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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9月30日   

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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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
　　(第9、10版)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全球范围内的纪念活动数不胜数。无疑，达尔文配得上这样的荣耀。在科学史的灿烂星空中，达尔文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除了牛顿等少数几人，他的成就无人能够比肩。如果说天文学、物理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更新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那生物学上的达尔文革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在达尔文之后，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解答。事实上，达尔文革命全面地波及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关注的均为达尔文革命的人文方面，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人类情感的本质和功能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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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9月30日   


被“劫持”的达尔文
——对进化论传播历史的一点反思

■刘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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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全球范围内的纪念活动数不胜数。无疑，达尔文配得上这样的荣耀。在科学史的灿烂星空中，达尔文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除了牛顿等少数几人，他的成就无人能够比肩。如果说天文学、物理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更新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那生物学上的达尔文革命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在达尔文之后，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解答。事实上，达尔文革命全面地波及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关注的均为达尔文革命的人文方面，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人类情感的本质和功能等话题。

　

　　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但人类历史上，恐怕很少有哪种科学理论像进化论这样传得变了形。实际上，很多时候，达尔文是被有意无意“劫持”了，在达尔文的旗号下，流传的未必都是达尔文的观点。

　　实际上，生物进化论看起来简单，这些理论基本上是用普通文字叙述的，极少用到数学公式。法国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曾深刻地指出：“进化论遇到的一个麻烦在于，每个人都自以为理解它。”（A　curious　aspect　of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s　that　everybody　thinks　he　understands　it,1974）

进化不等于进步

　　人们初次接触进化论，容易望文生义，历史上一些智力超群的大人物也不例外。而有的人，即使正确地理解了达尔文的意思，也由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而故意打着达尔文的旗号传播非达尔文的观念。

　　比如，进化不等于进步，这是理解达尔文进化论时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历史上人们恰恰愿意把进化当做进步来理解。科学史家鲍勒说，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也就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后50多年里，生物学家基本上认可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把“进化”它当做“进步的、有目标的”演化来理解。鲍勒还指出，《物种起源》中核心的思想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时间长达6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科学共同体中变得流行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种误解符合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纽约时报》，2009.02.10）所以，即使在达尔文的老家，19世纪后半后叶传播的进化论，基本上是前达尔文意义上的进化论，也许还要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达尔文自己的意思。

　　第二个例子是赫胥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他并不相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而这个学说是达尔文理念的核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两个人捆绑在一起，站在一起共同对付他们的所谓敌人：宗教和保守分子。外界普通人以为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赫胥黎为什么这样做呢，而达尔文为什么会默许他这样做呢？这就不好说了。可以猜想，他们需要力量，统一战线有助于战胜共同的敌人，而科学观念的分歧是内部矛盾。威廉斯（GeorgeC.Williams）在《适应与自然选择》（中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中分析了进化与进步之间的关系，从五个方面一一否定了进化即进步的直观误解。

中国人先接触的不是达尔文的理论

　　鲍勒的分析也大致适用于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接触达尔文进化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通过达尔文，而是通过赫胥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根据的不是达尔文的著作而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1894）。严复的翻译并不是一句一句直译，而是加上了自己的解释。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20世纪初中国人了解的进化论是“赫胥黎版＋严复解读”，这个组合有“前达尔文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这个特殊组合距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的原始思想差别是很大的。达尔文1859年的名著，马君武用文言体译出，中文名为《物种原始》，出版于1918年；周建人于1940年代在香港三联书店出过一个译本，但他本人不满意；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合译的本子《物种起源》1954年由三联出版，后转商务于1963年重印一次，1981年后又多次重印。

　　中国许多著名人物，如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钱穆等，并不喜欢“（达尔文）进化论”，主要是因为它暗示了竞争、斗争的天然合理性。而差不多在同时期，靠后10年，克鲁泡特金（P.A.Kropotkin,1842-1921）与赫胥黎PK的著作《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被引进。李石曾译的《互助论》1908年初开始在《新世纪》上连载。孙中山、钱穆等可能没有读过达尔文的著作，以为《天演论》完全代表了达尔文的思想。于是他们将《天演论》与《互助论》进行了中国式的奇特对比。这六位大人物都非自然科学家，对生物进化论掌握的材料很有限，但他们不缺少人文关怀，特别是深受中国儒学传统的熏陶，这样一来，两者好坏立判。钱穆说：中国人“毕竟看不起强力，看不起斗争”，“在中国人传统思想方面说，和平与仁慈还是正面，强力与斗争只像是反面”。他们在情感上认为《互助论》更可取、更科学。而这并不符合当时国际生物学界的主流看法。

　　现在克鲁泡特金在科学界又得到重视，而那时他在科学界没有地位，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他对赫胥黎的批评。显然，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上述六人的理解显得太天真、太书生气，不符合潮流。应当说毛泽东把握了时代脉搏，他没有书生气地高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后来我们宣传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自然是深得《天演论》的要义。

