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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丽]实践困境、国际经验与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
——关于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作者:康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1-20 | 点击数:2726
 

摘要: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出台与推行,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表现在《公约》缔约国数量的增加与各国相关实践的深入,也展现在《公约》及其相关国际文书中所强调的多边对话、相互尊重、以社区为中心等一系列由理念构成的工作原则在各缔约国保护实践中的逐步内化。只是在内化过程中,上述国际理念与缔约国复杂的文化事实磋磨出各种“水土不服”的现象。检省这些现象所展露的困境与经验,探讨其背后的新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动哲学,有助于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模式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让上述理念不至变为囿束,转而成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多边原则


  无论是基于学术思辨,还是工作目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进行检省,都是极为必要的。如果将这种检省纳入到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就意味着我们要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可参照范例的寻找与实践困境的反思上。因此,本文开篇要做的便是米尔斯式的讨论,即从一个从业者对苏州缂丝传统的保护实践开始,渐入到对“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这个与社会结构转型、文化传承历史等宏大话题相关的讨论中。

一、民俗精英的传统化实践与新文化保守主义

  苏州缂丝在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项目全称为“苏州缂丝织造技艺”。2009年9月,它与杭罗、绫绢、丝绵、蜀锦、宋锦等织造技艺及轧蚕花、扫蚕花地等丝绸生产习俗,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项目的组成部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与苏州缂丝的初遇,是在2018年为了解苏州非遗保护状况进行的一次调研活动中。那次田野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不只是缂丝技艺本身的精巧复杂,还有一位缂丝文化从业精英——苏州“祯彩堂”缂丝技艺馆创办者陈文的身影。严格来讲,工艺美术设计专业出身的陈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缂丝工匠。她的身上复合了缂丝设计师、技艺推广者、文创生产者等多重角色。这种角色复叠在非遗保护实践群体中并不鲜见,但陈文是少数在谈及技艺传承时,会从宏观视角讨论传承群体(行业)发展方向、坦言政策支撑重要性的实践者。她说:“我们现在能很好地养活自己,而且略有盈余。我们需要更普惠的政策帮我们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这种有着宏观关注的理性表达,让我看到了陈文身上清醒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意识的传达,经常会出现在她的个人叙述中。

  在民俗学的研究中,自觉意识的形成与表达往往会成为研究者界分对象群体的内部结构的一个重要依据。陈泳超就曾提出民俗精英的概念,借以明晰文化群体的异质构成。在陈泳超的研究中,民俗精英是指“对某项特定的民俗具有明显话语权和支配力,并且实际引领着该项民俗的整合与变异走向的个人及其组合”。自喻为画师与工匠桥梁的陈文,在其关于缂丝传统的保护实践中,充分展示了她作为民俗精英的引领作用:目前在苏州从事缂丝行业的织工不足300人,而其中将近四分之一的从业者来自“祯彩堂”的团队。除了协助博物馆修复馆藏缂丝作品外,占据了陈文缂丝实践半壁江山的是,推出以缂丝工艺制造的系列艺术品与日用品。在访谈中,陈文这样解释她的实践初衷:

  今天,如果一味地重复“金地牡丹”这种远离日常生活的传统表现形式,那么作品受到冷遇,就不是作品的过错,而是做的人没有用好的方式展示给看的人接受。现在做的人那么少,有什么理由浪费织工的有限精力,做一些解释得不好的作品呢?我希望呈现的不是产品,而是一种文化,一种与众不同的心情。

  正因如此,陈文在宣告她的传承信心时,显得十分坦然。她说:“其实我们都在坚持信念,尽管当下各种的难,但是会坚持。”也正因为如此,让我确定了她在缂丝文化保护实践中的精英身份。

  作为民俗精英,陈文在叙述中反复强调的,不仅有传承缂丝文化的情怀,还有对从业者与缂丝传统获益双赢的期待。作为研究者,从陈文的叙事中,我能看到她为维系缂丝技艺传统与当代生活之间有效链接所做的努力。这种通过将“传统”价值符号赋予新兴事物使之传统化,进而“在当前话语与过去话语之间创建有效链接”的手段与过程,民俗学将其称为传统化实践。在传统化实践中,隐藏着实践者这样的认知前提,即传统是一个具有文化连续性的可阐释的话语创造,其边界会因为主体的多元实践而保持开放的特质。仅就苏州缂丝的个案而言,我认为陈文得以完成其推动苏州缂丝项目的在地赋权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便是典型的传统化实践。然而,陈文传统化实践的风生水起,并不能阻止来自学界保守派的质疑。

  在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与近期的乡村振兴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立场的论争,即是要固守文化传统、坚持其对社会秩序的权威生产,还是要承认并遵循文化传统有着因袭于过往、创造于当下的过程性特质?显然,陈文的实践沿袭的是后一种立场。如果从行动哲学的视角来解析上述两种立场的根本差异,就会发现,这种论争反映的是现当代社会思潮中,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传统/现代的框架中对待传统的迥异态度:前者坚持“借助传统文化中某种‘神圣'的、‘绝对'的或者‘权威'的东西来维持社会秩序”,而后者则完全背道而驰地主张要消解神圣、颠覆秩序。在与现代主义思潮相互抵牾时,文化保守主义备受诟病的是,它在坚守某种文化传统的自然法则特性的同时,“不愿意对自己所坚持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

  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形势“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冲突明显让位于经济竞争和文化抗衡,传统的两极化格局被多极化取代”的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日渐生变。虽然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判断的层面上,仍然与现代主义相对峙,但是在行动立场上,以往固守权威的原则逐渐转变为倾向和平对话与合作的和合原则。为了与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相区分,学界将这种推崇价值理性、提倡人文精神、趋向多元包容的思潮,称为新文化保守主义。显然,新文化保守主义坚持回归的传统,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强调的那种具有绝对权威、且不做变更的传统。因为,当它在旗帜鲜明地强调“倡和主合”原则时,已经表明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拥趸者们坦然接受了文化传统的开放性与多元化。这种立场的渐变,恰恰与前文提及的传统化实践的认知前提相契合。这样,纠葛许久的两派之争也就有了被调和的余地。寻求这种调和,在微观层面上,能为在非遗保护实践中进行着传统化实践的陈文们,提供应对质疑的学理支撑;在宏观层面上,也能为实现非遗保护在地赋权与多边协作的目的提供行动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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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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