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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鹏先生
(1936.2.10-2016.3.5)
李万鹏教授，1936年2月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市)，1955年至1959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留校工作之初，万鹏老师曾有一段较长时间在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工作。在教务处工作时，教务长是著名的英文教育专家吴富恒教授(我1980年入学的山大校长)。正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万鹏老师接触到了山大历史上文理科的许多著名教授，对于这些老教授的学养和处世为人，成为后来万鹏老师津津乐道的话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万鹏老师转入教学岗位，并在关德栋教授的推荐下，于1978年初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钟敬文教授主持的教师进修班，参与钟老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的编纂工作，承担其中“民间歌谣”一章的撰写，并参与《民间文学作品选》的编选工作。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岁月中，这部《民间文学概论》引领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走上研究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治学之路，万鹏老师能够参与其事，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他个人的幸事。
在北京进修期间及其此后的三年时间里，万鹏老师还与侯宝林先生、薛宝琨先生、汪景寿先生合作，撰写出三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相声溯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曲艺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和《相声艺术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我是1980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在读期间，万鹏老师给我们年级开设过民间文学选修课，遗憾的是，我当时并没有选修这门课，那时我的兴趣还在别的地方。
1984年7月，我毕业留校，此后参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筹建工作。在大学四年级参加社会学课程的学习中，我开始喜欢民俗学。现在想来，一切似乎都是命中安排的，当我获准留校时，社会学系筹备组的负责人徐经泽先生(后为社会学系的第一任主任)就明确表示：“你可以做民俗学研究，这或许会成为山大社会学的特色。”这也就决定了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航程。
已经记不清最初是怎么与万鹏老师相识相熟的了。1985年初，师兄简涛研究生毕业留校，也来到正在筹备中的社会学系，我想，应该是简涛兄带着我走进万鹏老师家的。
真正与万鹏老师共事是在1985年《民俗研究》杂志创办及其此后的岁月里。1985年春天，万鹏老师与关德栋先生、刘敦愿先生一起参加了由陈之安副校长组织召开的民俗杂志创办论证会;1985年暑假我就创办《民俗研究》一事去北京拜访钟敬文等老一代学者，也是经由万鹏老师介绍，先去找北师大的张紫晨先生，再由张先生领着我去的钟老和启功先生的家中。
最初两期《民俗研究》杂志(1985年试刊号、1986年第1期)没有设置主编，只有简涛和我作为责任编辑出现在杂志上，1986年第二期则只有我一人作为责任编辑。1987年只印刷了一期杂志(总第四期)，在这期杂志上，出现了编委会的名单，由徐经泽先生任主编，万鹏老师任副主编。《民俗研究》自1988年开始作为季刊出版，1988年前三期已经获得山东省的期刊证(省报刊特许证)，自1988年第4期开始，获得了国家统一刊号。从1989年第1期开始，万鹏老师出任《民俗研究》杂志主编，在此后整整十年中，我一直作为万鹏老师的副手(副主编、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共同见证了杂志走过的最初的历程。
1987年底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万鹏老师出任会长，此后直到2004年卸任，万鹏老师担任了17年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我最初作为副秘书长、稍后作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一直陪伴着万鹏老师，与山东省民俗学界的各位同仁一起，为山东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个人的治学道路中，曾经得到过学界许多前辈的关爱。没有徐经泽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我个人的学术事业，也没有今天山东大学的民俗学学科;没有刘魁立先生、山曼先生、刘锡诚先生等诸多前辈的鞭策和鼓励，也就没有我今天所能够取得的学术成绩;当然，若没有钟老的扶持，没有他老人家的破格厚爱，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和生活。在这些前辈当中，三十年来，万鹏老师自始至终全方位地关心着我，支持着我，没有任何私心，没有任何怨言。
1987年我参与撰写《山东民俗》一书时，安排我撰写其中的婚俗部分，是万鹏老师逐字逐句修改我写的文稿，使其能够达到出版水平;1992年，在我第一部个人专著《中国京剧习俗》的写作过程中，从书稿的整体结构，到内容的取舍增删，我与万鹏老师商量最多，他给我的建议也最中肯。
1985年10月，《民俗研究》面世了，恰值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召开首届学术研讨会。我和简涛都希望万鹏老师能够去参会，当时他所说的不去参会的理由至今还时常回荡在我耳边：“我不去参会没有关系，人家还会知道我李万鹏。你们不去开会就不行了，你们年青，你不去亮相，人家就不知道你。”(大意)我后来也曾对我的学生这么说过，那完全是跟着万鹏老师学的。
在我所做的事情中，最让万鹏老师高兴的事，大概就是在山东大学把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科点建立了起来。