　　著名地质学家许靖华曾自信地批评过达尔文进化论：“作为科学家，我相信科学理论需要依据科学的资料及方法判断，我判断的结果发现天择说绝非科学，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偏见，而且是非常邪恶的偏见。它已经严重地干扰了人类清醒地领悟生命历史的能力，也影响了人们耐心相处的能力。”（许靖华，1997）实际上，自然选择学说是标准的科学。也许，许先生当年最初接触达尔文进化论时学到的是《天演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达尔文的科学本身。如果他的批评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及进步论的进化论，那么完全正确。针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就显得外行了。

　　对于普通人，似乎只有一种进化论，而它是铁板一块，并且在达尔文之后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发展。这不符合事实。《物种起源》发表150年来，进化论已有很多补充或修正，吸收了综合进化论、间断平衡理论、中性突变学说、连续内共生等诸多新进展。

达尔文理论的不足

　　我们事后诸葛亮，也能找出《物种起源》中的许多不足。如延用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的错误思想。达尔文做的是博物学层面的工作，当时并不清楚遗传、进化的分子机制，那时候没有基因的概念，更不用说遗传密码了。书中并没有细致讨论物种如何起源。自然选择的单位也不清楚，群体、个体、基因？受地质学家莱伊尔的影响，他过分重视渐进的进化。现在我们知道，“连续微小变异的积累”仅仅是一个方面。后来德弗里斯提出突变论，埃尔德里奇和古尔德提出“间断平衡理论”。另外，达尔文似乎过分强调了种内斗争的残酷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种内的各种协作（舒德干语）。达尔文非常聪明，他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基本上准确猜测到了进化的过程，只是不够深入。在达尔文之后，“共生起源”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俄国的三位植物学家做了很好的工作，但传播得并不好。因而在生物学界，竞争与共生两分法的共生一面仍然不被重视。

　　直到马古利斯提出连续内共生学说（SET），并与教条的达尔文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情况才有所好转。1970年她出版了《真核细胞的起源》一书。马古利斯甚至激烈批评过生物界看好的新达尔文主义：“为什么新达尔文主义社会团体的成员主导着美国和其他说英语国家学术机构中的生物学科学活动呢？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根据弗莱克的观点，原因是新达尔文主义的机械论的、非自创生的世界观与我们主流文明的主要神话是完全一致的。”（马古利斯,萨根，1999）我们的文明的神话是什么？相信还原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物质主义以及人类是最优秀的。

“我们生而自私”吗？

　　话说到这，人们不禁要问，现在要好多了吧？的确。但是也不能太乐观。第一代“达尔文斗犬”（bull　dog）赫胥黎曾误传了达尔文的思想。他早已过世，新一代达尔文斗犬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正红火得很，他撰写的畅销书《自私的基因》声称代表着正宗的达尔文思路。而且由于时代的“进步”，道金斯还多出了一个头衔：“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教授”。但是，这本书的名字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更大的误导，它似乎在暗示：当代进化论自然科学告诉大家，自私是有道理的。人们冤枉了道金斯吗？也不全是，他确确实实说过：“wearebornselfish”!（见《自私的基因》）即“我们生而自私”。我不好说他是不是在诬蔑人类，但拿这个句型与《独立宣言》中的句子“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我们认为这是自明的真理：所有人生而平等）对比，我们会发现，境界是多么的不同啊。

　　难怪分子生物学家朗格利（C.H.Langley）批评他，《自私的基因》“是肤浅的，对于进化生物学这门科学的阐述是不真实的。对于有学养的读者它是一种伤害，对于外行则是一种误导”。“《自私的基因》开头有这样一句‘您差不多可以将本书作为一部科学幻想小说来阅读’。这是此书中最有用的信息，并且恰当地被放在了最开头。”（BioScience，1977，27（10）：692）

　　我赞成这个判断。

　　如果对进化论作教条式的理解，甚至以科学的名义，用进化论来论证自私的合理性，鼓吹不择手段的竞争，无视生命世界的复杂性，看不到进化史上协作、共生的一面，削弱了人们和谐共处的能力，那将是一个悲剧。——当然，达尔文不该为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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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清风》：一个对达尔文的另类纪念

■马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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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电影版海报

新版《承受清风》海报

港版《承受清风》海报

大戏登场

　　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达尔文视为19世纪欧洲思想界的“三巨头”之一（另二人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委婉地暗示，他对于人类社会影响之深之广无人能及。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恰当，自然是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达尔文对于人类思想的冲击，正如他的进化论所揭示的自然选择的力量那样，虽然不易察觉却持续而强有力。在今年纪念达尔文200周年诞辰的系列活动中，一场登场的大戏也许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的确是一场真正的大戏。时间：9月18日至12月20日；地点：位于伦敦滑铁卢桥路的老维克剧院（the　Old　Vic，该剧院历史悠久并与中国有些渊源，1979年老维克剧团曾到访中国，并上演了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剧目：《承受清风》（InherittheWind）。该剧将由特雷弗·纳恩(Trevor　Nunn)出任导演，此君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于欧美戏剧界一线，所获荣誉无数。主演则由凯文·斯派思（Kevin　Spacey）和大卫·特洛夫顿（David　Troughton）担纲。前者早年从事戏剧表演，成名后投身电影行业，是好莱坞著名的影星和导演（因出演《美国丽人》加冕奥斯卡影帝）；后者在戏剧界同样享有盛誉，尤以出演莎翁作品出彩。

