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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 抢救文化命脉 探索科技数典
  作者:记者 王立元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5-08-13 | 点击数:975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向贵州当地老人了解苗族鼓藏节 (资料图)

  上世纪80年代,在编撰《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的工作中,专家搜集到当时的北京民歌尚有万余首,而如今,会唱一个叫卖调的人已经成为传承人。

  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戏曲,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尚有368种传统戏曲剧种,2013年已下降到286种,以一年超过一种的速度在消亡。现存剧种中,有74个剧种仅有一个职业剧团或民间班社,濒临消亡。

  “可能很多人会说,不看戏又如何?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但是就像北京的民歌、曲艺一样,如果一个城市的传统声音最终都消失了,那么它的文明如何延续和传承?”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说。

  中国的民族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活态文化基因的载体,而它正以一种可感知的速度急速消失。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才认识到传统文化、民间文艺的重要性,该到哪里去寻找?

  最基础:
  抢救的资源全部具有国家典籍性

  “一组文化符号,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消失,需要我们抢救性记录。其实很多典籍都是消失的历史,是文明得以延续、传承、复兴的命脉。”李松说。

  从3000多年前西周时期的采诗、采风制度,先秦时代文化典籍中的民俗及口头文学的记载起,见诸历代典籍中的民间文化记载,对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在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当数“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出版工作。

  在国家文化战略的支持下,在文化主管部门的精心组织下,张庚、吕冀、钟敬文、周巍峙、吴晓邦、贾芝、孙慎等一批文艺界专家学者和老领导于1979年陆续发起了各个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俗称“十大集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中,“十大集成”对民族民间文艺做了抢救性记录。

  “我们去很多音乐学院,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挂着的照片全部是巴赫、贝多芬等,没有一个中国音乐家。古琴申遗了,但又有多少人懂得古琴的核心内涵?如果中国的孩子全部去学小提琴,好吗?音乐生态里应该既有小提琴,又有古琴。”李松说。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工作是对民间文化进行抢救、记录、保存、研究、传播、利用。“我们抢救的资源全部具有国家典籍性。”李松说,比如民歌集成,是几千年来最大的民歌志。

  2009年,400册、4.5亿字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这套丛书被誉为“民族文化的大百科全书”。但丛书出版并不意味着民族民间文艺记录工作告一段落。

  《哈扎尔辞典》里有一种看法:“一个民族存在于自己的节日里。”2010年底,牵头编纂“文艺集成”的李松成为《中国节日志》项目的参与者,他又一次站在收集整理中国传统节日的前沿,到各地去发动、组织、研讨、讲座。2012年,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启动,计划完成100组史诗艺人的演述。

  “文化是靠积累的,全国很多文艺专家毕其一生都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就是为了将我国几千年来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的、流传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记录下来。”李松说。

  最艰苦:
  数十万文艺工作者常年行走于深山大川

  截至2014年12月底,《中国节日志》已立项项目提交文本总字数2535万字,图片6.58万张,录像资料4.018万分钟。截至2015年1月,《中国节日志》文本已出版21卷(24本)。

  这一项项庞杂浩大的文化工程背后是一位位文化工作者永不放弃的文化担当。“把所有地方志有关节日的内容摘出来,8位博士就用了1年半时间。做春节的项目组对北京春节的实地调查就做了4年,他们每年春节都是在北京的各郊区县度过的。”李松说。

  而耗时30年的“十大集成”,更是调动了全国数十万文艺工作者,将中国民间文艺的各个项目掰开、揉碎记录下来,成就了民族文化的“万里长城”。

  前几天,李松去到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考察《中国节日志》项目组的工作。“海拔2000多米的草原,中午温度达到30多度,到了晚上却下冰雹,专家们在草原上支一个帐篷,常年在那里做研究。”李松说。

  草原深处的蒙古舞、山沟沟里牛犁地、黄土坡上的二人台等都是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滴水,“十大集成”以及《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运用了大量的田野工作方式记录民间文化生活。

