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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超]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理论及其生成语境
  作者:周启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9-27 | 点击数:4021
 


【内容提要】“发现了”巴赫金,也“发现了”“第二个索绪尔”的克里斯特瓦,以其“文本间性”理论超越结构主义,进而影响了巴尔特和“如是”派,但这只是史实的一个方面。换一个角度来看,“文本间性”理论则是高扬文本之“生产性”的克里斯特瓦与“如是”派那群先锋前卫知识分子思想互动的一个成果,是其“整体理论”的一种结晶,是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链上精彩的一环。

【关 键 词】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文本间性;后结构主义;当代外国文论


  在当代文论史上,茱莉亚·克里斯特瓦这一大名是与“文本间性”(一译“互文性”)这一理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如“文学性”当年之于罗曼·雅各布森,“文本间性”更是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的一个核心。要深入理解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的核心蕴涵,就要去了解“文本间性”这一概念的产生背景,或者说,去追溯这一命题的生成语境,就要将“文本间性”学说置于克里斯特瓦全部文本思想的孕生过程中,置于其“文本科学”的建构过程中。

  检阅茱莉亚·克里斯特瓦已经面世的著作,我们发现:这位法国学者相对集中地谈论“文本”的文字主要见之于她的两部著作:其一,由11篇论文构成的《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这是克里斯特瓦这位“异邦女子”以“新符号学家”身份在巴黎学术界亮相的“处女作”;其二,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小说文本》。具体说来,克里斯特瓦论“文本科学”的主要文章至少有:1967年发表的《巴赫金:词语、对话与小说》①,1968年发表的《文本的结构化问题》②,1969年发表的《文本与文本科学》《封闭的文本》《词语、对话与小说》《被称之为文本的生产性》《公式的产生》③,以及1970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小说文本》④的第5章《文本间性》。其中的两篇文章,即由介绍、解读巴赫金的理论而首次提出“文本间性”概念的文章《词语、对话与小说》,与不再涉及巴赫金而对“文本间性”理论进行独立建构的文章《封闭的文本》,尤其受到学界关注,早就被译成英文、俄文而广为流传,已成为法兰西文本理论乃至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中的经典名篇。

  1

  茱莉亚·克利斯特瓦的文本理论之最大建树当推“文本间性”(一译“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e)所涵盖的文学现象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但这个概念本身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如是”小组极具论战色彩的理论语境中诞生的,具体而言是在“如是”小组成员克里斯特瓦的一篇阐释巴赫金的论文中第一次提出的。[1]1

  秦海鹰博士立足于克里斯特瓦写于1967年至1970年间的论著,从她的第一部理论著作《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一书的主题目录中来解读“文本间性”的基本内涵:

  互文性:排挤互主体性;取自其他文本的陈述相互交错;先前的或同时期的陈述被转置到交流言语中;多声部文本;处在相互否定关系中的多重代码;对文本的抽取唤醒和摧毁先前的话语结构。(《符号学》第378页)

  我们从这个主题目录中可以归纳出克里斯特瓦赋予互文性概念的三个主要内容:文本的异质性(引文性)、社会性和互动性。其中第一点涉及互文性的基本表现形式,第二点涉及互文性理论对早期结构主义的超越,第三点涉及互文性的运作机制。[1]2

  应该说,“文本间性”理论的经纬已经被清晰地勾勒出来。我国学者对“文本间性”理论的梳理,已进入颇有深度的开采平台。

  那么,国外学者对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理论研究达到了什么水平?这里不妨征引一例。

  我们知道,文本间性(一译“互文性”,法文ERTEXTUALITE;英文INTERTEXTUALLITY;俄文ИНТЕРТЕКСТУАЛЬНОСТЬ),这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茱莉亚·克里斯特瓦于1967年引入的一个术语,它现在已成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分析中一个基本的术语,它不仅被作为文学文本的分析工具,或者是文学存在的特点的描述工具(尽管它最初正是在这个领域出现的),而且被用于已获得“后现代感”之名称的当代人的那种世界感与自我感的界说。楚尔加诺娃总结道:

  克里斯特瓦是在重新思考巴赫金的《话语艺术创作中的内容、材料、形式问题》(1924)一文的基础上,来建构自己的学说的。巴赫金在那里对文学存在的辩证法加以描述时指出,除了向艺术家提供的现实,艺术家还要与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的文学打交道,他与那些文学之间处于经常性的“对话”之中,这个对话被理解为作家同现有的那些文学形式之间的斗争。“对话”思想被克里斯特瓦纯粹形式主义地接受了,被视为绝对地局限于文学领域,文本之间的对话,也就是文本间性。克里斯特瓦这一术语的真正涵义,要置于雅克·德里达的符号学术语的语境之中才能弄清楚,后者力图剥夺符号的指涉功能(语言符号与现实或想象的事物的关系)。

  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影响下,人的意识被等同于文字书写的文本,文本被视之为仿佛是唯一多少可以信赖的对人的意识加以铭写刻录的方式。由此,一切——文学、文化、社会、历史、人本身——均被视之为文本。

  认为历史与社会乃是那种可以作为文本来“解读”的东西这一主张,导致了将人类文化看作整一的“互文本”来接受,而这一互文本则也似乎作为一种前文本——任何重新出现的文本的前文本——在起作用。……克里斯特瓦强调这一“游戏”的无意识性,捍卫文本的生产性——非人格化的“无个性的生产性”——这一主张是在提示,文本仿佛是绕过个体之有意识有意志的活动,自在自为地产生:“我们将发生于单一的文本内部的那种文本的相互交错,称之为文本间性。对于认知的主体,文本间性——乃是这样的概念:它将是文本解读历史并被写入历史的那种方式的一个标识”(克里斯特瓦:《诗歌语言的革命》,巴黎,1974,第443页)。结果是文本被赋予实际上自主自律的存在与“解读”历史的能力。

  文本间性学说紧密地相关于理论上的“主体之死”——由福柯引入的“主体之死”,与后来由巴尔特所宣布的“作者之死”(即作家之死),以及个体的文本之“死”——消融于或明显或隐在的征引之中的文本之死,而最终也就是读者之“死”……在阅读过程中,作者、文本与读者这三者全都化成一个场——“文字写作之游戏的无边无际的场”。

  罗兰·巴尔特对文本间性与“互文”这两个概念给出了经典性的表达:“每一文本都是互文文本;在该文本之中,其他文本——先前文化的文本与周围文化的文本——以或多或少可被辨认的形式而在种种不同的层面上出场:每一文本都是由一些旧的引文编织而成的新的织品。诸种文化代码、公式、韵律结构的,社会习语的片断,等等——它们全都被文本吞没,在文本中被移位,因为在文本之前与文本周围总是存在着语言。作为任何文本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性的条件,互文性不能被归结为源头与影响问题;它是那些其出身很少可以揭示出来的匿名的表达式之共同的场域,那些无意识的引文或自动的引文——没有带引号就给出的引文之共同的场域”(巴尔特:“文本”∥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第15卷,1973,第78页)。

  透过文本间性的棱镜,世界呈现为巨大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时候曾经已然被说过的,新的东西要有可能也是根据万花筒的原理:一定元素的混合提供出新的组合。对于巴尔特,任何一个文本——乃是一种独特的“回音室”(巴尔特:《文本的快乐》,1973,p.78)。

  这样,文本性与文本间性被理解成彼此相互决定的两个现象,这就会最终导致“文本”概念——作为被清晰地显示出来的自主自律的现实的文本概念——被消灭。

  可是,远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学学家在其著作中采用文本间性概念时都接受了对它如此扩展了的理解。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在其《隐迹稿本:二级文学》(1982)一书里先是提出文本互相作用的不同类型之五分法的分类:其一,文本间性,作为在一个文本里两个或更多的文本的“相随相伴”(引文、引用典故、抄袭等等);其二,副文本性,作为文本对其标题、跋、题词等等的关系;其三,元文本性,作为对自己的前文本的注解性的与常常是评论性的援引摘录;其四,超文本性,作为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嘲弄与讽拟;其五,原文本性,被理解为文本之体裁上的关联。之后,热拉尔·热奈特将文本间性的这些基本类别再分成无数的亚类,考察它们的互相关联,进而创建第一眼看上去是生动有力的但在分析实践中难以实现的结构。

