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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故事：增强国家认同的核心文化资源
源于民众生产生活的民间故事，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是增强国家认同的核心文化资源。其独特之处在于，民间故事能通过通俗易懂而又高度共享的叙事资源，将抽象的国家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文化符号，构建起超越血缘和地域的文化共同体，从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故事推动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叙事力量
人类是唯一能够通过叙事来建构意义世界的物种。故事的产生，标志着人类从动物到人的本质性转变，成为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作为“人类交流的基本形式”，故事不仅承担着信息传递或娱乐消遣的功用，更是作为社会群体整合的重要媒介。
首先，在最基础的个体认知层面，故事是人类用以理解经验世界的核心思维模式。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提出人类有两种主要的思维模式：范式思维（paradigmatic thought）和叙事思维（narrative thought）。相比于追求逻辑一致性的范式思维，人类更依赖叙事思维来理解充满意图、行动和偶然性的生活世界。将经验组织成具有开端、发展和结局的故事，是人类理解经验、构建现实感和意义的主要方式。这种认知倾向具有深刻的神经科学基础。讲故事的时候，讲述者与听众的大脑会趋于同步，即“神经耦合”（neural coupling）或“大脑间同步”（brain-to-brain synchrony）。这种大脑间的同步化不仅促进了有效沟通，更在生理层面建立了共享经验和社会联系的基础。
在此认知基础上，故事通过在群体内的传播与共享，成为促进大规模社会合作和组织建立的重要基础。正如《人类简史》所揭示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物种，建立起城市和帝国，关键在于我们具备了相信和传播故事的独特能力，这些共同的故事使得素不相识的个体能够基于相同的信念体系进行共同合作。而这种基于故事的合作机制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正是因为故事承载着深层的文化意义建构功能。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言，文化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而故事正是构建这张网络的核心元素。当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个体间反复传述时，它不仅传递着具体的情节内容，更重要的是在群体成员之间建立起共同的意义框架和价值坐标。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故事构造出一个象征意义体系，成为一种“凝聚性结构”，从而创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另外，故事具有贴近生活、易于传播的特点，使其能够有效跨越阶层、地域与族群的壁垒，成为连接个体、群体与社会的文化纽带，为意义共享和共同合作提供了社会基础。
当这种文化凝聚力与社会动员相结合时，故事便展现出强大的共同体建构功能。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民间故事的一项功能属性：“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土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这种从个体慰藉上升到集体认同，从日常娱乐转化为政治动员的转化，深刻揭示了民间故事作为社会整合工具的深层机制。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将个体的情感体验升华为对国家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从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社会基础。
民间故事的强大整合功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达到顶峰。以芬兰民族国家构建为例，芬兰长期处于瑞典和俄罗斯两大文明之间，缺乏独立的政治史与统一国家建制。身为医生与语言学家的埃里亚斯·隆洛特（Elias Lönnrot）深入芬兰东部，系统性地采集和记录了在民间流传的口头诗歌，并对这些碎片化的诗歌进行筛选、编辑、排序乃至再创作，最终在1835年编织出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随后，芬兰的知识精英有意识地利用《卡勒瓦拉》成功唤醒了民族意识、塑造了统一的文化身份，为1917年芬兰独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当然，故事的文化建构力量不仅在民族国家形成期发挥作用，更在危机时刻展现特殊的凝聚功能。柯文（Paul A.Cohen）以塞尔维亚（科索沃战役神话）、以色列（马萨达神话）、中国（越王勾践传说）、法国（圣女贞德传说）、苏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故事）和英国（国王亨利五世故事）六个国家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严重危机为例，探讨历史故事如何与当下事件产生共鸣，进而达到团结人心、恢复元气的目的。上述案例均证明了民间故事具有超越政治制度的深层整合能力。相比于其他整合方式，这种基于“记忆、价值观、象征、神话和传统”建构的文化共同体更为“持久稳定和紧固”，正在于故事能够以情感感染和文化渗透的方式，将政治理念内化为民众的精神自觉，从而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
总而言之，故事的力量并非单向输出，而是构建了一个从个体到集体、从微观到宏观的循环体系。它始于个体的叙事认知能力，进而在社会层面构建起文化认同的“意义之网”，最终在宏大叙事中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在此过程中，又会反过来重新影响和塑造个体与群体的认同。正是通过这种多层次的、循环式的运作机制，故事成为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基础机制。
（二）民间故事促进欧美民族国家构建的西方经验
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诞生于近代欧洲，标志着人类政治组织形式的一次重要变革。从中世纪松散的封建体系和跨国的宗教共同体，到以主权、领土和国民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这一转变不仅需要政治制度的变革，更需要文化认同的重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民间故事的收集、改造和传播，成为西方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文化力量。
在此方面，德国的经验最具代表性。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德意志地区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是民族意识却空前高涨。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浪漫主义思想为理论源泉，格林兄弟开始了他们的童话搜集与整理工作。他们的动机远不止于记录民间故事，更深层的是通过民间故事来追溯德意志历史传统、发掘民族精神、统一语言文化和塑造共同价值观，从而为德意志各邦国提供了一套共享的文化传统。正如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所指出的那样，格林兄弟并非被动的记录者，而是积极的“故事裁缝”。他们对搜集来的故事进行了有意识地筛选、改写乃至“净化”，使其更符合19世纪德国市民阶层的道德观与新教伦理。他们将这些故事锻造成构建民族精神的文化工具。最终，由格林兄弟编撰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Kinder–und Hausmärchen）超越了一般的文学作品，成为德意志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文化工程，其影响力渗透了学校、家庭等社会各个层面。这对于打破地域隔阂，塑造超越邦国的文化共同体，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相比于德国“自下而上”的整合路径，法国则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整合方式，也就是民间故事被国家权力筛选、改造并走向制度化，进而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法国大革命之后，新生的共和国面临将传统王朝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公民”的艰巨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圣女贞德的传说被不断地重新阐释和利用。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的研究表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面对普法战争失败和民族复兴的渴望，贞德被官方确立为国家的圣徒与爱国主义的终极象征，其形象被广泛纳入国民教育、公共仪式和纪念建筑之中。通过反复强调她出身农民、身负神圣使命、抵抗外来侵略者的事迹，贞德的传说为法兰西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强大的历史叙事与情感动员的范本。