山东大学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是与中文学科的发展分不开的。与其他高校一样，民间文学、民俗学在传统的中文系里面并不受重视，山大也没能够例外。1982年，关德栋先生招收了一届民间文学方向的硕士生，共有简涛、曲金良、张登文三位，在毕业答辩的时候，才得知山大并没有获得民间文学的硕士学位授予权，关先生非常气愤，此后就没有招收学生(直到他去世前两年，学校忽然想起重视老教授了，他才又招收了一位博士，但还没有带完就去世了)。
简涛那届研究生入校后，导师是关德栋教授，万鹏老师作为关先生的助手全面参与了研究生的指导工作。1983-1984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关先生获得美国路斯基金的资助赴美国访学，三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实际上全部落在了万鹏老师的身上。在研究生入学之初，配合《民俗学概论》课程的学习，关先生和万鹏老师曾与三位研究生一起，查阅了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一百五十一种山东方志，从中摘录材料约二十七万字，编纂为《山东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上下册，1982年12月刻印)。这部资料汇编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对地方志中的民俗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重要成果，至今还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目。
大约是在1983年，山东省民间文艺研究会(时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山东分会”) 组织本省的部分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采风活动，万鹏老师和简涛、曲金良、张登文等参加了在临沂地区的采风，采风成果后来也编辑成册。这次采风活动对此后山东省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曾经多次听山东的朋友谈起过这次活动以及对其个人学术生涯的意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民间文学专业曾经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由关德栋先生、万鹏老师和车锡伦先生三人组成。1982年车锡伦先生调入扬州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室只有关先生和万鹏老师两个人了。1985年初，简涛这一届研究生毕业了，此后不久，关先生退休，民间文学教研室被撤销，万鹏老师虽然继续开设民间文学选修课，但人事归属则被归入了写作教研室。在万鹏老师1995年退休之后，中文系就再没有教师开设民间文学的课程了。
我毕业留校并没有留在中文系，而是参与了山大社会学系的创建工作，此后，又将1987年成立的民俗学研究所从社会学系独立出来，成为直属学校的研究机构，这应该也是山大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能够得以发展的外在条件吧。1997年，我们抓住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民俗学学科归属的机遇，与其他7所高校一起，山东大学成为民俗学获得独立学科地位后的我国第一批硕士学位授权单位;2002年，又是借助山大中文学科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机遇，我们自主增设的“中国民间文学”二级学科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中国民间文学博士点终于在山大诞生了，这应该是实现了关先生和万鹏老师他们两代人的心愿。
万鹏老师对于学科的发展和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给予鼓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山大的民俗学硕士点和民间文学博士点只有我一位在岗的导师，而我的工作头绪又太多：教学、科研、学生培养都得做，杂志必须按时出版，学会还要照常活动，而个人的进修学习也不可不为。万鹏老师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总会得到他最及时的帮助。特别是在我到北京进修和读博期间(2000-2004年)，万鹏老师更是极其自然地承担起了我所有学生的学业指导工作，指导学生如何读书、论文选题如何确定、论文资料怎样搜集等等，这些事情学生们都会去找万鹏老师商量，而万鹏老师也都是随时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不仅为学生们解疑释惑，还会为学生们提供资料线索，甚至是将自己搜集到的资料悉数交予学生使用。每当请万鹏老师参加学生答辩，看着他略显疲惫而又满心高兴的神情时，我都会从心底里对万鹏老师说一声：谢谢您，我的老师!
万鹏老师一直在山东大学工作，唯一的一次走出国门，是1995年与关德栋教授一起赴韩国进行学术交流。后来，万鹏老师曾多次与我谈起那次交流，当时他们是带着济南市曲艺团的表演艺术家一起去的，办理出国手续时就遇到很多波折，但在韩国的学术交流非常成功，两位教授演讲时，配合着艺术家们精湛的表演，效果奇佳。
万鹏老师一辈子没有改变乡音，一口浓浓的黄县普通话成为他的标志。操着这浓浓的乡音，他多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的屏幕上，讲述山东快书的历史，阐释济南老街的变迁，诉说东阿阿胶的前世今生......
在我师从万鹏老师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长胖过。就是这瘦削的身影，曾跋涉在齐鲁大地的山山水水间，在胡集书会上曾受到山东快书泰斗高元钧的鞠躬致礼，在五岳之首的泰山曾访问朝山进香的香头会首，在沂水之源的燕崖乡曾追寻牛郎织女传说的蛛丝马迹......
2008年，我调离了在此学习、生活28年的山东大学。虽然没有离开民俗学的学术圈子，可是，回山大的机会越来越少，与万鹏老师相聚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但是，万鹏老师依旧像过去一样关心着我的学术与生活，我总能够从学生转达过来的言谈里，从时间有限的电话通话中，从为数甚少的几次见面叙谈中，继续得到老师的鼓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万鹏老师曾经因病魔缠身而做过大手术，但他孱弱的体质最终抵挡住了病魔的侵袭。去年，万鹏老师又经历了身体上的磨难，但他依旧撑了过来。2015年春节之前，我去看望了万鹏老师，虽然还能够看到病魔在他身上所留下的后遗症，但是，他的精神状态、他的工作热情，让我感到安慰，也让我感动。当时他告诉我，他这一段时间又揽了个活儿，正承担着济南市非遗项目的文本审查工作，第二天还要去参加评审会。
工作着是幸福的，这就是万鹏老师现在的精神状态。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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