　　这样的演出阵容算得上豪华，不过于《承受清风》而言，完全受之无愧。事实上，该剧1955年首演即大获成功，在百老汇连续演出将近三年；在整个60年代，它的影响更是属于“现象级”，先是被改编为电影，轰动无比，而后连“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都演唱了一首与它同名的歌曲；到了90年代，《承受清风》甚至进入了美国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迄今为止，它的剧本多次再版，并已被翻译成了30多种文字。（亚马逊书店上可以查到的最新版本出版于2007年；2004年香港上演了中文版《承受清风》，备受好评）

　　老维克剧院网站上登载的该剧宣传画直观而有深意。上下两只手，上面一只是人手，干净光鲜、袖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可以想象，它的主人一定举止优雅、富有教养；下面一只是猩猩的手，浓密的黑毛、粗糙的皮肤和尖利的指甲，在上面那只手的映衬下显得分外刺目。两只手中间夹着一本厚厚的神圣之书——《圣经》。看到这幅画，不用费太多的心思就可以猜到，这是一个跟进化论有关的故事。问题是，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能够风靡一时，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传奇诞生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用翔实的证据和细致的推理，阐述了物种之间的演化，尽管其中没有直接说出人类从低等的动物演化而来，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其实只隔着一层窗户纸。而众所周知，按照西方传统宗教的观点，不特是人——所有的生命都由神直接创造而来，这白纸黑字地记录在用上帝的“话语”所写就的《圣经》之中。于是，由此开始，在达尔文的理论和宗教之间，展开了一系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到了1925年，一个大事件发生了。

　　经过多年的酝酿，在这一年年初，美国南部田纳西州最终通过了一条法案，禁止教师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这条法案一经媒体揭露，立即成为舆论焦点。随后，在众多幕后推手的努力下，一个在当地中学任教的年轻教师，因违反这条法律而被起诉。天性幽默的美国人，给这场官司起了一个韵味十足的绰号——“猴子审判”。官司一开打，各路重量级人物纷至沓来，原告被告反倒变得无足轻重了。在前来助阵的人物中，佼佼者当数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达罗（Clarence　Darrow）。布莱恩担当原告代理人，他曾经三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并出任过一届国务卿（后因反对美国卷入“一战”而弃职），是当时反进化论运动中风头最劲、地位最显赫的人物。达罗则是被告的辩护人，他没有前者那么耀眼的政治光环，但却是当时最令人敬畏的刑事辩护律师，业内的地位和声望如日中天。

　　很显然，能够“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关键是官司背后的那条法律，而不是案情本身。因此，真正将这场大事件推向高潮的，是布莱恩接受达罗的挑战，当庭接受后者关于这条反进化论法案是否正当的质询。两位辩论高手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着实精彩。不能说布莱恩的雄辩不够出色，只是公允地说，由于所持有的立场，他其实已经丧失了获胜的可能性。不过，这与官司的判决无关。因为法律就是法律，在它没有被撤消之前，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庭最终认定被告违反法律的证据确凿，因而罪名成立，并需缴纳罚金100美元。

　　时隔30年之后，两名作家将“猴子审判”搬上舞台，一炮而红，这就是《承受清风》。

　　《承受清风》的两个主角，一个以布莱恩为原型，另一个以达罗为原型，主要情节则是二人在法庭上的交锋。与事实相比，剧情有了相当程度的虚构。首先，它刻意渲染了一个压抑、沉闷的背景。其次，布莱恩被贬低为一个无知、傲慢而又自以为手握真理的人；相应地，达罗则被美化为一个集睿智与宽容于一身、面对蛮横和狂暴敢于拍案而起的勇士。对于这些改动，后世的史学家们多有微词，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传奇中的两段高潮，“猴子审判”和《承受清风》都永远地进入了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之中。）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

　　自哥白尼以来，科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便是一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问题。从历史的趋向来说，强调二者的调和、包容乃至互补，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根源，二者的关系有时也会呈现出另外的一面。像“猴子审判”便是如此，它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将进化论和基督教之间的张力表达得淋漓尽致。

　　《承受清风》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与此显然有莫大的关系。“承受清风”一语典出《圣经》（箴言11：29），据“和合本”《圣经》，该节全文如下：“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作慧心人的仆人。”此种翻译颇有些晦涩，依“现代本”《圣经》，就容易理解多了，全文：“带灾难进家门的，终必倾家荡产；愚拙人必作明智人的奴仆。”因此，“承受清风”的含义，与中文当中的大白话“喝西北风”异曲同工。作者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人们一味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必将害人害己，贻笑大方。

