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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那斯图：古文字尤其是“死文字”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作者：   日期：2009-7-7 12:35: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国各少数民族古文字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有部分民族古文字已经不再使用，成为死文字。但这些文字都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文献，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研究它们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在我国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民族文字是本民族的发展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的标志，不仅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为我国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新内容，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民族古文字的发掘，是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体现，又是贯彻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其次，各种民族文字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普通文字学的建立，是个体文字研究成果的综合，每种文字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为文字学研究能够发挥自己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记录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整个系统。对语言的研究，尤其对语言史的研究，民族古文字是直接的资料，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四，民族古文字文献内容包罗万象，有本民族的，也有其他民族的；有人类社会的，也有自然世界的，无所不包。对于历史学、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任何学科都有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证据。
　　第五，每种民族古文字文献有自己的独特意义，能够填补汉文等其他各文中文献的空白，补充其欠缺，订正其差错。
　　第六，各民族古文字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其中的“死文字”，尤其是那些作为“国字”的死文字，例如辽朝的契丹字、金朝的女真字、西夏国的西夏字、元朝的八思巴字、清朝的满文，对于我们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没有人用了，没有人懂了，这些文字对后人应有的积极作用发挥不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些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为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后代应有人掌握、精通这些文字，彻底研究这些文字系统，向社会广泛介绍这些文字文献的内容，对有关学科的发展，对全社会的进步，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满文等，这些文字本身在语言学方面的意义和它们的重要文化传承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些文字是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历史价值，永世成为发掘和研究的对象，一向吸引学术界的关注，将长期存在国内外的竞争问题。我认为绝对不能放弃对这些文字的研究。某些文种上我们已获优势地位，这不可再丧失；尚未取得优势的那些学术界瞩目的攻关文种，也应具备条件迎头突破，尽早解读。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包括这些文字在内的“特殊学科”采取了强有力的扶持政策，历史将证明这一政策的正确。


杨福泉：民间绝学亟待传承

　　杨福泉，纳西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有《现代纳西文稿语法分析和翻译》、《火塘文化录》。

　　绝学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学术意义上的绝学，另一种是民间传承的绝学，比如东巴文化。民间绝学的传承有利于一个社会的多元文化的发展，在云南就更为典型，它对于云南的文化产业，对云南的旅游，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由人才断代导致的文化濒危现象在东巴文化中已经非常明显。现在认得东巴图画、象形文字的人还有一些，但是能够释读音标文字（音节文字，也称格巴文）的人已经找不到了，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绝学。国外藏有一大批东巴经典，但是认识并能够解读这种占卜文字的老东巴都已经去世，年轻的东巴没有继续培养下来。到2003年，东巴文化研究院聘请的十几位造诣精深的东巴祭司全部去世，过去老东巴解读经典时相互辩论的情景已经成为历史。
　　东巴文化现在炒得很热，看上去一片繁荣，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流于肤浅，用作表演或者旅游商品，真正东巴经典当中比较艰深的那一套知识已经失传。我们不能迷惑于商业操作、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繁荣假象，忽略了其真正的文化及其精神的传承。像东巴文化这样正在消失的东西还很多，关键在于巨大的文化变迁后，忽略了民间文化精英传承人的培养。打一个比方，在民间知识体系中有中专生、大专生，但是没有博士，没有教授，这种局面正在形成。我们非常注重学院知识分子的培养，但现在没有一种机制来促成民间绝学的传承。比如，研究机构中的格萨尔研究不会断，但是真正在云南，民间能够吟唱格萨尔的艺人已经是凤毛麟角。还有纳西古乐，过去演奏的时候伴有一些舞蹈和一些相应的仪式，这些随着最后一个传人的离开，也成为了绝学，现在已经简化成一种器乐的演奏。
　　肤浅的知识、文化可以在舞台上或者旅游市场上进行展示，但是真正深层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不容乐观。一方面，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的懂得一般知识的人才，用于像云南旅游、文化产业等等；另一方面，更需要一批大师级的人才，来研究和传承文化中最难的、最艰深的部分，像哈佛大学收藏的那批东巴经典，里面涉及天文、地理、占卜等知识，几乎已经无人可以准确释读。
　　因为不注重传承，随着民间精英的流失和民间文化大师的消失，分布在中国广袤民间的各种绝活绝学已经在真正地向“绝”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认真地做一次普查，看看哪些东西非常重要却已慢慢消失，肯定还有很多，大到一种文化，小到一种技艺的流传。之所以濒临消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套机制来保障它。
　　在这些方面，我们正在努力，也在想方设法让民间的乡土文化精英、文化大师尽量带一些徒弟，把他们手上的绝活流传下来。我们想培养一些真正的东巴精英，让他们至少能够释读国内的东巴经典，并且把民间的一些仪式做下去，年轻的东巴和秀东是目前比较出色的东巴文化传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以后我们就只能靠书本来讲这些知识，许多东西将无法解读。20世纪80年代，在丽江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室，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到现在的东巴文化研究院，也有了一些知识比较全面的东巴，如果不大力保护，抓紧时间培养学生，那么这些东西很可能面临衰落。在这些方面，还是需要有一套机制来保障。像云南的滇剧，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样的地方剧种也会慢慢地消失。