  文本间性学说涉及非常广阔的问题域。一方面,它可以被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上自我反思的一个副产品。另一方面——它产生于那种对涵盖20世纪下半叶而得到广泛流行的艺术实践——不仅是文学而且也还有其他的艺术样式——之批评反思的进程之中。对于这一艺术流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者们而言,“征引型思维”乃是典型的。

  文本间性学说的意义,远远超出当代文化进程之纯理论反思的框架,因为它回答了20世纪世界文化深刻的需求——这一进程带有其对精神整合的明显的或不明显的向往。文本间性学说在艺术世界中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流行,对艺术实践本身,对当代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产生了影响,这是任何其他的范畴都望尘莫及的。[2]164—166

  对“文本间性”理论内涵这一番梳理,其思路是如此精细,对“文本间性”理论外延的这一番清理,其视界是如此开阔,自然不是一般的即时译述就能完成的,而是经年累月悉心探察的结晶。

  2

  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是在当代法国文论整体语境中孕生的,是后结构主义时代的产物。具体说来,这是克里斯特瓦置身于其中参与建构的“如是”(Tel Quel,一译“原样”)派理论建设活动的一种标志,是她与“如是”那群先锋前卫知识分子思想互动的一个成果,是“如是”“整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的“生产”,主要集中在1966—1970年间。梳理一下她的文本思想的轨迹,可以看出,这5年里每年都有一个年轮。每一个年轮的生长,都刻下了巴黎的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演变的印迹。且以她的“文本间性”理论为例。“文本间性”这一术语“诞生于”巴黎,诞生于1966年的巴黎。或者说,它是在那个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巴黎“应运而生”的。

  在当代文学思想史上,1966年的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那时,结构主义如日中天,但有些人正在削弱它的垄断地位——德里达、乔姆斯基和邦弗尼斯特都在向60年代前半期的结构主义的勃勃野心发起强劲的挑战。皮埃尔·马舍雷也在《文学生产理论》中将文学视为生产客体,向结构主义发起攻击。马舍雷考察了文学批评家的新身份:“批评家是分析者”。批评家角色不再仅仅限于恢复已经沉淀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而且要通过写作主动参与与建构新的世界。

  1966年,Tel Quel是当时最活跃和最具煽动性的团体。这个团体把克里斯特瓦置于巴黎知识分子“名人录”的核心。她认识了自己的同胞托多罗夫,成了邦弗尼斯特的朋友;在索莱尔斯的帮助下认识了拉康,并参加了他的研讨班。她同情法共。或者至少同情它周围的知识分子小圈子(《新批评》、《法国通讯》)。她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在几个月之后,成了结构主义的发言人,声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概括。那是符号——马克思——弗洛伊德思想的奇妙混合,体现了知识先锋派的欲望,即通过写作使世界革命化。[3]456—457

  1966年的兴奋很快感染了克里斯蒂娃,但她的外国人身份赋予她几分清醒,这使她很快看出了结构主义范式的两大令人困惑之处:历史与主体。在这方面,巴赫金对她特别有用。这一年,秋季开学,在雷恩街44号,在巴尔特开设的“历史话语研究”研讨班上,克里斯蒂娃以博士研究生身份作了一次发言,题目为“巴赫金与小说词语”。这是她到巴黎后的第一次发言,是这位“异国女子”给巴尔特乃至法国批评界带来理论震撼的精彩发言。次年,在这个发言的基础上,她发表长文“巴赫金,词语,对话,小说”。“文本间性”这一术语正是在这篇文章里首次现身。

  巴赫金认为,文学文本之间的对话是根本性的。因为受到了先前文本的渗透,文学文本参与了复调对话,这破除了原初结构的中心地位。因此,巴赫金拓宽了文学——批评的研究,把历史结构融入其中。很显然,他的研究方法一开始就与结构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克里斯蒂娃想给结构主义方法增加历史之维,超越文本的封闭性,以便使文学文本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她的介绍适逢其时。