　　包括《承受清风》的两个作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天真地认为，随着达罗在法庭上让对手破绽百出、颜面尽失，科学之光已经彻底掩盖了远古的蒙昧和教条。但这样的情绪，未免过于乐观。事实上，“猴子审判”之后，美国中学教科书中有关进化论的分量持续下降，以至于著名的遗传学家穆勒在1959年——《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之时，愤懑地抱怨：“没有达尔文的100年，该到头了！”60年代之后，反进化论法案虽然被判违宪，但类似于“猴子审判”的故事在美国却一再上演，尽管其规模和影响要相去甚远。时至今日，在美国的科学界和教育界，如何应对宗教对于生物学教育的渗透和干涉，仍旧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问题。令人忧虑的是，进入20世纪末期以来，反进化论运动已经不再是美国的特产，而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趋势（譬如香港的反进化论运动这些年就颇为活跃）。

　　因而，在《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之际，重温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一幕，并非多余。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就科学和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言，如果二者彼此视对方为敌人，那将是一种大不幸。科学与宗教的之间的争论，常常被化简为谁掌握有真理的口水战，但这恰好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且，对于人类社会面临的那些最紧迫的难题而言，横飞的唾沫没有任何助益。

在科学和宗教之外

　　如果只在“猴子审判”中看到科学和宗教的恩怨，就大大低估了它丰富的内涵。究竟是《圣经》正确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正确，这个问题无论在布莱恩还是达罗看来，当然都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也许是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谁应该掌握主导权，什么样的原则是人们不能逾越的底线。正是在这一点上，布莱恩和达罗各自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布莱恩认为，民主的要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多数纳税人都不喜欢进化论，动用国家的暴力机器——法律，来禁止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上，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天经地义。达罗则把自由视为民主的根基，自由并不是多数人专享的特权，而是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法律能否切实保证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才是民主的真义，因此，动用法律来干涉人们研究进化论的自由，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信号。

　　所以，《承受清风》在美国文化中之所以具有强劲的穿透力，除了科学与宗教本身就是一个迷人的话题之外，还在于它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深度发掘了上述两种观念之间的对立，直击美国传统价值观中最深层的内核。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之后的头十年，是美国历史上一段歇斯底里的“恐共”时期。在麦卡锡及其同好的鼓噪之下，美国的言论自由受到极大压制，人们几乎是谈“共产主义”而色变，许多书籍被列为禁书，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遭受无端地监视，一对科学家夫妇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被以叛国罪的罪名处予死刑……有历史学家形容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对于这样的白色恐怖，感同身受的时代精英当然不会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承受清风》乃是对麦卡锡主义的一个反讽。

讽刺达尔文的漫画

　　由此，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作者为什么会刻意营造一个极其压抑的氛围；为什么会不顾历史事实，对布莱恩在法庭上的表现过度丑化；也更容易领会“承受清风”一语的含义。跟达罗一样，在两个作者看来，在如何沿袭美国最为珍贵的历史和精神遗产这个大问题上，布莱恩们和麦卡锡们完全走错了路。表面上，他们都在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不遗余力，但实际上，当他们抡起大棒砸向对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动摇了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根基，结局只可能是“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因此，民主最需要的是宽容，而不是压制。作者甚至安排了一个饱含浪漫色彩的结局：有人嘲笑原告代理人的无知，并且称他的宗教为傻瓜宗教，被告辩护人并不领情，反而怒斥道：“你这自作聪明的家伙！你无权对他的宗教吐唾沫，正如无权对我的宗教吐唾沫一样！不然，就住嘴！”

　　值得庆幸的是，中世纪那一页毕竟已经从厚重的人类演化史中轻轻地被翻了过去，达尔文没有遭受火刑，进化论仍然占据着科学的主流地位。不过，套用宋朝那位英明皇帝的话，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这应该是人们用《承受清风》来纪念达尔文的一个用意吧。

　　附记：关于“猴子审判”一案的来龙去脉及其对美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森在《众神之夏——“猴子审判”以及科学与宗教的论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一书中有精彩的叙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此书了解更多的细节。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将“承受清风”译作“风的传人”，属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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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和进化论相关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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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西方学者说过：没有读过《物种起源》，就算不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物种起源》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名著之一，而且它以通俗的语言写成，一般人都可以读懂。《物种起源》在中国有多个译本，流行最广的是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合译的版本，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的由来》， 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周邦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周邦立、周国信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

  

　　●如欲了解达尔文的生平，不可不读其回忆录，以及他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编的《达尔文生平》。戴斯蒙德、穆尔合著的《达尔文》则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达尔文传记。

　　《达尔文回忆录》，毕黎译注，周国信修订，上海远东2007年版

　　《达尔文生平》，F.达尔文编，叶笃庄、叶晓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达尔文》，[英]阿德里安·戴斯蒙德、[英]詹姆斯·穆尔著，焦晓菊等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安妮的盒子：达尔文、他的女儿和进化论》，[英]兰德尔·凯恩斯著，陈蓉霞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关于进化论的科普书和研究性专著汗牛充栋。其中古尔德、道金斯是当代最著名的进化论科普作家，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均已译成中文。迈尔的《进化是什么》、鲍勒的《进化思想史》从理论角度阐释了进化思想；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动物的社会行为；《第三种黑猩猩》讨论了人类的进化……最后，推荐一本《达尔文与中国》。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美]爱德华·威尔逊著，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进化是什么》，[美]恩特斯·迈尔著，田z译，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