照那斯图：古文字尤其是“死文字”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我国各少数民族古文字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有部分民族古文字已经不再使用，成为死文字。但这些文字都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文献，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研究它们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在我国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民族文字是本民族的发展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的标志，不仅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为我国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新内容，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民族古文字的发掘，是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体现，又是贯彻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其次，各种民族文字本身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普通文字学的建立，是个体文字研究成果的综合，每种文字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为文字学研究能够发挥自己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记录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整个系统。对语言的研究，尤其对语言史的研究，民族古文字是直接的资料，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四，民族古文字文献内容包罗万象，有本民族的，也有其他民族的；有人类社会的，也有自然世界的，无所不包。对于历史学、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任何学科都有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证据。
　　第五，每种民族古文字文献有自己的独特意义，能够填补汉文等其他各文中文献的空白，补充其欠缺，订正其差错。
　　第六，各民族古文字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其中的“死文字”，尤其是那些作为“国字”的死文字，例如辽朝的契丹字、金朝的女真字、西夏国的西夏字、元朝的八思巴字、清朝的满文，对于我们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没有人用了，没有人懂了，这些文字对后人应有的积极作用发挥不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些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为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后代应有人掌握、精通这些文字，彻底研究这些文字系统，向社会广泛介绍这些文字文献的内容，对有关学科的发展，对全社会的进步，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文、满文等，这些文字本身在语言学方面的意义和它们的重要文化传承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些文字是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历史价值，永世成为发掘和研究的对象，一向吸引学术界的关注，将长期存在国内外的竞争问题。我认为绝对不能放弃对这些文字的研究。某些文种上我们已获优势地位，这不可再丧失；尚未取得优势的那些学术界瞩目的攻关文种，也应具备条件迎头突破，尽早解读。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包括这些文字在内的“特殊学科”采取了强有力的扶持政策，历史将证明这一政策的正确。

冯培红：敦煌学中的“绝学”
　　冯培红，兰州大学萃英学者特聘教授，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

　　还没有人把敦煌学称为绝学，但在敦煌学的分支学科内部，却有不少内容也被视作绝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敦煌学与我们今天讨论的绝学也搭上了关系。
　　到今年，敦煌学刚好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这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由于众所周知的特殊历史原因，它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国际，但也因此而成为了一门曾经让人伤心的学术史。和其他学问不一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敦煌学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直到今天全世界的敦煌学者加起来，也不过数百人而已。这和“敦煌”的名声与魅力之大，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敦煌学中的“绝学”，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地方社会历史、少数民族文字、中西文化交流等四个领域观之。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的经史子集为主体，目前流传下来的都是印刷术时代的典籍，宋元版的都被认为是珍贵的善本书；但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大多是唐代的写本，有的时代更早至六朝，保留了许多更接近于原本的典籍，此堪称一绝。
　　地方社会历史，尤其是不受中原史家关照的西陲历史，由于缺乏史料而难解真相；但敦煌文献的出土与敦煌石窟的遗存，揭开了长期笼罩的神秘面纱，展现了敦煌及河西地方社会的历史风貌。此外，对于大唐帝国治下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传统史籍所难以描述的，而敦煌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个案。即使在整部中古历史上，这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敦煌文献，在藏经洞出土的五万余件敦煌文献中，占有可观的比重，包含了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等多种文字。这些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对于研究中古西北史、民族史、语言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由于它们中的有些已属于死语言，解读不易，国际上的研究者人数亦少，故而往往被称为绝学。
　　中西文化交流是丝路明珠敦煌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特色。早在汉代，敦煌就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到了隋代，西域三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中古陆上丝路的兴盛，催生了贸易的流通、民族的迁徙、宗教的传播与文化的交流。中国丝绸的西运，西域马匹的东来，以及印度佛教、波斯摩尼教与祆教、拜占庭景教的东传，构筑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道奇绝的风景线。体现在敦煌，最典型的莫过于莫高窟所反映的佛教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学这门特殊的学问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下，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改变了屈辱的学术命运，确立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的局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社会历史领域，已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但在少数民族文字与中西文化交流领域，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加强对精通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绝学人才的长期培养，扩大包括中亚、西亚、南亚在内的“大敦煌学”的开阔的国际视野，才能最终确立敦煌学研究的制高点。

张勇：从《云南丛书》看绝学

　　张勇，云南文史馆副馆长，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专家，曾参与主持《云南丛书》的编撰。

　　涉及云南地方文化的研究，近些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也有很多问题令人忧虑。尤其是由于云南地处边远，内地对它的了解不多，这就导致云南地方文化的研究不为外界所知了。我们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云南丛书》的编撰。早在民国初年，我们的前贤们就开始在编撰这么一套大型的地方文献丛书。当时看到北京、安徽、江苏、河北等地都在编撰这一类丛书，云南学术界的人士就提出也要做这件事情，并得到当时云南的当政者唐继尧的支持，成立了一个“辑刻云南丛书处”，由著名学者赵藩来领衔，主要搜集记载云南事迹的书籍，以及云南人的著述。搜集的文件从汉代一直到民国初年，这么大的一个历史跨度，通过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来完成，最终收入的历史文献，大概有205种，1600多卷。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于日本的入侵，这项工作被迫停止了。这些年来，我们经过研究，在报请省政府批准之后，又开始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对这部丛书进行重新整理，把已经刊刻流通的部分全部收集起来，另外把编好但尚没有刻印的部分，采用拍照的方法，重新整理。大概今年八九月份，这部丛书就可以完整出版。出版之后，我们会将这套丛书分送到云南县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无论是从弘扬学术还是保护绝学的角度，这都是有意义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确实也看到在关于绝学以及地方文史研究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资金投入不够，其次是资源整合的问题。比如一部古籍，一部分保存在图书馆，另一部分在社科院，还有一部分在大学，没办法整合在一起。资源的整合要有利于运用，有利于研究，为学术创造便利的条件；另外，我们出现了人才的断层，现在搞绝学研究的主要是一些年老的学者，后继人才的培养没有跟上，这是令人担心的。


来源：http://sspress.cass.cn/paper/442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