  熟悉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了解其对话性的克里斯蒂娃,马上理解了结构主义的历史局限,她试图用巴赫金修正这些缺点,“赋予结构主义以活力。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她认为这是基础性的)可以用来处理主体问题(主体是结构主义压抑的第二个因素),可以更多地以邦弗尼斯特的方式,把它作为主体间性的一部分重新引入。但在1966年,事情还没有进展到这个地步,于是克里斯蒂娃回避了主体问题,而是运用了一个新概念,并很快大获全胜。这个概念便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e)”。“正是在那时候,我创造了一个称为文本间性的小玩意。”——克里斯蒂娃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说道。即使时至今日,在美国,克里斯蒂娃也常常被邀请以文本间性为题发表演讲,撰写论文,以进一步阐明、发展这个概念。[3]76—77

  克里斯特瓦对巴尔特和整个“如是”集团的影响,已经载入学术思想史。

  在提交给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1966—1967学年研讨班教学总结”中,巴尔特提到了由克里斯特瓦介绍的巴赫金的思想带来的启示:“一种真正的语言空间”不应该是“为真实逻辑服务的一种简单的线性话语,而是多样题材的并存(polygraphisme),其目的在于让各种写作和逻辑彼此对话”。[4]“1967年,巴特在接受雷蒙·贝卢尔访谈时说:我们可以谈论文学的文本间性,而不是主体间性。(《法国通讯》,1967年3月2日,第13页)这正是克里斯蒂娃的术语。”[3]79

  在这次访谈中,巴尔特回顾了克里斯特瓦对巴赫金思想的介绍对于自己的启发。巴尔特指出,那些分析让自己“隐约看到了将文学写作当作一种其他写作的对话、当作一种写作内部的各种写作之间的对话来进行分析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写作,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德、雨果的写作,在其词语的线性发展的表明之下,包含着反复、戏拟、别的写作的回声”,“如果文学是各种写作之间的对话,那么,很显然整个历史空间都重新回到了文学语言之中”。[4]

  巴尔特还在其他的很多场合谈及克里斯特瓦和互文性。1969年8月底,在塞伯罗尼别墅举办的“文学风格研讨会”上,巴尔特作了题为“文体及其意象”的发言。会上有代表要巴尔特对所谓“文体是一个不断征引的过程”(a citational process)做进一步说明。巴尔特说,“征引过程”也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传承过程。世界和文本均被看作无穷无尽的代码体系,其中任何一种代码始终和另一种代码相连。因此,当我们必须解释某个信息时,我们不得不转向另一代码,而这一代码又把我们引向另一代码,以此类推,至于无穷。巴尔特借这个机会介绍了茱莉娅·克里斯特瓦等“如是”派知识分子的互文性理论。[5]

  在《S/Z》中,巴特首先要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书写/阅读,据说它是文本间性这一概念的产物。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按其展开的方式考察其过程,用结构化取代结构,“发现克里斯蒂娃所谓的能产性(productivite)”。(巴特1970年5月20日在接受雷蒙·贝卢尔访谈时所言,入《语音的种子》(Le Grain de la voix),La Seuil,1981,p. 73)

  巴特正是以书写/阅读的展开方式(它是无限的和永远开放的)领悟这个生产视野的。巴尔扎克1830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萨拉辛》的文本及其在当代语境、语码中的融化,清晰地表达了巴特的下列欲望:寻求无限的书写,这种书写与寻找单一或多元成因系统毫无关系。因为正是这个系统导致了对文本的封闭解释,导致了对文本的确定阐释。

  巴尔特走向文本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克里斯特瓦娃1966年著作的重新定向。1973年7月初,克里斯特瓦进行国家博士论文答辩。听完她的答辩,巴尔特并不提问,却当堂朗诵一份感谢辞:“你多次帮助我转变,尤其是帮助我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为一种生产的符号学。”[6]198这就说明,德里达特别采纳了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这一概念:

  克里斯蒂娃以文本间性超越结构主义的闭关自守。不过她还是为涉及动态主体性的研究开辟了第二个新方向。动态主体性并非古典主体的主体性,而是拉康所理解的主体之主体性,即欲望主体的主体性。1966年,由于让·斯塔罗宾斯基发表了索绪尔著作的一些片断,克里斯蒂娃发现了所谓的第二个索绪尔,即痴迷于字谜(anagrammes)⑤的索绪尔。克里斯蒂娃立即看到了下列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其一是对处于索绪尔的外在文本之下的专名的探索;其二是拉康概括出来的分析方法。[3]85