　　《进化思想史》，[英]皮特·J·鲍勒著，田z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自达尔文以来》，[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z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自私的基因》，[英]里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美]杰拉德·戴蒙德著，王道还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达尔文与中国》，[美]浦嘉珉著，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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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

——读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陈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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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进化的造物——人类，我们不仅拥有发达的智力，同时还拥有最为丰富的情感。尽管由达尔文开创的科学告诉我们，这种情感也许只不过是自然选择的“策略”而已，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珍爱自己的情感生活。假设生活中缺失了情感，不再有喜怒哀乐，不再有彼此间的信任与默契，更重要的是，不再有相濡以沫之情，这将是毫无意义的人生。达尔文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继《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的由来》（1871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　in　Manand　Animals，1872年）一书。关于此书的缘起，在写于1876年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达尔文写道：“我的长子生于1839年12月27日；我马上开始记录他所表现的各种表情的开端，因为我相信，即使在这个早期，最复杂最细微的表情一定都有一个逐渐的和自然的起源。”该书实际上论及人类情绪、感情的起源和演化，是相关领域先驱性的科学工作，其意义自不待言。

　　达尔文在这部著作中表达的基本思想即是，人类的情感和表达是天生的，不习自会的，并且具有共性，比如，当害羞时，各地的人都会脸红，哪怕是黑人，也能观察到他们的脸色因此而更有光泽。给生活在新几内亚巴布亚岛上的土著人出示一张板着脸的高加索人照片，前者能毫不费力指出后者在生气。也许不同的文化在习俗礼节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我们却天生具有一套相同的、最为基本的心理构造。既然情绪表达具有这种相通性和天生性，这就表明，它们是通过遗传而来，并且与自然选择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达尔文还以相当的篇幅关注各种情绪的躯体表达特征，尤其是脸部表情与情感的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感表达也存在于动物身上，这是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又一个明证。

人类的五种基本情绪，负面情绪占四种

　　当代心理家认为，人类的情绪分为基本情绪和次级情绪。基本情绪有五种：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它们分别对应于特定的躯体状态。次级情绪是上述五种基本情绪的细微变体，比如，欣喜和惊喜是快乐的变体；忧郁和惆怅是悲伤的变体；惊慌、害羞与焦虑是恐惧的变体；憎恨是愤怒的变体；鄙视和轻蔑是厌恶的变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五种基本情绪中，除快乐之外，其余四种都是负面情绪。这一点意味深长。它表明，地球上的动物（包括人类自身）大多时候都生活在一种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身边随时会有天敌出现，更不用说洪水、干旱、疾病等自然灾害的如影相随。因此在所有的情绪中，恐惧是一种最为原始古老的情绪，它犹如忠实的报警装置，提醒我们避开危险，防患于未然。其余则有悲伤、愤怒和厌恶，它们同样是对世事无常或可憎之事的提醒。休谟深刻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最早的宗教观念并不是源于对自然之工的沉思，而是源于一种对生活事件的关切，源于那激发了人类心灵发展的绵延不绝的希望和恐惧”。（大卫·休谟：《宗教的自然史》，徐晓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这是因为，“我们既没有充分的智慧去预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防范那些不断威胁我们的灾难。我们永远悬浮在生与死、健康与疾病、丰足和匮乏之间”。（同上，第16页）这就是说，人类生活中的厄运远远多于好运，正如古希腊诗人荷马所说：“诸神赐予我们一份快乐，就要相伴双份的苦难。”也正如作家张爱玲的叹息：“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而人又是这样一种动物，到手的好运认为是理所当然，经历的厄运则久久难忘，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间的缘由则在于，正是对厄运或痛苦的深刻记忆避免让我们重蹈覆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还须思危，实在是古代圣人留给我们的极为深刻的智慧。难怪在五种基本情绪中，负面情绪会占上四种。

生命中悲惨更多，还是快乐更多？

　　若说人类（其实还有动物）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负面情绪之中，亦即被不快、忧虑甚至痛苦所缠绕，那么，人类或动物为何还会有求生避死的本能、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对于自然界存在的诸多苦难和痛苦，作为博物学家的达尔文怀有深刻体会，更何况达尔文生性格外敏感细腻，他的爱女安妮在10岁时夭折，这一事件在达尔文的一生中都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越是思考自然界的苦难，达尔文就越发困惑，因为当时的神学理论把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归诸于上帝对于信徒的考验，但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一个真正仁慈全能的上帝，怎么可能会把秩序建立在世人沉重的痛苦之上。