进入20世纪以后，民间故事在国家认同构建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以美国为例，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缺乏欧洲那样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同质的族群基础，但它成功地创造了独特的“边疆神话”（Frontier Myth）体系，其核心叙事——白人拓殖者通过在边疆地带与“野蛮”的印第安人进行暴力冲突，从而实现个人与国家的“重生”——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和“天定命运”观念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工业将这些民间故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全球化传播。这些影视作品，不仅强化了美国国内的文化认同，更向世界投射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形象。可以说，“边疆神话”成为理解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叙事符号。
（三）民间故事推动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道路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内外危机，不仅是军事与政治层面的挑战，更是一场波及文化根基合法性的危机。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天下秩序开始瓦解，近代中国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这迫使一代知识分子必须为其寻找新的认同基石与凝聚力量。在中国传统学术对民俗事象的重视，以及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传入的双重影响下，长期被精英阶层忽视的民间叙事传统，被重新发现并赋予了全新的时代意义。
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学科化开端。这不仅是一次学术建制的创新，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实践。顾颉刚、周作人等学者发起的歌谣运动，其核心动力在于他们认为在这些来自民众日常生活的民间故事中，蕴藏了中华民族最本真的、最纯粹的情感、智慧与精神气质。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提炼出足以代表全体国民的精神特质，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能够弥合地域、阶层与族群差异的现代民族文化共同体。因此，我国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深层关怀是通过重新诠释民间故事来建构适应现代需要的民族认同。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带有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那么其后这两个学科的实践则与中国革命的进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完成了又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向。自20世纪40年代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文艺运动中，民间故事被赋予了崭新的“人民性”，成为“人民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文艺”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民间故事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眼中民族精神的载体，更被视为反映劳动人民立场的宝贵财富。通过对传统故事的筛选、改造和新故事的创编，民间文学成为进行革命动员、普及社会主义思想、塑造新人形象的重要工具，并深度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文化建设事业。
正是在这种对民间故事进行创造转化的宏大背景下，一系列具体的文化符号被重新塑造出来，成为凝聚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象征。龙的现代转型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在传统文化中，龙是天子与皇权的专属象征，与普通民众存在着天然的阶级与心理区隔。然而，在近代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下，以闻一多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创造性地提出了“龙图腾”理论，将龙视为由多部落图腾融合而成的文化符号，并赋予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身份标志的现代意义。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借助于流行音乐的传播，“龙的传人”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成为增强中华儿女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象征符号。
如果说龙这一文化符号的现代转型解决了中华民族在文化象征层面的凝聚力问题，那么对黄帝神话的系统性建构，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历史根基与血脉根源。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黄帝虽早已是华夏文明的人文先祖，对中国“大一统”历史起到了关键性支撑作用。但是，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黄帝被提升为凝聚整个中华民族、超越地域与族群的“共同始祖”符号。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是这一文化建构的高潮。两党跨越党派纷争，共祭文化始祖的举动，向全国人民宣示了团结抗战的决心，也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直到现在，黄帝神话仍然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文化符号。每年隆重举行的黄帝祭典活动，正是这种中华文化认同实践的延续与制度化体现。
总之，中西方经验都充分证明了民间故事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有效填补了硬性政治制度无法触及的心理和情感空间，并通过文化浸润的方式，将分散的个体凝聚为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文化共同体，从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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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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