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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全观诗学”立场观照口头文学的内部规律
以全观诗学立场观照口头文学内部各文类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每一个文类的特有品质以及整个口头文学的一般属性。口头文学内部诸文类是各自独立的，各有其社会文化功能、应用场景及形式特征，如神话、传说和故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们之间又彼此配合、互为条件，所以需要用全观立场来考察。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口头文学发展出了不同的文类，以顺应各种社会需要，从而形成口头文学的整体图式。一个“前文字社会”（pre-literacy society）的口头文学，通常有神话、传说、故事、叙事诗/史诗、抒情诗、歌谣、谚语、谜语等或长或短的语词艺术文类。这就像一个自组织系统，其中多个文类既各司其职，又彼此联系，还往往以谱系化的方式彼此交接。某些要素根据需要获得新生，另一些不再被需要的则被丢弃。一些古老的样式式微，新生的样式勃兴，生生不息。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文类分布进行比较，就会对口头文类的谱系性存在的情况有更直观的认识。例如从“信实性”的角度观察，从“真实”的一端向“虚构”的一端分布着不同的文类。按照巴斯科姆的总结，对于传统社区成员而言，神话和传说一般是“真实”的，而民间故事则是“虚构”的。大多数社会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三个文类，但有些文化稍有不同：“约鲁巴人故事有两类：民间故事（alo）和神话传说（itan）。”类似的分类情形在美洲印第安人传统中也能够大量观察到。这说明，在“实”和“虚”的两端之间以谱系渐变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形式，至于这些形式为两类、三类还是更多，都是基于社会需要而逐渐形成的。不仅在不同文类之间形成谱系关系，在同一个文类之内，也有类似的谱系。以史诗而论，其内容有的偏重于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也有的偏于虚构，如蒙古卫拉特史诗《江格尔》。或者换一种说法，在一个史诗传统中，也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史诗偏于神话，神圣性和仪式性突出；有的史诗偏于故事，世俗性和娱乐性鲜明。关于文类之间的互补关系，纳吉（Gregory Nagy）曾引述斯拉特金（Laura Slatkin）的一段颇为到位的论述：文类存在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它们在传递一个连贯一致的意识形态或在关于世界的信仰体系方面具有互补作用。文类之间彼此区别的关键点在于它们的互补性。具体文类存在于整体中，服务于整体。所以，对特定文类的理解和阐释，如果脱离了由不同文类构成的整体作为理解框架，就难以准确定位某个具体的文类，难以在比较中凸显其特征和规律。可见，以全观的立场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口头文学的“口承”（orality）与“书写”（literacy）应基于全观立场进行阐释。口头文学当然是口头性的。不过，假如没有伴随书写技术发展起来的书面文学，就没有所谓的口头文学，有的只是“文学”。随着人类对口头与书写技术认识的深化，对口头文学的研究愈发离不开书面文学的对照。就是说没有对“书写性”的深入理解，就没有对口头性的深刻把握。在书写技术开始使用的时期，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并行和交织的，即所谓“言文虬结”。在随后的岁月中，无论书写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音声”的特质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文学，而总是顽强地通过书写符号来引发读者通过默读理解意义。当然，文字也可以发挥特别的作用，例如直接模仿声音，制造特别的意义和效果。“声音图画的效果也可能用特定的发音的堆集来产生。例如通过硬音和紧缩的辅音据说就可以重现一切暴风雨，一切战斗的声音……卡蒙恩斯通过o同u的声音的堆集，特别是ond 和und的声音描绘出重浊的海洋的怒吼。”不止于此，文字一经出现，就会产生诸多新的花样，如汉字中的藏头诗和藏尾诗、回文诗等，都是书写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像是智力游戏，但的确是只有依赖书写文化才能存在。最极端的例子是，赵元任仅用“shi”一个音的同音异形字组成一篇有百余字的短文《施氏食狮史》。这几个事例都是书写技术发展后所特有的现象，也是只能在书写文化中才存在。
洛德说：“口头史诗是口头表演的，的确是这样，可是任何别的诗也可以口头表演。重要的不是口头表演，而是口头表演中的创作。”只有将口头性结合媒介性、现场性、交流性和过程性，并将文学创编和接受统一纳入考虑，才可能比较完整地理解口头性问题。在口头文学的创编中，尤其是大型文类的创编中，声音范型（sound-pattern）在引导创编的过程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这一论断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关于口头创编的思维机制（如航柯的“大脑文本”）和受众的“前理解结构”（如弗里的“整数接受”）的讨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口头文学的运作机制，有重大意义。从书写的文学与口头的文学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考察，应当说，书写的文学常常是从誊录口头文学开始的。“荷马史诗”的写定过程，《诗经》的编订过程，《摩诃婆罗多》的口传系统和文字传本系统的长期并行发展，清代以来《格斯尔》的刊刻本、手抄本和口传本之间的虬结关系，都为言文关系提供了值得深思的材料。总而言之，口头语言只能活在交流中，所谓“书写的遗骸”（written remains）以无生命的文字将有生命的口语“杀死”，使之成为“化石”（弗里语），这让原本可能在风中消散无闻的音声符号变成可视符号（化石）而不朽。萌蘖自口头传统的书写，注定不可能离开口头传统这个母体，事实上书写也从来没有反噬其母体。那些被化石化了的口头文学，凭借进入了书写的世界并被阅读，也就获得了如航柯所说的“第二次生命”。
口头性与书写性的关系，也就是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其理论精华就是口头诗学与书面诗学的问题。将两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厘清了，其各自的特质也就能得到更清晰的呈现。从文学的全局意义上看，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是对立统一的。以语言作为媒介，艺术地把握和反映生活这一点而言，两者是统一的；就其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差异而言，它们又是对立的。再者，语言拥有难以计数的差异，而文字则倾向于差异整合。非物质形态的语言和物质形态的文字的关系，标准语和方言及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折射了一个社会中各种关系的整体图景。
结语
这里所提出的全观诗学，就是同时将行动主体、历史进程、精神风貌、文化生态、艺术嬗变、实践操演等彼此相关的层面和维度都纳入考量的方法。全观诗学的理论构架，从抽象层面说，是试图描摹口头文学内部诸文类在形式和功能方面既各司其职、又彼此配合的谱系性关系。在上一个层级，也就是整个文学阵营中，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而强调其“互为补角”、互为存在条件的关系。再上一级，将语言艺术（聚焦口头文学）与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建筑等）、表演艺术（音乐、舞蹈、曲艺等）、综合艺术（电影、歌剧等）视为一个整体，进而透过纷繁的样式，看到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同构性和统领作用。本文虽然聚焦口头文学，但强调需要在人类诗性智慧的整体图景中理解、定位和阐释语词艺术创造的规律。体系性搭建全观诗学的努力正在进行，这里只是提出一个框架，深入阐释还有待来日。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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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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