　　在1876年完成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中，达尔文提问到：在所有具有感觉能力的生命中，究竟是“悲惨更多，还是快乐更多”？“这一世界作为整体是善还是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根据我的判断，快乐当然更占上风，尽管难以证实。”他认为，如果一个物种的所有成员都习以为常地蒙受痛苦，它们就会“不再关注繁衍，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情形曾经或者至少是经常发生”。于是，他得出结论：“这些愉悦，它们持久反复地出现，以致我毫不怀疑，总体说来，它们给予大多数有感觉生物的快乐要超过悲惨，尽管许多个体偶尔也会经历更多的折磨。”就此而言，达尔文依然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乐观主义者。毕竟生命给了我们太多美好的东西，而情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爱就有痛，于是，我们愿意痛并快乐着。事实上，自然选择通过赋予个体以快乐情感以引导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食欲的满足即会产生快乐之情，因为饱餐有利于个体的生存；性欲的满足（性高潮）更是达到快乐之极限，因为它有利于个体基因的传播。就此而言，快乐常表现为对于生理欲望的满足，因为它们与个体的生存及其繁殖密切相关。

惊讶之情有什么用处？

　　其实还有一种情绪值得一提，那就是惊讶，不同于其他情绪，它是一种中性情绪，与积极和消极体验无关，类似于催化剂的作用。惊讶的存在本质上与学习有关。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求知出于好奇与闲暇。好奇就是对未知或新鲜事物的惊讶之情，学习就是被这种好奇之心所激发。儿童对于我们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之心，以至问题不断，这就是学习最好的动力。遗憾的是，成人因熟视无睹而麻木，不再有惊讶，也不再有学习的动力。就此而言，科学家就是那些对周围事物终生保持惊讶之情的人们。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为什么是我创立相对论，我认为原因如下。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不见得会去思考空间与时间问题，他会认为这个问题早在孩童时代就解决了。我则相反，智力发展很慢，成年以后还在思考这一问题，显然我对这个问题要比儿童时期发育正常的人想得更深。”

　　细究起来，我们对第一次接触的事物总是印象深刻，想忘也忘不了。自然选择赋予我们惊讶这一中性的情感，看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对未知事物充满激情，因为人与动物的不同还在于，人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但麻木恰恰是学习的天敌。就此而言，成功的教育模式即在于呵护并且强化学生的惊讶之情、好奇之心。

情绪的功能之一：有利生存

　　在达尔文看来，情绪是一种先天的能力，通过遗传而得到，本质上它就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自然选择所保存的性状，必定是对生物体生存繁衍有利的性状，由此看来，动物（包括人类）的各种情绪必定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以恐惧为例，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一块厚玻璃板放在平台上，使得玻璃板超出平台的边缘。将一个6个月大或更大些的婴儿放在玻璃板上，逗引他向前爬，他会在清晰可见的平台边缘停下来，同时表现出恐惧的行为和面部表情。看来婴儿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对于悬空高处的恐惧感，显然这与我们的特定生存环境有关。因为我们的祖先灵长类动物是一种树栖攀缘生物，不慎从高处坠下就是一种常见事故，由此形成的恐高症就是一种有利性状，它提醒我们尽量避开悬空的高处，以防不测。其实人类或多或少都有恐高症。所谓高处不胜寒，就是一句极妙的双关语。

　　记得笔者女儿在5个月左右时，有次笔者买回一个上紧发条后会跳跃的青蛙，当它在桌上跳跃时，只听女儿发出叫声，开始我们没注意她的表情，还以为她是被逗乐了呢，结果发现叫声不对，再观察她的脸色，显然是惊恐万状。于是，赶快拿走了那只会动的青蛙。动物在恐惧时，大多会发出尖叫声，这种高频声常被用来作为警报声，以警告同伴或向同伴发出求助信号。今天的人类社会同样利用这种高频声作为警报。

情绪的功能之二：维持恰当的人际关系

　　人是群居动物，或说社会性动物。正如古希腊圣哲亚里士多德所说，那些“不能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无须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不是野兽就是上帝”。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与自己的养育者（通常是母亲）建立起稳定的依恋关系之后，就会表现出“认生”这一恐惧感，也就是说，当别人、尤其是陌生人试图接近他（她）时，就会因害怕而哭闹，紧紧依偎于自己的母亲。正是这种天生的恐惧感，令婴儿与自己的养育者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以便获得必要的保护和庇佑。这也许正是婴儿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我们都懂得“投桃报李”、“以牙还牙”等策略。这是因为在一个社会性群体中，相互需要及其互惠帮助是维持稳定关系的必不可少的纽带。设想一下，某天我见邻居正驮着重物费力地上楼，于是我用举手之劳帮了他一把。过些天，我家搬重物，急需邻居助上一臂之力，但他却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后关上了房门。此时的我会做出怎样的举动？我一定会愤怒，由于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此时若正好有旁人经过（或者我主动告诉别人），他就会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那位忘恩负义的邻居的坏名声就会传遍全楼，从此他休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反过来设想，若是我对邻居的忘恩之举无动于衷，下次依旧为他提供必要的帮助。结果将会怎样？结果将是，群体中如此尽占别人便宜的小人会越来越多。当然这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再说嫉妒这一似乎上不得台面的情感，除了与男女恋情有关之外，它还与维护公正有关。公正可说是一个好词。但激发人们公正感的或许正在于一己私利：凭什么某人能比我（或我们）多吃多占？这就是嫉妒心在作怪。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之下，我们拍案而起，以公正的名义攻击我们的嫉妒对象。就此而言，嫉妒犹如社会的免疫系统，不可缺少。正如学者曹明华所言，“假如大众都完全没有嫉妒心，都一心一意地忠诚和奉献，那么骗子会更猖狂，私欲膨胀者会更攫取，病态而又掌控权力者会更如鱼得水”。

