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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薇]怒族神歌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
  作者:刘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28 | 点击数:1155
 

   摘要:通过分析怒族神歌中所蕴含的历史记忆现象,试图说明怒族神歌不仅表现出与怒族族源的历史记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神歌中的叙述内容与怒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构成了生活常态的一部分。可以认为怒族神歌把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领域的历史融合为一体,通过深入挖掘神歌中的宝贵记忆,对于认识和传承怒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怒族神歌;民族迁徙;文化积淀;历史记忆



       怒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怒族因其分布地域不同而使用怒苏、阿怒、阿侬、若柔四种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怒族先民生活的怒江两岸都是高山深谷、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民间信仰中的万物有灵观,有山神、岩神、崖神、树神等数十种。在民众的生活中无论是祈福还是禳灾,作为祭词的神歌都成为了人神之间的沟通媒介。神歌是怒江地区福贡县怒苏语里玉古苏(祭师)在祭祀时所唱念的祭词,怒族先民企图通过吟唱神歌来获得神灵的庇佑和消灾除祸。神歌内容非常丰富,可以分为对自然神的祭词和鬼魂的祭词两大类。神歌中对自然神有“如密期”节日上对山神、岩神的祈求,“年节”祝词中对天神、地神庇佑的答谢和祈求,其中神歌中歌颂山神和猎神的内容所体现的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价值尤其突出。相对于给人们带来福祉的神灵而言,带来灾难的鬼魂也不能怠慢,神歌中的祭词有对其讨好的也有对其恐吓的,如《克神祭词》《祭克鬼》《祭厄运鬼》《祭夜鬼》等。
       学者们前期对怒族神歌的研究,多集中探讨其生态意蕴、人与自然的和谐、神歌中的民间信仰等,但对怒族神歌中包含着重要的民族迁徙历史记忆、狩猎时代和农业时代的历史状况未给足够的关注。对于神歌中所包含的文学艺术、信仰观念、历史文化的关系和深层内涵未做深入思考,大多从单一研究领域孤立地看待神歌,割裂了神歌内涵的系统性和丰富性。因此,对于怒族神歌这部叙事诗,值得运用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的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系统地分析神歌的内容。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个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的一部分,而我们与这个群体曾经拥有过某种关系。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而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记忆只是在那些唤起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这里所提到的个人记忆是在群体性思想的基础上构建的一个记忆系统,需要借助历史记忆为基础,也就是社会的公共历史记忆。怒族神歌保留了怒族集体的公共历史记忆的特点,在民族迁徙和历史文化积淀方面体现尤为明显。

       1.怒族神歌中民族迁徙的历史记忆
       从怒族传承历史的具体载体来看,怒族历史在史籍中记载不多。“怒江”之名始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元代史籍记载,“潞江,俗称怒江,出潞蛮”。这蔑称的“潞蛮”,明清史籍称“怒人”“怒子”“庐鹿部”。怒族先民可能在唐代时就居住于怒江流域。综观贡山、福贡两县的怒族,其语言、族源传说及习俗差异较大,也许与祖先迁入怒江流域的时间先后不一定有关。明清以前,有关怒族的记载大多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加之怒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怒族的历史特别是明清以前的历史,主要通过代代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来传承,怒族传承历史的“模糊性”为怒族神歌与历史的相互建构留下了空间。
       贡山怒族《创世传说》讲到,洪水过后兄妹成婚,生下的9男9女分别相配后都到外地居住,只有兄妹两人留在怒江边上开荒种地,成为今天的怒族。宋末元初人编撰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提到的唐代博南、兰州一带被称“庐鹿部”部族,博兰,即今天的大理永平县,兰州为现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县,两县毗邻。这一带极有可能是怒族支系“怒苏”先民,福贡县怒族的神话传说中也曾提到祖先迁徙史与以上地区有关,怒族迁徙的历史记忆在一些口头文学中得到保存。在传统的史学观看来,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大多体现的是二元对立性。随着多学科视野的引入,“神话”蕴含的理性逻辑逐渐得到认识,“神话”与“历史”得以汇合交织。以神歌为载体的历史传承模式,以及与历史相互建构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怒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神歌的民族迁徙历史记忆在前人的研究中关注不多,这可能与神歌中民族迁徙的历史记忆没有集中大篇幅展现有关。如果能够对怒族神歌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就不难在神歌中发掘出怒族先民迁徙的原由、路线、生活状态和历史记忆功能等重要内容。


       (一)民族迁徙的原因
       自然灾害因素是民族迁徙的主要原因。怒族先民把创世界的记忆蕴藏在《瘟神歌》中。神歌中描述到,人们早期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这里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天上出现九颗太阳,地上出现了七颗月亮;天上烈焰熊熊,地上浓烟滚滚;太阳晒死万物,月亮烧焦大地……”后来,地上的伟人和勇士一起合力用弩和箭射下了八颗太阳和六颗月亮,第一次迁徙反映出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勇敢和智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瘟神歌》与汉民族的“后羿射日”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反映了远古时期经历过的旱灾。自然灾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迫使族群去寻找更适宜生活的居住地。但神歌中看似寻常的九太阳和七月亮,却在怒族民众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如,在福贡的老姆登村,从新年第一天到第七天,家务全由家中的男人完成,这七天是妇女的休息日,直到第九天,男人才可以不插手家务事,可以看出“男九女七”的惯俗。怒族花挎包是民族服饰中重要的标志,男人背的包横幅为9条,妇女的多为7条。这些在怒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看似神秘的“九、七”数字,反映了神歌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迹。神歌中为了战胜旱灾,驽和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生活中“弩”也是怒族男子随身携带的防身和获取猎物的武器,怒驽由弩弓、弩柄、弩背、弩弦、弩箭构成。神歌中的驽和箭反映出怒族先民早期使用工具情况和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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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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