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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故事中国”：从学术理念到实践路径
“故事中国”理念的提出，不仅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文化解释，更为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与文化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方向。但是，要将“故事中国”这一理论构想转化为文化实践，就必须首先奠定其作为方法的学理根基，并深刻把握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属性。唯有在坚实的学理和明确的价值立场之上，才能系统地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框架，让民间故事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资源。
（一）学理根基：作为方法的“故事中国”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民间故事不只是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文学资源，而是一种动态生成、持续更新的认知装置，在不断地讲述、传播和再创造中持续表述和构建“中国”。因此，我们应该将民间故事从研究对象提升为认识主体，从文化现象升华为理论视角。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故事中国”作为一种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方法，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本土化的理论资源。
第一，作为方法的“故事中国”有助于超越传统基于西方历史脉络的民族国家模式，转而从中华文明传统中寻找理解“中国”的思想资源。西方民族国家的主流理论建立在单一民族、语言、文化的假设之上，强调通过同质化来实现国家整合。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逻辑，它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了深层的共同认同。民间故事作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文化形式，蕴含着这种独特的文明经验。通过民间故事所展现的文化整合机制，我们能够发现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智慧，理解多元文化如何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共同的价值基础。这种“由内而外”的解读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质，更能为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第二，作为方法的“故事中国”有助于超越民族国家研究传统的“自上而下”视角，转向“自下而上”地考察广大人民群众如何认知、理解和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的国家认同研究往往聚焦于政治精英的理念设计和制度安排，忽视了普通民众的文化实践，而民间故事恰恰提供了一个观察民众如何理解“中国”的独特窗口。通过分析民间故事的生成、传播、接受和再创造过程，我们能够看到文化认同不是外部灌输的结果，而是在民众的日常文化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通过世代相传的故事讲述不断得到确认和强化。
第三，作为方法的“故事中国”有助于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研究中的静态视角，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动态生成与发展过程。传统研究往往将“中国”视为一个既定的政治单位，对其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关注不足。但是，以上论述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凝固的实体，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持续发展的稳定共同体。民间故事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使其在保持核心价值稳定的同时，还能够不断吸纳新的时代内容。在此过程中，民间故事与“中国”观念之间形成了相互塑造的关系，故事在阐释和再现“中国”的同时，也随着“中国”内涵的丰富而不断更新它的叙述话语和策略。通过追踪这种双向互动的历史轨迹，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推动民间故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
总而言之，作为方法的“故事中国”这一研究理念，希望能够将“由内而外”的文化解读、“自下而上”的民众视角、动态生成的过程分析结合起来，提供一个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框架。它既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超越，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一次尝试。这种方法不仅具有学术创新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提醒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要将“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实践贯通起来。因为宏大的国家观念，只有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才能转化为有血有肉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故事中国”的价值，正是为我们观察和理解这一认同的内化过程提供了核心视角。
（二）根本属性：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实践
“故事中国”的本质属性，深切地根植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这一根本属性的确立，既源于对民间故事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首先，“故事中国”研究理念的提出，是对人民主体性的学术确认。相比于“何以中国”的研究取向，“故事中国”将研究重心从精英文化转向民间文化，从上层建筑转向民间实践，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经验，这种学术转向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文化创造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充分肯定。民间故事并非由少数文化精英所生产、设计和强加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口耳相传和集体创造而形成的智慧结晶。它们源于人民群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真切感悟，是对历史事件、民族交往、价值观念的生动叙述和深刻阐释。因此，“故事中国”首先指向的是人民的故事，是人民自己讲述和塑造关于自身、关于社会、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文化叙事。
其次，“故事中国”研究理念致力于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历史性转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民间故事的当代价值。人民群众对民间故事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和道德说教，而是转向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以及更能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价值表达。近年来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就是民间故事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绝佳案例。这些影片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除了在视觉呈现、音效配乐、角色设计、故事编排等技术层面表现出色外，关键在于通过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深度嵌入，构建出具有强烈共鸣性的民族情感叙事模式。这些影片实现了传统文化内核与当代审美范式的完美融合，这不仅为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文化享受，深刻回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而且为不同背景的观众提供了共通的文化体验平台与情感认同纽带。通过这种共享的审美体验和情感共鸣，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文化自信也得到进一步增强。因此，“故事中国”研究理念并不仅是要保护与传承民间故事资源，更在于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通过创新性的表达方式，使民间故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实现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
最后，“故事中国”研究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判断文化价值的根本标准，在于其是否为人民所喜爱、所需要、所认同。民间故事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它始终贴近人民的生产生活和情感世界，真实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故事中国”理念强调，对民间故事的研究和阐释不能囿于纯粹的学术标准或精英审美，而必须深入民众的生活世界，去倾听和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只有真正做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才能准确把握民间故事研究生命力的核心，并有效发挥其在当代社会的积极作用。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既体现了对人民文化主体地位的充分尊重，也是“故事中国”保持正确方向的根本遵循。
因此，“故事中国”不仅是一个学术理念，更是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民族文化领域的生动体现。它提醒我们，民间故事作为人民创造并服务于人民的文化资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根基。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故事中国”才能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精神纽带，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和不竭的精神动力。
（三）实践路径：以“故事中国”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
“故事中国”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并非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而是要转换成应用成果。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民间故事的挖掘、整理、研究与传播，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从如下维度入手，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