　　由此可见，维系社会稳定以及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来源之一恰恰是我们的各种情感，尤其是负面情感。古希腊有一则神话，说的是宙斯交与美女潘多拉一个盒子，嘱她切不可半道打开，但她却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冲动，打开了盒子，结果从盒子中跑出来的全是“恶”的东西，如嫉妒、仇恨、灾难、疾病等。今人以潘多拉的盒子来比喻“恶”，殊不知，文明正是被恶之力量所推动。

情绪的功能之三：道德感起源于情感

　　说起来，道德是自私的反义词，道德表现为利他甚至自我牺牲。达尔文对此的解释是，一个群体中，具有道德感的个体越多，他们为群体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群体就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显然自然选择有利于道德感的脱颖而出。但当代学者却发现此种推理存在漏洞。因为具有道德感的个体更可能会因自我牺牲而较少甚至没法留下后代，因为冲锋在前的后果很有可能就是丧失生命，荣升烈士；相反，那些胆小鬼倒是趁机占尽便宜，从别人的牺牲中苟且偷生，从而大量繁殖自己的后代。如此说来，自然选择反会淘汰那些“高尚人士”。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

　　达尔文在此确实犯下了一个错误，他于不知不觉中把群体设定为选择的对象。但当代进化论者对此已达成共识：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是个体，甚至是基因，而决非群体。这就是说，自然选择总是青睐于令个体（或基因）的适合度达到最大化，哪怕因此而牺牲群体的利益。用道金斯的话来说，基因的本性就是尽可能多地复制自己的后代，他称之为“自私的基因”。个体的行为受我们体内基因的支配，因而也不可避免具有自私性。如此说来，道德感的起源似乎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选择无关，那么，它纯粹就是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事件，是灵魂对躯体的超越？

　　然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恰恰要从生物学的层面来讨论道德感的起源。尽管基因的本性可以借助“自私”一词来刻画，但基因的本性同样可以导出具有利他色彩的血缘互助，这就是“亲选择”的概念，它是指，彼此具有亲缘关系的个体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对方，只因它们之间或多或少有一些相同的基因。一个极端的例子即是母爱，这是因为子女的体内有一半基因来自母亲，在此意义上，帮助子女谋生，也就等于为自己的基因寻求最大限度的复制机会。

　　除了血缘纽带之外，个体之间的合作还与互惠利他行为的出现有关。自从20世纪上半叶出现博弈论以来，科学家试图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合作及其竞争行为。加拿大博弈论家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设计了一种游戏程序，名为“投桃报李”（Tit　for　Tat）策略。当它首次与任何一个程序相遇时，总是采取合作行为，若对方给予回报，则双方合作成功并建立友谊。由此带来的就是“双赢”效果，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就是“非零运算”。若对方欺骗，“投桃报李”就会采取惩罚、报复策略，并终止合作关系。运算的结果，只要群体中存在一定量愿意合作的程序，投桃报李策略就会是优胜者，并且投桃报李者越多，该策略所获得的成功机会也就越多，换言之，社会越是和谐。这样的群体就达到了“进化上稳定的策略”，亦即其他策略难以钻空子侵入。但可以设想，在一个群体中，若绝大部分的个体都采用自私策略，只想抓住每一次机会利用对方，那么，个别的投桃报李者将难以立足。这样的群体尽管也是稳定的，但效率却是最差，亦处于最不和谐状态。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凭什么群体中不会是自私者占绝大多数，答案正在于亲选择原理。在一个小规模的群体中，个体相互之间未免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它们就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合作利他行为，这正是投桃报李策略得以存在的基础。当投桃报李策略所带来的成功被更多的个体享受到时，它就会进一步蔓延开来，以至无须受亲选择条件的束缚，亦即针对对象不只限于直系或较少的旁系亲属。

　　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互惠利他行为，比如，吸血蝙蝠夜间去大型哺乳动物那里吸血，有些个体偶尔会空腹而归，此时吸饱血的个体就会吐出胃内的血液喂给饥饿的个体，尽管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血缘关系。这样的行为常常是相互的，结果就是双赢。在灵长类中，这种互助行为更加流行。黑猩猩相互之间分享食物，梳理毛发，彼此给予对方以安抚，或是合作抵抗共同的敌人，等等。不过，互惠利他行为的流行也许需要某些条件：个体有足够长的寿命，能辨认并且记住对方的行为。这也就是它们在高等哺乳动物中更为常见的原因。

