区领导及学者也各有各的理解。

  在一般人的眼里,“遗产”是前人的遗留物,是过去的,在当代已不再发挥效用的,至少不再完全发挥效用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与旧的文明制度、旧的社会生活相匹配。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工业文明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是比农业文明更先进更发达的文明;而现在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文明,又是比工业文明更先进和更发达的社会形态。一个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在世界上是没有话语权的,也是没有竞争力的,因此努力发展工业文明,摆脱落后的农业文明就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全面实现自己的文化转型。我们目前要保护的文化遗产,就是农业文明中的器物、技术和精神的文化体系。它们是落后的、束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绳索,是应该抛弃的文化。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是一个大国、强国,但由于其进入工业文明较晚,在上世纪初,竟然成为了一个弱者,饱受凌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中国人对农业文明的一切都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对于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要急于摆脱和打倒,从中突围而到达一个新的时代。于是,由“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后来的“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除旧立新”等成了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强音。即使到现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因此,虽然我们也加入了轰轰烈烈的“非遗”保护行列,但始终对于传统民间宗教的认识还打不开缺口。而且中国的“非遗”保护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表面的热闹,或为了政绩,或为了学术研究,或为了经济开发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并没有像韩国和日本一样成为一种全民族的自觉认识,并将其提高到在保护的基础上,重建本民族的新文化的高度来理解。

  此外,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对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上的不平衡。在大城市中一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很高;但在偏远的山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是离他们的生活太远。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生存,如何摆脱饥饿与贫穷,如何像发达地区的人们那样过上现代化的生活。他们一心想着的是如何摆脱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效用的传统文化,尽早融入到更先进的文化中。有这样想法的不仅是普通的民众,也包括当地的领导干部。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思考:生存权与话语权孰重孰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经济的发展怎样才能同时兼顾?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7-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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