第一，深化资源建设与学理支撑，筑牢“故事中国”的文化根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间故事收集整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时30年、于2009年完成的《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撰工程，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2017年，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启动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编撰出版工程，目前还在进行中。这些重大文化工程的先后实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笔者认为，在这些工程的基础上，新时代的“故事中国”实践需要在两个层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资源建设层面，应统筹搜集与运用两方面工作。我们要持续推进民间故事资料搜集、整理和发掘工作，尤其是要重点关注那些与民族团结相关的口头资源及其文化实践。同时，也要推动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和开放共享，建设国家级的中华民族故事数字化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存储、管理、分析与展示，让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用起来。在学术研究层面，要深化民间故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理研究。这项工作应加强基础性文本研究，系统探究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视野拓展至跨区域、多民族的共享叙事研究，以揭示其背后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同时，必须聚焦于民间故事的活态传承特点，考察其在当代社会的表达方式与现实作用。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相结合，才能深入分析民间故事的传承机制和动态演化，阐明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作用机制，并揭示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民间故事中的具体呈现，为“故事中国”的实践转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
第二，推动创意转化与多元传播，激活“故事中国”的时代生命力。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积极探索民间故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首先，要鼓励文学、艺术、戏剧、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深入挖掘民间故事的丰富资源，从中汲取创作元素和灵感源泉。在传承民间故事核心精神的基础上，运用符合当代审美趋向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创作出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作品，从而增强民间故事的文化感染力，扩展其受众群体规模。其次，要推动“故事+”的跨界融合发展模式，将其与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文创产业等相结合，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文化产品。最后，在传播方面要适应当下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短视频、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平台，制作出适合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精品，不断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和文化感召力。
第三，强化教育融入与社会培育，厚植“故事中国”的文化土壤。“故事中国”的传承与发展，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教育工程，因此需要教育体系与社会力量的双重支撑，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培育体系。一方面，应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各民族优秀故事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编写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教材读本，开发多样化的教学资源，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途径，从小培养青少年的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另一方面，要推动民间故事融入更广阔的社会场域，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等基层宣传文化平台作用，依托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常态化开展民间故事讲述、主题展览、专题讲座、阅读推广等文化活动，使民间故事成为公共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进而在全社会营造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脉的文化氛围。
第四，健全人才培养与机制保障，夯实“故事中国”的事业基石。“故事中国”的实践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文化工程，离不开专业人才队伍和制度保障机制的支撑。在人才培养方面，要加强高等院校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传播学、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学科建设，重点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夯实“故事中国”实践的学科基础。同时，要高度重视和扶持基层民间故事传承人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资助政策和激励机制，确保民间故事传承人才队伍后继有人、传承活动持续开展。在机制保障方面，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的设计，实现“上”“下”联动的战略布局。在国家层面，需将“故事中国”实践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强国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为其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在地方层面，应鼓励各地挖掘自身独特的民间故事资源，将其与旅游开发、文创商品和实体商业等结合，使之成为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引擎。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互动机制，确保“故事中国”能够扎根发展，并能行稳致远。
第五，拓展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提升“故事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在全球化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仅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现实需要。因此，我们要精心选择那些既承载中华文化独特智慧、又具有跨文化感染力的中国故事，做好高质量的多语种翻译和跨文化改编。同时，要充分利用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国际主流媒体和全球性网络平台，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采取贴近当地民众的传播方式。通过生动的故事叙述，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文明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制度优势的理解。另外，我们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积极与世界各国的故事传统进行对话。在此过程中，既要展现文化自信，又要保持开放包容，在平等互动中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和时代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力量。
总之，“故事中国”研究不仅是一项学术探索，更是关乎国家文化战略实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工程。将“故事中国”从学术理念转化为实践路径，推动民间故事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通过这一实践，民间故事不再仅仅是过去的文化遗产，而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五、结语
“故事中国”的研究，实质上是对民间故事如何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次理论探索。本文尝试在既往以宏观结构、历史进程和精英思想为主导的“何以中国”研究基础上，将分析视角延伸至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层面，探讨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史诗、神话、故事、传说等叙事形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的能动作用。通过对认知、情感、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多重维度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民间故事不仅是表现和呈现“中国”的文化载体，更是主动构建和塑造“中国”认同的实践机制。它们将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文化体验，构成了连接个体与集体、精英与民众、历史与现实的有效中介，在这一过程中持续地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尝试提出“故事中国”这一研究理念，旨在为相关学术研究和民族工作提供一些可能的思路。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故事中国”研究理念的提出，并非意在否定或取代既有以经典文化为主导的“何以中国”研究取向。恰恰相反，我们将这两种研究视为硬币的两面，它们相互补充、相互阐发，共同构成了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幅复杂而完整的图景。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民间实践、上层理念的设计与基层生活的真实呈现，二者缺一不可。另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并非完全隔绝的二元状态，通过长期的礼俗互动实践，许多精英文化的核心内容已经内化到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并有机融入了民间故事之中。因此，“故事中国”本身就包含众多经过民间转化的经典文化内容，它们在民众的口耳相传和集体记忆中获得鲜活的生命力，成为沟通社会各层面的文化桥梁，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因此，理解“故事中国”，就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最鲜活、最深厚、最丰富的文化根基之所在。通过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和重新讲述民间故事，我们不仅能深化民间故事与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认识，更能为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通过不断讲述、传承和创新这些民间故事，我们正在参与一个持续的文化建构过程，塑造着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及国际形象，这才是“故事中国”研究与实践的深远意义所在。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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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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