  他们的工作记录里记载了成百上千个这样的瞬间:2007年在云南棚租村拍摄花腰彝舞蹈,路上遇到公路塌方;2014年在中国最西端的牧村,海拔4200米,新疆卡拉提夏牧场拍摄《阿寅乐》……“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都能深入基层,能上炕头,能与老百姓同吃同住,认真倾听老百姓的心声。”李松说。

  艰苦的民间文化工作除了风餐露宿、长年在外,也需要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一位参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纂工作的专家这样写道:湖北鄂西土家族保存有汉代丧葬仪轨遗存的民歌套曲《绕棺游所》,我们作出了完整收集整理。《吴越春秋》中记载黄帝时代的《弹歌》,至今还在江苏一带农民口中流传,我们对此也认真地作了辑录。每一次审稿,提出更高的编纂要求,争取将缺憾降到最低。

  为了完成集成志书资料的普查搜集及编纂工作,有很多专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生命。《中国曲艺志·河北卷》主编李国春在采编工作中劳累过度,鼻子时常出血,经医院检查为鼻咽癌晚期,生命最多还有一年。李国春不但没有休息,反而安慰同事:“没关系,医生不是说还有一年的时间嘛,咱们拼命干,力争这一年把书稿编出来。”《中国戏曲志·陕西卷》终审时,年近八旬的省卷主编鱼讯患严重白内障,他硬是一手握着放大镜,一手捂着重病的左眼,用一只眼睛看完了800万字的手稿,撰写了万余字的审稿意见。

  30多年,多少高原草地、山川大河、偏僻村落留下了这些文艺工作者的足迹,多少年轻的学者在这项事业中熬白了头,他们的行动变成亿万个方块字铭刻在了历史长河中,记录下的文明进程,是传递给下一代人的养分。

  最尖端:
  科技助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目前拥有总容量270TB的数据库,入库数据包括神话故事传说44万篇、民间谚语45万个、歌谣15万首、戏曲曲艺节目等相关信息120万个。图片共计5.3万张,音频资料7000小时,视频资料20T。

  基于如此容量的数据库,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正在研发“讲述中国”发布平台,中国节日文化资源管理与发布服务应用,“中国记忆”文化资源数据库,“文化与旅游”发布平台。

  “去看‘十大集成’的人多是专业人士,范围有限,如何让更多的人分享文艺工作者们这么多年呕心沥血的成果,需要科技的转化。”李松说。

  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自本世纪初就已全面展开民族民间文化基础资源的数字化工作。“1998年,科技部有一笔物种保护专项资金,中心想申请做‘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基础资源数据库工程’,我们告诉科技部的专家,民间文化绝大部分的传承为口传心授,人在艺在,人去艺亡,一个民族失去一位民间艺人,相当于一座博物馆消失了,民族文化基因同样需要保护。在反复的沟通后,科技部给了200万元的资金支持。”李松说。随后,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在标准化体系、元数据体系、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数据库建设及相关关键技术研发等方面展开工作。

  目前中心建设的“中国记忆”文化资源数据库,研发已进入尾声,一旦完成,人们上网就可查询到传统民歌、传统器乐曲、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等的文字、音像、图片。

  “文化不能远离科技,除了信息化还有许多技术标准亟须建立。中国目前有传统乐器2000余件,但乐器制造和发展却没有科学体系。在现代音乐制作中,音乐编配用合声器,里面却没有中国音乐的标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被边缘化。”李松说,中心还在进行音视频文化资源载体修复、动态数字文化多维展示技术研究、声学鉴定、3D光效实验室等技术研究。

  “舞蹈动作怎么记录?看录像学舞蹈谁都学不会,我们利用运动捕捉技术及全方位、多角度的多维影像记录技术相结合,研究一种多模态的动态艺术记录手段。科技数典是在产学研的链条上推进一步,蒙古长调在大剧院演唱的效果总不如在草原上好,我们可以利用3D光效实验室,为大剧院的观众创造一个草原的真实环境,让大家身临其境。”李松说。

  在利用科技对文化创新性转化的过程中,李松深深感到,既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懂科技的人才非常缺乏。他希望中心的项目能够更好地拉动高校的科研需求,让产学研链条不断完善,让科技助力文化的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5-08-07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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