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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六敦（汉译名斛律金），是生活在公元五世纪下半叶的敕勒（维吾尔）族人，是维吾尔族第一个诗歌翻译家。由他翻译并即兴演唱的《敕勒歌》，上千年以来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已成为千古名歌。《敕勒歌》不但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歌、民间文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研究文学翻译史、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阿六敦；敕勒歌；翻译家
一、引言（Söz Beshi）
《敕勒歌》的汉译者阿六敦，是古代敕勒人。敕勒部是现代维吾尔族的远古族源。
我国的维吾尔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光荣一员，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和祖国其他各民族一道对于创造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共同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反对外敌入侵和民族分裂，开拓沙漠绿洲、发展社会经济文化，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其他各民族的先进文化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友好相处，对中华文化的缔造和发展繁荣，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早就进行着伟大的翻译活动，这当然是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因为各民族、各种语言之间需要交流、沟通。因为不同民族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总得有人来“达其志、通其欲。此乃译者事也”［1］（P23）。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通尺”（tong chi）或译为“通讫”，以及“狄韪”（diwdi）、“诋诋”（didi）等专用名称，是北方草原上的突厥、回纥、鲜卑等的专司人员即翻译的名称。“西方曰狄韪，传言喻说”。古文“狄韪”（diwdi）、“诋诋”（didi）都是从敕勒（回纥）语“说”音借过来的突厥语词。由于翻译人员在“传言喻说”（翻译）的时侯，经常使用“诋诋”（didi，他说）一词，从而得名。这是古汉语从古突厥语中借来的词汇［2］。
维吾尔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家族中的突厥语族。早在秦汉时期，就活跃在我国北方广阔的草原上。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公元前三世纪末，有丁零部落，处在匈奴统治下。后来学术界均认为丁零就是维吾尔人主要的远古族源之一。到了公元四——七世纪，丁零（turik，tura）在汉文古籍中被称作“铁勒”（turik）（又为“狄历”、“赤勒”、“敕勒”，皆为“tura”即“丁零”的音变）［3］，也因其所乘之车高大，而近边塞的人又以意译称他们为高车。“丁零”演变成“铁勒”，从“铁勒”（turik）、“敕勒”变为“高车”（igiz qaklik yarya、qangqi），高车部又由“袁纥氏”（uyghur）、“狄氏”（turik）、“斛律氏”（külüg）、“解批氏”（käbük）、“护骨氏”（qughuz）、“异奇斤氏”（erkin）、等六部构成高车部落联盟。到了隋唐时期，“高车部”在史料中以“韦纥”、“袁纥”、“回纥”、“回鹘”（uyghur）等名称出现［4］（p24－25）。公元740，回鹘人在漠北建立了回鹘汗国（公元740——840年）。回鹘汗国与唐王朝长期友好相处，唐王朝与回鹘采取了“和亲”政策。唐朝前后有三位公主下嫁回鹘（维吾尔）可汗，她们是宁国公主（肃宗幼女，公元758年）、咸安公主（德宗女儿，公元788年）、太和公主（穆宗之妹，公元821年）。在漠北草原上存在了百年的回鹘汗国与唐朝的关系十分亲密，每次唐朝皇家公主下嫁回鹘可汗，公主都带去了大量的工匠艺人和随从人员，当然包括语言翻译，他们长期留住［5］。汉族与回纥（维吾尔）族上层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首先通过语言翻译。汉族公主把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到回鹘地区，经过翻译介绍给回鹘，对回鹘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根据史书记载，宁国公主下嫁回鹘葛勒可汗时，带去的唐朝汉族工匠艺人为葛勒可汗设计了城市，与回鹘可汗一起在色楞格河畔建筑了一座新的城市，取名为富贵城。回鹘人先后建造了可汗城、富贵城、可敦（公主）城等。不但开创了回鹘民族的城市生活之先河，而且在城市建筑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深受中原建筑艺术之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汉维（回纥）翻译起到了桥梁作用。这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语言文字翻译史上也是罕见的。如近代在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Toqquz Uyghur bilga haqan mãnggu teshi），不但有回鹘文，而且还刻有工整的汉文译文，碑座的式样和雕刻的花纹都体现了中原风格，象征了回纥与汉族的亲密关系。还有《磨延啜碑》又称《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Muyunchur haqan mãnggu teshi）、《暾欲谷碑》（tunyuquq mãnggu teshi）、《铁尔浑碑》等［6］。这些碑文有回鹘文的同时，分别有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译文铭刻而成。这些史实都说明，远在我国古代，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铁勒、回鹘等民族同中原汉族地区已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往，汉文化和汉语言文字对回鹘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精通汉语文的少数民族翻译家（如慧琳，疏勒人；利言，龟兹人）和精通民族语文的汉族翻译家（如“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的刘世清，公元六世纪末，北齐朝人）等大量出现。在我国历史上无数个语言文字翻译家的出现，并非偶然，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更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和谐相处，互相学习的结果。我国语言文字翻译史充分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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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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