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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这一组对话的总题目叫做“他山之石”，意思是说外来的“他者”每每能提供最佳的参照和启发。您就是一位宝贵的“他者”，原因有二。一：您是来自纽约州的资深民俗学专家和学者，带来了几十年的学术和从业经验。二：您近年来多次来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及其他中国科研机构与中国同行交流探讨，对中国的民俗研究、实践很感兴趣，展示了左顾右盼的比较性思维。所以，我期待您这块“他山之石”能给中国同行带来另一层的参照和启发，即不仅让中国专家经您之口了解美国的业内情况，也能听到您对中国民俗保护及其研究的观感。所以，最后的问题是：您会把怎样的观感、启发、借鉴带回纽约呢?
答：我跟其他那些近年来逐渐熟悉中国民俗研究和公共民俗学的美国民俗学家一样，对中国民俗学的繁荣，以及它对公共实践愈发密切的介入，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的高校拥有比美国高校多得多的民俗学硕士和博士点。而且，中国学界里面民俗研究的机制化程度比美国要深。当今美国政府为公共民俗学以及其它艺术文化领域提供的资金正在缩减，而中国中央政府则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实质性的财政承诺。此外，中国民俗学家在公共政策上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力。据我理解，这表现在他们将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节日方面，以及在提高宗教习俗认可度方面。中国正在证明，政府能够在对民俗学的扶持以及将民俗纳入文化政策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多层级政府和多方位的非盈利组织都加入到保护民俗的行列里来，就让民俗机构及其民俗事业都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自主性。在政府扶持的重要性逐渐减少之时，美国民俗领域的非盈利组织迫切地寻求、运用更多的政府外资金，营造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公众介入。总之，关于政府主导式扶持的利与弊，以及非盈利组织在民俗保护与展示的角色方面，美国与中国都有可供相互借鉴之处。
在将民俗学事业的学术部分和公共部分融为一体方面，美国民俗学家已颇为成功。我感觉中国民俗学家也很重视这种融合。我发现中山大学有些硕士、博士生是专攻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这表明，公共民俗学正以中国的适当方式，被纳入硕士、博士培养。在过去，美国有些学术型民俗学家曾经质疑公共民俗学的价值及其合理性。现在，美国的民俗学研究与公共民俗学展开了一种生气勃勃的互利互惠关系，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巩固了整个学科。
我感觉中国民俗学与美国民俗学的经验主义特征都比较浓厚。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在田野工作和细部感性上的侧重，都无疑是我们学科的长处。然而过犹不及——重经验并不应该等同于轻理论。所以，我们也应该在民俗学理论方面不断打下深厚的基础，并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以避免固步自封。全球范围内的民俗学研究与很多其他学科相比，理论性都不是强项。这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潜在劣势，而且可能已经是导致独立的民俗研究学科在欧洲和许多国家走下坡路的原因。尽管中美两国的民俗学发展和经验很不相同，但毋庸置疑，民俗学在两国都已站稳脚跟。即便民俗研究在许多其他国家都在走下坡路，但在美国与中国这两大重要国家和经济巨头，民俗学仍活力不减。中美两国的重要性，以及中美民俗学科的长处，将我们推上了全球民俗学领袖的位子。因此，我们希望能通过成效的合作来推进民俗学的进展。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民俗研究和公共民俗学在印度这一幅员辽阔并急速发展着的国家也已经颇具规模。同时，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也继续呈现出重要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尽管欧洲曾经是民俗学的轴心，但是如今的形势使得我们瞻望：这一学科及其公共实践的未来，正在亚洲和北美日益成形。
（本文刊于《文化遗产》2012年第 四期，第110-115页；注释请参见纸质版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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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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