  质言之,“发现了”巴赫金理论、“发现了”第二个索绪尔思想的克里斯特瓦,以其“文本间性”理论超越结构主义,而影响了罗兰·巴尔特,影响了“如是”派这批巴黎先锋前卫知识分子。

  然而,这只是互动的一个方面。换一个角度看,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乃是“如是”派及其“整体理论”的一种总结。被视为克里斯特瓦文本理论的那篇“核心文本”,在探讨“文本间性”时仅次于“词语、对话与小说”而经常被提及的另一篇文章,乃是“封闭的文本”(texte clos),其蓝本可能是“文本的结构化问题”。后者也是克里斯特瓦的一篇重要论文。1968年4月,在克吕尼修道院,克里斯特瓦在“语言学与文学”研讨会上宣读了“文本的结构化问题”这篇论文。该文刊发于Tel Quel杂志专号《整体理论》(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整体理论”是以主编菲利普·索莱尔斯为首的“如是”小组的一部集体论文集。

  “原样”集团的集体论文集《整体理论》收入福柯的《距离、面貌、起源》、巴尔特的《戏剧、诗、小说》、德里达的《延异》、索莱尔斯的《写作与革命》与《一个现代文本的语义层面》、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批判的科学和/或科学的批判》及《文本的结构化问题》,等等。还收入新小说派理论家和实践者让·里卡尔杜的一篇文章,里卡尔杜关注的依然是文本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里卡尔杜认为文学不可能提供社会的“替代物、图画”和“再现社会现实”,而“推出完全相反的内容体系和关系总和”。文学具有“生产”功能和批评功能。其发展方向有三:再现社会的幻想(巴尔扎克)、文学的自我表现(新小说派与现实“划下了一道鸿沟”)、反对表现(索莱尔、“原样”集团)。最后一种倾向“绝不拒绝语义,然而通过文字游戏逐字逐句持续不懈地予以评说,阻止语义掩盖使其形成的工作”。让-路易·鲍德里亚在同卷中总结了这种文本理论的最新动向(“文字、虚构、概念”)。文本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创作”,而是“广义文本”的个体表现形式。作者不再存在——对个体、人、主体的拒绝代表着自拉康到巴特再到福柯等一个时期当代思潮的主流,真实不再存在,表现也不再有什么必要。作为“对宗教意识的逆反”,文字只表现它自身,因为这些动向是“上帝已经死亡”(主体已经死亡)这一基本思想的延续;于是人们打碎了文本、结构、意义的藩篱。现代文本“不堪卒读”:巴特的理论在这里被引向极端。[7]250—251正如冯寿农所指出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团体‘原样派’的‘总体理论’归根结蒂一句话:重新提出文本与世界关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纠正了结构主义把文本与世界割裂开的错误。”[8]66“朱莉娅·克里斯特瓦的思考是《整体理论》这部书和这一流派的总结”[7]251。

  要言之,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时代思潮孕育出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克里斯特瓦以推重“生产性”高扬“文本间性”为核心命题的文本理论,是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链上精彩而引人驻足的一环,其价值还有待我们深入开采。

  注释:

  ①原载《批评》1967年第23期。

  ②原载《整体理论》,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年版。

  ③收入茱莉亚·克里斯特瓦《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巴黎瑟伊出版社1969年版。

  ④茱莉亚·克利斯特瓦《小说文本》,海牙穆通出版社1970年版。

  ⑤Anagrammes,一译“易位构词”,是西方人读报时的一种游戏,它要求读者更换单词中的字母顺序,形成具有新含义的另一个词。

  【参考文献】

  [1]秦海鹰.人与文,话语与文本——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联系与区别[M].欧美文学论丛第三辑:欧美文论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Е.А.楚尔加诺娃.20世纪西方文学学大百科[M].莫斯科:因特拉达(INTRADA)出版社,2004.

  [3]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下卷[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J].世界哲学,2004(1).

  [5]陈平.罗兰·巴特的絮语[J].国外文学,2001(1).

  [6]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M].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8]冯寿农.文本·语言·主题[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周启超,男,安徽无为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原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9月25日 08:1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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