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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义尔(中国《民族画报》主任记者、蒙古族、以下简称记者)：乌老您好!到今年(2003年)9月，您从事民俗学研究和教学就整整50周年了。我们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术生涯。我们知道您近20年来在国内外民俗学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您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您是怎样走向成功的?并不为人们详细了解。比如，您是国际民俗学家协会仅有的少数成员之一，那是怎么回事?就从这儿说起吧!
乌丙安(以下简称乌)：那是在1991年冬季，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总部举行了一次评选20世纪有代表性的国际民俗学家的活动，据说原计划评选出本世纪全球有最高成就资格的会员100名。结果按标准只评出了32个国家的78名学者，中国仅有两名。经过了3年的反复调查核实和追踪考察，1994年4月，芬兰总部向全世界发出了正式通报，国际电讯公布了78位国际著名的民俗学家名单。我是在接到正式通知和荣誉证书后才得知我已经当选并获此殊荣。我国新华社发出了电讯稿，国内多家报纸刊发了这条消息。为此，1996年9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夫人克里斯蒂安妮发出了请柬，邀请我以文化使者身份出席“德意志联邦首届总统文化节”。在柏林总统府伯列维宫的草坪上我接受了“柏林之声”电台等各家媒体的专访，9月6日早晨，柏林播发了我宣讲中国民族文化的录音报道。
记者：您在中国民俗学会担任领导职务是从哪年开始的?
乌：1988年中国民俗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副理事长。以后，在学会历届代表大会上，我连续四次当选连任学会副理事长，一直到现在。
记者：您作为蒙古族著名民俗学家，从事民俗学的学术道路，已经走过了整整50年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乌：我这50年的学术道路很不平坦，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留下了我太多的艰辛脚印。其中，甚至还有不算短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程。
记者：好!那就请您细细地给我们说说您的经历吧!
乌：要想了解我近50年的学术生涯，还需要从我75岁人生经历的四个阶段谈起：
第一阶段从1929年冬我出生起，到1949年这20年间，是我成长与追求的阶段;第二阶段从我1949年秋上大学起，到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之前的8年间，是我学习与进取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58年3月我被打成“右派”去矿山劳改起，到1978年秋结束农村劳改回城为止的20年间，是我历经坎坷、磨炼意志的阶段;第四阶段从1978年秋恢复工作职务起，直到今天的25年间，是我振奋精神、开拓新事业的阶段。
一、1929—1949年
我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个蒙古族家庭，祖籍喀喇沁，几代先人和满族联姻使家庭得到了扩展。但是，我出生前几年，由于当地连年特大饥荒，家道日衰。少年丧母。在困境中读完了小学、初中，并以好成绩考入国立高中。从小就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和河套爬山歌熏陶，酷爱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从1947年到1949年夏，在当地报刊上连续以丁离、乌边、无忌等笔名发表了诗歌散文多篇，在当时进步文学青年中小有名气。这期间曾经担任过一届中学校学生代表会主席，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在当局的搜捕中遭到拘押。被营救后，于1949年6月底只身徒步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辗转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不久，华北和平津两地的大学复课招生的消息传遍京城，20岁的我决定报考新中国第一批招生的15所大学。在人地两生、身无分文的困境中，我边打工边复习数学、外语，冒着酷暑跑遍了京城内外的多个考场，终于考上了四所大学：燕京大学新闻系、山西大学财经系、华北大学园艺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燕京的高额学费使我这个家乡还没解放的流浪青年完全不抱什么幻想了，办理了燕京的休学一年证，决定去天津河北师院读中国文学，因为在这里可以享受甲等助学金，吃住零用钱都不用愁了。于是，在共和国成立的10月1日早晨，我背着行李经过天安门广场，从前门火车站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这就是我当年走过的简单的第一阶段人生旅程。这期间有很多终生难忘的生离死别的人生故事和家族传说，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
记者：您的人生最初的20年的成长和追求，我给您简单地概括一句，是不是可以叫做：“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
二、1949—1957年
乌：可以这样形象地说。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上午10点钟，我已经从天安门广场又来到天津市，走在国庆游行的大学生行列中了。我那时真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刻苦学习，但同时又在恒源纱厂给女工讲高中语文课挣钱，为来年到燕京大学复学积攒学费。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我又以校学生自治会文艺部长、校团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学生干部身份带头投入斗争，在全市各地组织宣传鼓动的文艺演出活动。接下来又经历了“巩固教育专业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我很快就打消了到燕京大学复学的念头，向组织上交出了休学证，决心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从此，我拼命学习专业，攻读俄语，提前完成了高年级课程的学分，用三年半的时间修完了本科所有课程，成为全校提前半年毕业的4名优秀生之一。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一天，我被留校担任了中文系助教，并立即担任教育系现代散文与写作课的教师。讲课一学期中，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记者：您一直在母校执教吗?资料显示，1953年您不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门下读研究生吗?
乌：是的。教学5个月左右，高教部公布了1953年暑假后全国重点大学招收首批研究生的消息，我深受鼓舞，被校方推荐并自愿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拜在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门下。1953年8月我离开天津，重新来到北京，从此便和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那时，我还担任了中文系首届研究生班的班长。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在钟先生悉心指导下，我在同专业研究生中首先完成了毕业论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老根据地歌谣论稿》的写作，受到导师好评。195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我被高教部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当年9月我便在中文本科、专科十几个班的几百名学生中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很快就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并指导学生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青苗》。开课不到一个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率先在学报上公开发表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激发了我的文学写作和学术研究激情，我一边用笔名连续在《人民日报》副刊、《文艺报》、《芒种》等刊物上发表了《种蒺藜者得刺》、《抬驴子走的故事》、《挂起匾来再说》等多篇民间文艺风格的随笔、杂文;一边还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大型的民间文艺论文，论述歌谣、戏剧和谜语等等。1956年8月完成了近18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编著，被高教部确定为新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内部铅印出版。那时，经钟老介绍我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当时的沈阳师院中文系民间文学课继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成为全国大学文科第二个开设民间文学课的高校，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这门新兴的课程一直讲到1957年末期，深受学生喜爱。为此，我做了更上一层楼，攀登新高峰的准备。上海文化出版社来沈和我签订了出版三本民间文艺理论书的协议。这时的我已经自觉地准备大踏步进入飞跃的新阶段，钟老也为此对我寄予极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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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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