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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南民族神话调查研究的意义及反思
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在学理上对当时的西南民族神话搜集与研究做进一步探讨。
（一）西南民族的可见化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史志以“夷夏之辨”为依据书写边疆民族，使得西南民族往往处于边缘地位，极易被主流文化忽视或压制。现代知识分子走出“天下”，重新建构新型的民族关系，这也深刻影响到他们对相关民族神话的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神话调查与研究是一场用现代学术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重新表述西南地方的实践。正如论者指出，包括民族调查在内的一系列知识分类，可以被运用到国家的想象、创造和治理中。[46]民族调查往往将神话等地方性知识转化成各种可被了解和掌握的数据和现代学科知识。学者们通过人类学、民俗学等现代学科的知识生产，将神话从超自然的口头叙事转化为对象化的、易于掌握的民族志资料，并纳入现代学科格局中，通过民族志的书写，将西南民族的神话从污名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将看似荒诞的口头叙事呈现为基于特定民族文化语境而存在的文化现象。调查研究者尽最大努力来揭示民族文化的真实性与整体性，如马学良对彝族神话和仪式的调查、袁家骅对彝族神话史诗《阿细人的歌》的记录等，都尽量展现出民族的真实文化。这些现代学科的知识生产大大增加了西南民族和当地文化在国家主流叙事中的可见性。
随着西南各民族神话的浮现，现代神话学翻开了关注多民族活态神话的新一页。而随着现代民族学和神话学逐渐成熟，西南各民族从旧时的“蛮夷”逐渐走向民族大舞台的中心，成为可被见到的民族一员。
相比于传统的史志书写，当时的神话调查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表达等方面有很大改进，不仅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化，承担起呈现民族历史、考察当下民族生活的重任，也达成了文化层面的整合，为现代新型的民族关系建构提供了助力，也为跨民族的文化理解和边疆治理开辟了新的路径。当时的神话调查与研究赋予西南民族群体更多的话语权，起到了重新分配文化权力的作用。如在调查中学者往往需要和地方精英展开合作。诸如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中的石启贵，庄学本西康彝族调查中的岭光电，李霖灿纳西族调查中的和才等，他们在此后也走上了学术研究或地方治理，乃至于国家事务管理的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工作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借西南民族重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
基于浪漫主义的思潮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需求，研究者对西南民族神话展开进一步的阐释和利用。在深入西南民众过程中，学者通过对彝、瑶、苗、傈僳、壮等民族神话的研究，发现西南各民族神话中普遍存在同样的祖先神，以及创世、洪水、婚配等主题，揭示了各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共同性。通过建构“‘共同起源’历史记忆以追溯人们的共同血缘起始，来仿真并唤起族群成员们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47]，将各民族的族群关系“自然化”为一种血缘关系，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概念，利用神话初步构建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对话，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叙事。
经过文化重构，西南民族与现代中国形成了一种同构的文化形象，它们都饱经强势文化压迫和遮蔽，但又充满生命力。可见这一时期的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并不停留于对地方文化进行客观的挖掘和整理，更通过将地方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探索和确认。
在这一过程中，神话等民间文化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生成中，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成机制，即在研究边缘民族/地方的文化时，既用科学方法审视之，又用时代精神润溉之，既将其呈现为可被现代知识所描述的对象化客体，又注重对其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异质性的精神内涵的挖掘，并将其转化成为民族主体文化的一部分。
（三）调查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地方性知识”依托于特定的生成情境，与现代世界的普遍性知识有很大的不同，要理解这些知识，就要将相关的知识放回到文化持有者的社区中，从地方民众的内部视角，去理解、解释当地文化是如何在社区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中产生和发挥作用的。[48]毋庸讳言，当时的研究是一种初始性的尝试，学者尽管高度强调理解异文化之必要性，但在研究中往往不脱“客位”（etic）视角。他们对西南民族神话的认知是基于现代西方神话学、民族学的框架产生的，往往依靠在本土文化中寻找西方神话的对应物来建构学科知识。而研究也与民族国家建构的使命紧密相关，故研究更注重民族间文化的相似性与联系性，这些因素使他们的理解难免有缺乏地方文化拥有者“主位”（emic）视角、忽视本土资源丰富内涵，以及“忽略了在一社会中文化的多元、动态与主体性，也忽略了个人生活实践中的文化与整体社会文化两者间的差异与关联”[49]的缺陷。
以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为例，该文以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的文化区（culture area）理论为分析方法，结合汉族典籍记载与苗族的还傩愿仪式，推断世界性的兄妹婚神话源于中国西南，伏羲女娲二神源于苗族。文化区理论更注重文化间的相似性，但当其面对鲜活复杂的文化现象时，就难免出现问题。还傩愿是汉巫系统的民间仪式，是相当晚近才传入苗疆的，其中涉及的与汉文化相似的因素恰恰很有可能是晚近才从汉文化中流传过去的。正如学者指出，“我们不仅不能使用还傩愿为证据来论证伏羲女娲源于苗族，而且还傩愿仪式所祭祀的傩公傩母原本是否是洪水神话中的婚配的兄妹也值得怀疑。”[50]另外，尽管学者在整体上扭转了对西南民族的污名化传统，但旧模式仍有较大惯性，从前引文字看，即便是对西南民族神话礼赞有加的闻一多，拨开浪漫化修辞的表层，内里仍不免有对“他者”的“原始”与“猎奇”的想象。
显然，选定哪些地方性知识可以进入学术视野，进而被解释和传播，这一问题涉及权力、身份和话语权的分配等诸多话题。诸如西方神话学的强势概念对学者视野的规约、科学话语对民族文化价值判断的影响、现代学科对民间知识多样性呈现的框定等，均对西南民族神话的调查与研究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需要我们从反思现代性的视角展开重审。
六 结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西南地区神话的调查和研究，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不仅是一个文化整合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政治权力、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的复杂现象，为我们展示出西南民族神话在进入国家文化格局后可以产生的积极意义。这场由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学术实践，不仅开了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系统化采集的先河，更在方法论层面构建起科学分析与价值阐释的双重取向。学者通过深入的田野和科学性的研究与表述，将原本遍布于祭祀仪式、生产生活、口传叙事中的超自然知识，转化为具备现代学术规范的民族志文本，既为边疆治理提供了文化认知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发掘出具有族群共性的叙事原型。然而，这种现代性表述始终存在着结构性张力。受科学话语影响，学者难免会将活态的神话简化为可供提取的文化标本，致使调查与研究未能系统勾勒出地方知识和实践的情境性和动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深描”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以“只能解释现代百年中国民族主义文化进程的标准”[51]，来框定中国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传统和实践的问题。
这段历史经验一方面证明了西南民族神话等地方性知识通过创造性转化可以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提示着任何文化整合都需要在“他者凝视”与“自我言说”之间保持张力。如何建立双向互动的知识生产机制，在强调地方性知识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外价值”时，又能注重其在社区文化中的“内价值”[52]和当地人“主位”的表述权利，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
按，祝鹏程，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曲艺学、故事学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原文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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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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