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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军]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
  作者:景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2-03 | 点击数:9731
 


  一、 从老一代说起

  中国老一代人类学家中,针对健康和疾病问题发表过系统研究的学者为极少数。因之,潘光旦和许烺光从事的健康问题研究显得十分瞩目。潘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1937年出版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在此书中,潘先生全面分析了旧时中国人的陋习与国民健康水平低下的关系,认为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取决于民族分子的能力和品质,后者又取决于人文主义的优生学以及人的适应力或应变能力。但潘先生没有用田野调查素材支撑他的卫生论著,而是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审视中国人的健康问题。许烺光的相关研究则不然。他用英文撰写的《云南西部的魔法与科学》(Francis Hsu,1943)牢牢扎根于1942年他在云南西镇从事实地调查时对一场霍乱爆发所做的田野观察记录。许先生在后来出版的英文著作《驱除捣蛋者》(Francis Hsu,1943)一书中更加细致地解读了他在云南西镇收集的田野资料,而且将1975年他在香港亲身经历的一次鼠疫流行情况纳入了分析之中(许烺光,1997)。

  在田野志内容和学术思辨层面,《驱除捣蛋者》实属《云南西部的魔法与科学》的扩增版。在该书一开头,许先生就谈到了两个“不以为然”,即对西方人类学将迷信与宗教分割不以为然并对西方人类学将迷信和宗教与科学对立不以为然(许烺光,1997:9)。这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人类学将迷信、宗教、科学之间的差异放在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认识。马林诺斯基等人还就此类做出过一系列论述,认为迷信与宗教之所以不同,在于迷信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以具体的行动达到具体的目的,属于原始文化的特征;同时,宗教与科学也不同,因为前者以有组织的信仰和固定的价值观为核心,而后者则以理性的实证精神为依托。按照马林诺斯基等人的说法,迷信、宗教、科学分别代表着三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现代社会。对此说法,许烺光在《驱除捣蛋者》一书中采取有根据的批判态度。他的田野记录和分析显示,无论在20世纪40年代的云南西镇还是三十多年后的香港,人们对瘟疫的反应毫无冲突地将所谓的迷信、宗教和科学手段结合在一起。例如,突显迷信的护身符用于驱赶瘟神,与彰显宗教精神的亡灵超度仪式自然地合为一股;代表科学理性的药物治疗和隔离措施也与此同时得以实施,而且毫无障碍。许先生的研究和结论不但表现出他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并行存在的深切理解,还体现了他对西方人类学有深度的反思。

  虽然像许烺光那样从事健康和疾病研究的老一代人类学家为极少数,旧时的中国人类学对人类的躯体问题普遍表现出了高度关注,这集中反映在人体测量研究之中。例如,费孝通在学生时师从史禄国,用了一年时间分析史禄国收集的华南人体测量数据及一位日本学者收集的朝鲜人的体质数据(费孝通,1994:13)。林耀华在四川凉山进行调查时也有彝族人体测量一项(王建民,2007:9;杜靖,2008:185)。虽然费孝通和林耀华没有留下人体测量报告,但罗香林等人针对客家人和疍民的人体测量研究留下了大量数据分析记录(程美宝,2008)。特别值得提到是李济先生。在192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济将人体测量数据与史书记载的城池建造和姓氏演变相结合,系统分析了汉族的形成问题(李济,2008)。凌纯生、芮逸夫、吴定良、陶云逵、马长寿等人也曾在少数民族地区、军营或监狱从事人体测量研究并留下了分析记录(戴成萍、张海洋,2003;黄兴发,2009)。但老一代学者做人体测量的目的并不是研究健康或疾病问题,而是在体质层面探讨所谓的人种或民族差异。所幸的是,这些研究留下了一部分可以反映营养问题的身高和体重测量结果,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反思一部分以往研究的结论。在众多的调查报告中,中国少数民族常年体弱多病的说法屡见不鲜,好似这些民族从来没有过一个健康良好的历史经历,一直在瘟疫横行的条件下勉强生存。在涉及人口较少的所谓小民族时,这种刻板印象会更深刻。但健康是一个相对概念,要放在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时期加以考虑。以20世纪初期仍然靠采集狩猎生活的小民族为例,其健康水平在历史上很可能超出从事农耕的汉族。原因在于采集狩猎民族的生活地域辽阔、饮食构成多元,既包括通过狩猎获得的动物蛋白,也包括采集的根茎作物和野果。由于人口稀少,流行病即便出现也必定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在最终的宿主死亡后就会悄然停止。而小民族周边的汉族则靠着单一的饮食结构过活,忍受着接连不断的饥荒,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流行病的侵袭。如果深入挖掘,我们或许可以从身高及体重的记录中看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间或与汉族相比的体质差异或趋同。这样的比较研究也许有可能帮助我们在中国找到萨林斯所说的“最初富裕民族”,即通过采集狩猎就可做到不愁吃穿、营养富足、劳动时间较短、家庭关系紧密而且身体康健的初民社会(Marshall Salins,1989)。目前,涉及少数民族体质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共时性研究层面,还没有把多民族的体质问题放在历史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视野内加以历时性的对比研究(陈白滨,1999;黎彦才,1993;陆玉炯,2008;方征,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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