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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进一步发展的路径
虽然还有很多的努力尚待做出，中国医学人类学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进步绝非是来自中国学者对自我的想象，更不是西方学者对中国人类学的想象。尽管有国情和文化差异，中国医学人类学家同其他地区的同行一样，也是以研究人类健康、疾病、医疗保健制度及人类的生物文化适应性为主，从事的工作绝不是医学的附庸，也不是机械的应用研究。当然，中国医学人类学对生命科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有过很多借鉴，而且需要继续借鉴，但这些学者（在此转借人类学家罗红光的一句话），属于一批“不甘寄生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们”（罗红光，2011:1）。
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医学人类学需要攀援的一个台阶就是要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另外一个需要下功夫的领域是建立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因之，对西方医学人类学的成长轨迹、现况、理论导向、机构建制及核心期刊的了解和熟习相当必要。
西方医学人类学兴起的缘由在于二战后西方现代医学在全球范围的空前普及。虽然很多被西方列强所殖民的国家在二战后纷纷独立并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医疗卫生领域则选择了以西方现代医学为主导的医疗模式。西方现代医学的强势一方面威胁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传统医学，另一方面也遭受到地方文化的挑战、抵制或限定。到20世纪70-80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疾病谱的转型，被旧有的传染性疾病和日益严重的慢性疾病双重夹击。另外，医学的突破带来一系列生命伦理问题，如新药的昂贵价格、抗生素的滥用及器官移植手术所引发的健康不平等后果。再有，于198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艾滋病凸显了弱势群体和贫困国家的脆弱性。尤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国民预期寿命到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大幅度滑坡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拉力就是艾滋病的流行。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人类学研究的兴奋点。
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名称，医学人类学一词首次被使用的时间是1963年，以美国《人类学双年回顾》一书中题为“医学人类学”的独立章节为标志。（Scotch,1963）在北美和欧洲国家，用于指代医学人类学的名称包括“健康人类学”、“疾病人类学”及“医药人类学”。从机构角度看，美国人类学学会下属的“医学人类学学会”于1968年成立。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下属的医学人类学委员会在1977年成立。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管理的医学人类学委员会成立于1985年。虽然欧洲社会人类学学会下属的医学人类学网络一直到2006年才成立，但欧洲人类学家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从事了比较有系统的健康和疾病研究。目前，北美和欧洲的医学人类学专门刊物有9个，其中7个在美国和英国出版。
笔者认为，贯穿西方医学人类学历程的四个研究视角需要中国医学人类学家的特别关注。一是社会文化视角，即对现代医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加以研究（如影响疾病控制的文化因素）、对各种传统医学的历史和实践加以研究（如中医、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以及对疾病和健康的象征意义加以研究（如不同文化中的病人对疾病诱因的解释模式）（Paul,1955；Leelie，1976；Helman,2007）。这一研究取向的意义在于重视医学体系和疾病认知的多元化，在文化多样性的层面将医学人类学研究镶嵌在人类学的主流之中。二是政治经济视角，即根据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分析框架看待疾病和健康问题。在这个视角下得以剖析的案例包括现代化对北美印第安人健康的负面作用、医学私有化如何作为西方后殖民主义工具的问题以及海地的艾滋病与美国性产业和旅游业的密切关系，（Mcelroy& Townsend 1979；Navaro1986；Farme，1992）。这一研究取向的意义在于揭示医学实践和健康问题中的权力问题以及导致人类健康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因素。三是生物文化视角，即采用将生物和文化视为一体的态度研究健康问题。推崇这一观点的西方人类学家认为，现代科学将身心视为一个两元对立的存在实属错误，原因在于生物性的作用和以文化为基础的认知难以分开。同时，疾病和健康的意义既有普遍意义，也有具体的、地方化的、受到文化情境限定的特殊意义（Hahn & Kleinman，1983；Kleinman，1988；凯博文，2008）。四是建构主义视角，即考察身心问题如何被医学化或社会问题如何被盖上疾病的标签加以处理。在这一视角下完成的实证研究针对了脑死亡的概念如何推进了器官移植手术的问题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如何在越战后的美国精神医学界得以承认并成为公众接受的一种新型精神疾病（Lock，2001；Young,1995）。
在今后发展中，中国医学人类学还需要更加珍惜中国的医学多样化所提供的丰富研究素材并将之作为医学人类学的宝库继续加以开发。同时，在中国社会转型和疾病转型中有很多重大问题将医学实研究具备更强的社会相关性。另外，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在数量上尚待增加，机构能力尚待提高。
推动中国医学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关键是选题问题。例如，健康差异与民族差异可以从健康的社会梯度理论加以研究。在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中所发生的吸烟或酗酒问题可以从健康行为与文化理念的角度加以分析。保胎孕和坐月子的习俗与妊娠期和产褥期女性疾病的关系也非常值得研究。其他选题包括性病的传播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民族药物学、健康促进、流动人口的就医方式、患者权益保护、人们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及涉及疾病的社会歧视。这些选题连接着医学人类学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医学或医疗体系的多样性、疾病的文化建构、健康的社会梯度、过度医学化以及医学实践和就医行为背后的文化理念。
另外两个有意思的选题涉及民族杂居区和农村水污染。众所周知，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多民族杂居区，呈现着多元文化的共存和多种宗教信仰的并行。以刘夏蓓研究的青海省德恒隆乡的卡力岗人为例。作为一个特殊回族群体，卡力岗人自称是一个从藏族变为回族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有讲藏语的卡力岗人，也有讲汉话的卡力岗人。在恒隆乡既有完全的穆斯林村落，也有藏回杂居的村落，还有彻底的藏民村落。可见这是一个回族文化、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同时发生影响的民族杂居区。就恒隆乡而言，这个地区起码有五种医疗体系并存，即藏医、回族医学、现代医学、传统中医及各类民间疗法。在这样的地区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在于丰富而又复杂的医疗体系多样化所导致的就医行为多样化，从中可以挖掘文化多样性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左右和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意义（刘夏蓓，2004）。至于水污染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伴随这一飞跃而来的是环境污染的恶化。尤其是在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水资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初步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个从外源性污染到内源性污染的变化（秦红增、陈阿江，2009）。外源性污染即工业污染，从外部威胁到村庄的内部生活；内源性污染则指源于农民自身生产和生活的污染。内污染的发生一定同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集体行为的转变密切关联。对这些影响农民健康问题的研究应该是人类学家的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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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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