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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58—1978年
记者：据我所知，您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对您的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乌：说来话长。1957年7月，我遭遇“反右斗争”的批判，1958年3月，“反右斗争”继续扩大化，把我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先在省市各大报刊上点名刊发了批判我的大块文章，主要批判我的一篇文艺评论，随后遣送我到昌图县农村修水库，当年10月1日国庆节又遣送我到辽西矿山劳动改造，在三年所谓“自然灾害”的饥荒年代，历经酷暑严寒，在长期露天铁矿的采掘中，我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幸存下来。在面对苦役、饥饿和死亡的逆境中，磨炼了我的意志。1962年春天，我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辽宁大学继续任教。但是，没过多久，又勒令我下乡在“四清”运动中接受改造。接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重遭迫害，被专政，进牛棚，被批斗，被私刑拷打……再次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二次存活下来。最后，1969年冬，全家被遣送到偏远农村，再进行劳动改造，一去就是9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秋，方才返回辽宁大学。这段严酷的经历对我的学术生涯，甚至对我的整个人生，影响极大。
记者：这20年的坎坷经历，对您的学术生涯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您是怎么看待的?您又是怎么对待的?
乌：回顾起来当然损失很大;但是，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就我个人来说，这20年的重灾对我的人生，也不失为是另一种“财富”。就以在农村改造来说，三千多天的苦辣辛酸和风霜雨雪，无疑地使我受到了严酷的磨炼和考验。特别是作为一个民俗学者，不幸中的大幸是在多年的农村艰苦生活中，有了三千多个田野工作日，这是今天用多少经费和精力也难以得到的宝贵财富。我结识了那么多农民、工匠、艺人甚至巫医神汉等各类人物，使我对民俗传统、底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有了最真切的了解和最直接的参与。我几乎忘记了自己屈辱和艰苦的境遇，相反却如饥似渴地采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对愚昧落后的农村存在着的太多的陋俗恶习也有了透彻了解，这一切都使我意识到自己作为民俗学人的责任重大。那时，我把自己的荣辱安危已经置之度外，反而对国家民族的兴衰、百姓的生存生计多了些深思熟虑。1978年我49岁那年，重新获得解放，回到了辽宁大学。这20年来艰险的逆境给我带来的压力，几乎都转变为我重新奋起的动力，我不仅感悟了人生，磨炼了意志，锻炼了体格，更重要的是这20年为未来从事民俗科学事业做了充分的积累和准备。同行朋友们只要看看我保存的那些老鼠啃坏了的专业书籍，烟熏尘封的资料卡片，就不难想像我从28岁到49岁这20多年好年华所付出的代价换来的思想与学识的飞跃该有多大幅度。
四、1978——2003年
记者：许多媒体关于您的报道都说：“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使乌先生焕发了青春，回城不久，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参加了一系列重建民俗学的活动。……”那是怎么一回事?
乌：返校后不久，我就听背后有同事说：“20多年的不断挨整，把一个当年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毁成了一个年已半百的老人!可惜啊可惜!”我听了以后，暗自思量：古人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我虽没有为国捐躯，也没有被折磨致死，我在逆境中准备的重新奋起，应该立即有所作为了。于是，连续用了三个夜深人静的时间，写成了那篇大型论文《戏曲古源辨》，发表在《戏剧艺术》1978年第4期上。让同事们对我的惋惜很快变成了惊叹，从此我坚定了重新开拓民俗学事业的自信心。1978年9月高教部下调令邀我进京协助钟敬文先生筹备主编全国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制订了编写大纲，准备了大量参考资料。12月31日除夕夜我在京撰写了《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大型论文，寄给中国社科院负责人周扬，提出一系列有关民俗学建设的重要建议，受到重视，该文经批准以红头文件形式全文刊发在该院《情况与建议》第96期上，发送全国科研单位及高等院校，引起很大反响，被认定为当代民俗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1979年11月我又作为辽宁民间文艺界唯一代表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12所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师宣读了恢复民间文学专业教学的倡议书;同时，我被选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1980年我又当选为辽宁省文联委员，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1981年8月主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辽宁省民俗学会，被选为学会副会长。紧接着1983年2月9日晋升为教授，此后，被选举连任辽宁省5、6、7、8届政协常委、省民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接连被选举为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都使我坚定信心，精神振奋，尽力多做贡献。
记者：我在1981年的老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您是在新中国大学讲堂上开《民俗学》课程的第一人，那是怎么一回事?
乌：作为重登讲台的教师，我从1980年3月便在辽宁大学首开了《民俗学》系列讲座，组建了辽宁大学民俗学社，亲自带领采风队的学生到辽东满族山乡做田野调查，主编了《满族民间故事选》，《光明日报》详细报道了这次采风活动。1981年3月辽宁大学领导批准正式跨系科开讲《中国民俗学》课程，成为新中国高校文科首开《民俗学》课新记录，《光明日报》对此做了报道，日本几所大学发来了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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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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