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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学教育的矛盾。以跨文化对话网站所储存的《跨文化对话》杂志数据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学者控制主流话语，发展中国家中大都处在被主流的话语圈中。从1998—2010年的12年数据看，法国学术论文数量占71.83%，中国、美国、德国和瑞士的学术论文数量占28.17%。如图1所示。
图1《跨文化对话》参与国家学者论文数据比较示意图(1998—2010年)
据对《跨文化对话》16年来作者的国籍统计，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学者都在参与，但数据相对不足，见图2。
资料显示，中国作者为344人次，占60%，这说明中国学者在跨文化框架下的多元文化理论建设中具有主动性，希望被外界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作者共231人次，占40%，当然这里也有跨语言、跨文本的翻译问题。不过比较主要的问题是，处于发声有利位置的中国学者，如何将中国辉煌的历史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丰厚成果，包括非遗研究，与海外广大同行进行有效的对话?如何将这些现代研究成果投入教育实践，转化为大学课程，激励各国年轻一代为延续人类优秀文明而携手奋斗?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而加强跨文化框架下的自觉多元文化教育才能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走向纵深。
图2《跨文化对话》16年作者国籍分布图(1998-2014年)
三、对20世纪大学分科教育与分割文化差异的矛盾的反思
今天的多元文化教育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推行的分科教育是一个挑战。在以往的分科教育体系中，分科过细，导致标准化的统一管理，结果使一些传统经典学问无法分类，被挤到了边缘，优秀反而变成了累赘。久而久之，传统的经典学问反而成了绝学，难以普及，其所承载的经典文化遗产成了束之高阁的绕梁绝唱、阳春白雪。另外，对自我文化的偏好也成为心态的负累。但要建设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就是要克服这种盲目的文化优越感，去除建立在这种心态上的学霸教育。如王邦维所说，很多民族曾“在心理和文化上都有一种优越感。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有过，在印度也有过，在其他文化中也有过。虽然这个世界在地理上并不存在一个中心，但古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有信仰的知识分子曾经很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甚至互相争辩。到了今天，即使所有的人都承认世界在地理上没有中心，但在跨文化的交往中，在不同族群之间，在交往的双方，无论“输出方”还是“输入方”，是不是依然隐隐约约能看到某种文化的优越感或者自负?不同的文化，是不是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长处存在，可不可以有优越感?在他人面前，自认为优越，是人性的一部分吗?这种优越感会影响到文化的交流吗?这些问题，似乎都值得讨论”。总之，我们要坚守自我，但不等于封闭自我；我们要自豪自我，但不等于称霸自我。
从跨文化网站的数据看，提出多元文化研究与教育，就不只是关心自我提出的问题，还要关心他者提出的问题，彼此交流、互动和互看，便会形成具有共识的多元文化研究问题。我们搜集到的共识问题有：世界汉学(第11期)、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第20期)、持续性发展模式———中国经验(第27期)、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18期)、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第27期)、文化传承与空间发展(第25期)、跨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讨论(第1期)、跨学科跨文化、欧亚关系再讨论(第19期)、海内外儒学研究(第22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第29期)等。见图3。
图3《跨文化对话》15年中热点栏目论文数据分布(1998—2013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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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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