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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遗产到学科未来：从顾颉刚妙峰山田野调查百年纪念谈
作者简介：康丽，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秘书长。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非遗名词审定委员会理论分委员会主任、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中国民俗学会评审专家组成员（2015-2017），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履约专家组成员（2016-2021），2020年入选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主要从事民间叙事、民俗学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性别研究。
我们齐聚一堂，共同纪念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百年历程。回顾这百年时光，田野调查作为民俗学发端时进行“眼光向下”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平民文化的觉醒与传承，也深刻改变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尽管在谈及顾颉刚先生以及妙峰山田野调查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时，我并非最为合适的发言人，但作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者，仍然期望能就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看待并继承好顾颉刚先生那个时代所创造的学术遗产，发表一些见解。
谈及遗产概念，大多数人会陷入“文化遗留物”式的认知困局，将其简单等同于历史，认为遗产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已无生命力的文化碎片。然而，我更信服著名文化遗产研究者大卫·罗文塔尔的观点，即“遗产根本不是历史；虽然它借鉴了历史研究，并使其活跃起来，但遗产是对过去的颂扬，而非探究，它不是为了揭示实际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了适应今天的目的而对过去的一种信仰。”倘若从这一视角出发，重新考量民俗学百年田野调查所留下的学术遗产，我们应当审慎思考一系列的关键问题：在当代社会中，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眼光向下”的知识革命是否应当有新的转变？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共同体又该如何为适应当代学术需求进行好田野方法的可持续建设？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1925年的妙峰山之行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委托调查，更像是知识分子为解史述之困而走向民众生活的“田野朝圣”。这种渗透着史学基底的田野之行，是致力于推动文化革新的实践，同西方学术传统中作为方法的田野作业并不完全相同。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我们能看到田野作业方法的演变与民族志诉求的发展：从摩尔根的实地调查到马凌诺夫斯基科学主义模式的田野作业，从马库斯与克里福德对写文化的反思和对实验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提倡，再到玛乔丽·肖斯塔克、露丝·贝哈等人充满后现代反思意味的自反性民族志的出现。上述诸多理念的更迭与路径的应用，都在20世纪中国学界的内化过程中留有印记，也推动了当代民俗学研究中“语境范式”与“生活转向”的发生。他山之石确可攻玉，但如果考量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那么我们需要在妙峰山田野调查百年纪念的今天反思一下：从前辈眼光向下的“田野朝圣”开始，历经多年国际学术交流与学界内化生产之后，中国民俗学的田野研究、有关田野方法与方法论的建设，向前走了多远？未来要走向哪里？这是一个宏大且复杂的学术论题，却也是紧密关联着我们如何理解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核心命题。因此，这一论题应当深度渗透所有与田野调查相关的学术思考与实践之中。
比如，田野过程中关于主客体关系的重新理解。百年前的学者走出书斋，用平实的眼光去观察、记录和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这种“眼光向下”的学术转向，不仅是对传统学术精英主义的挑战，更是对平民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肯定。然而，受限于那个时代的认知，妙峰山的田野调查仍带有鲜明的客位视角。随着时代变迁与学术范式的演进，中国民俗学在学科建设中愈发凸显对民众主体性的关注。“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初心，更是推动学科建设的关键目标。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明确主位研究转向乃至倡导合作研究的必要性愈发凸显——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局外人”的观察与记录，而是力求成为田野实践的合作者与生活文化生态的建设者，在互动中理解文化、在共情中诠释传统。因此，在我看来，当我们回溯百年前的平民文化革命时，更应意识到田野调查中的“眼光”需要从单向度的“向下凝视”转向“平等对话”。就像赵旭东在《在一起：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视野》中所倡议的那样，“要从原来西方将文化的发展引到一个尽头的状况中拉回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之上该如何发展……文化转型体现在各种形式的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与文化的支配上。其后果是在于我们的心不在一起，或者我们的情感不在一起，我们的学术不在一起。与一种分离技术相背离，切实需要告别反思、拒绝批评与消解权力，由此而达致真正的和而不同的在一起。”民俗学的田野实践需要从“到民间去”的学术运动升华为“在民间”的共情研究。
再比如，对具体方法的进一步建设与创新上，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将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供养，在经历内化生产后回馈给供给学科。这种知识互动不仅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更要求研究者具备“学术转译”的能力——将“拿来”的理论工具转化为民俗学特有的分析框架，同时将民俗学田野中的发现提炼为具有普适性的学术命题。西方学界在这百年间推动了田野“作业”向“研究”的转换。这意味着，田野调查不再仅仅是资料的收集过程，更是问题的发现、分析与解决过程。作为研究范式的田野，被视为一个动态的研究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调整研究视角、深化研究问题、创新研究方法，从而形成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研究成果的过程。在这种转换中，中国民俗学界也相继提出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田野的“五个在场”、家乡民俗学、民间文学志等一系列具有本土特色的田野理念或方法。这些自主理念与方法的建构，既规避了简单移植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也避免了学术研究的孤岛化倾向，其学理价值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然而，我们也需清醒认识到，上述理念与方法的提出尚未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方法论体系，当前中国民俗学本土田野方法论的建设仍面临理论化与系统化的双重挑战。
学术的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完善总是在查缺补漏中慢慢完成的。就田野调查而言，中国民俗学界仍面临一项亟待深化的任务，即田野伦理的体系化探讨。前文提及，当代民俗学的田野研究追求的是“在场性共情”与“主体间性的视野”。这就要求研究者平衡对民众生活世界的沉浸与学术反思的自觉。在此背景下，田野伦理研究的建构就成为学科方法论体系中的重要命题，而目前学界对这一论题的讨论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框架。从既有研究来看，中国民俗学界对田野伦理的关注相对零散。2015年，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曾举办过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来论辩民俗学田野调查的伦理原则。在研讨会成果《“田野调查伦理原则”笔谈》中，巴莫曲布嫫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对民俗学伦理实践重要性的阐释，陈泳超提出的“无害性”作为田野伦理的底线原则，施爱东对田野关系中研究者弱势地位的反思等，都曾经引起过学界关注。刁统菊与王尧对女性调查者田野困境的呈现，也曾引起过学界从性别视角对田野伦理的重新审视。这些讨论虽深具启发性，但相对于当代田野实践的复杂性而言，尚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事实上，我们当下面临的是越来越复杂的文化实践，而中国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需要在理论层面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伦理规范体系，才能回应好跨文化、跨媒介实践带来的新挑战。比如，研究者面对田野过程中的伦理危机时应该如何决策，使用田野技术时应当如何遵循向善原则，在虚拟民族志过程中如何界定数字伦理的边界，等等。
从1925年到2025年，田野调查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百年历程见证了民俗学从“眼光向下”，到“眼光平视”，再到“在一起”的转变。在当代民俗学的发展中，我们应当持续推动田野调查方法与方法论的建设，让“到民间去”的田野调查走向“与民众共情”的田野研究，并在融会多学科方法的过程中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继承由先贤所赠予的学术遗产，并将之用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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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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