　　这就是说，自然界本已存在道德的萌芽，并且道德的前提恰在于个体乃至基因的自私。假设这一前提成立，即人类道德源于动物中的亲选择以及互惠利他行为，那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血缘互助还是互惠利他，其背后都不存在个体的有意算计或所谓的动机，而是通过感情的引导来执行这一进化逻辑。我们天生就具有感激、同情、回报、愧疚等正面感情，当受到伤害时还具备愤怒、仇恨乃至报复等负面感情。正是这些情感令我们做出“投桃报李”或“以牙还牙”的行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向来被视为做人美德；而血债要用血来还，同样也是社会所能认可的行为准则。在这些美德或准则的背后，其实都是情感要素在起作用。

　　一种重要的情感即是，同情或移情能力，用民间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说的也正是道德感起源于人性中共有的同情之心，它与功利性的追求回报或舆论的赞赏无关。但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却是，有时恰恰是现代社会的灌输或说教才导致个体丢失了素朴的人性。比如在影片《朗读者》中，女主人公本是一个文盲，但所谓现代社会的说教却让她迷失了本性，在担当犹太集中营的看守时，她可以做到毫不动情地挑选出某个犹太女囚犯，让她去送死；当集中营发生火灾时，她却依然忠于职守，不愿为囚犯提供一条生路。当战后面对法庭的审判时，她的回答却是，作为一个看守，她只能这样做。她的人性就在忠于职守的说教之下泯灭了。

　　就此而言，道德先于人性，而非人性所独享。而宗教，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无非就是劝人为善，可见它只是强化了已有的道德情感，而决非无中生有地创造出道德情感，或者用宗教的语言来说，是神赋予人以道德良知。其实与其说是神，还不如说是无情的自然选择造就了动物（包括人）的道德情感。

　　（本文是作者为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所写的导读，原文约15000字，本报发表时作者做了缩编和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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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多只知道“进化论”，但达尔文给予人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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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10月14日   

来函照登

关于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在中国的影响

袁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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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编辑同志：

　　贵报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的专题（2009年9月30日），每篇文章都有趣，特别是《被劫持的达尔文》和《情感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两篇文章，更使我获益良多。稍感遗憾的是，无论是在诸位作者的行文中，还是在达尔文和进化论相关书目中，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到海克尔和他的《宇宙之谜》。

　　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是达尔文主义者，进化论者，自然科学中唯物主义代表，无神论者。他提出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发生律，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始作俑者。恩格斯曾以认可赞扬的口气多次提到他和他的《宇宙之谜》；列宁对他和《宇宙之谜》评价更高。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在中国纪念达尔文不提他和其著作也没什么大的缺憾。可据我所知，他的《宇宙之谜》就有三种中译本，一是马君武的译本，在《新青年》杂志连载；二是刘文典的译本；三是文革中由复旦理科大批判组的四人小组（笔者是其中的一员）翻译的本子。海克尔和他的《宇宙之谜》也曾引起鲁迅的注意，1907年，鲁迅发表了论述海克尔一元论生物发生规律的专论《人之历史》，其副标题即为《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之诠释》。这里的黑格尔即海克尔，而黑格尔那时译成黑该尔。

　　海克尔和其《宇宙之谜》还有下文。按照德国著名政论家、苏联和中国问题专家克劳斯·梅奈特的说法，毛泽东发动文革，和他接受了《宇宙之谜》中的某些思想有关。1972年，我和其他三位同事调至复旦理科大批判组，翻译德国人海克尔的《宇宙之谜》。那时林彪虽已折戟沉沙，可文革干将风头尚健，批林批孔，杀声震天。偏偏在这种时候翻译一部古人洋人的书，真乃匪夷所思，但又不敢问个究竟，只知任务是上头来的。四人合作，有的朗读，有的记录，我和老陈口译，每译一章，由我来整理。以这样的方式翻译了前十章，后来两同事回到外文系“复课闹革命”，后十章我和老陈各显神通，分别翻译。那时我三十出头，精力旺盛，完成了七章，校对是老郑。

　　1974年，《宇宙之谜》出版，发行47万册。那时新华书店摆放的全都是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再就是批林批孔批水浒的小册子。而一夜之间，一个“名、洋、古（人）”的一部大书进驻红光闪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阵地”，这背后有什么玄机，作为该书译者之一的我也不明就里。

　　直到1975年底，我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1975年11月30日，德国《世界报》刊载了克劳斯·梅奈特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作为施密特的顾问，梅氏参加了毛泽东会见施密特的全过程。梅氏写道：“毛在开始谈话时提到四个德国人的名字，说他世界观的形成主要归功于这四个德国人。听起来似乎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可为何两次提到黑格尔呢？”当译员将第四人译成黑格尔时，毛主席颤巍巍摆了摆手，纠正道：“是海克尔。”梅奈特这才恍然大悟：“是海克尔，确切地说是恩斯特·海克尔。”年轻的译员对海克尔没有任何概念，而梅氏七岁时就阅读了《宇宙之谜》。梅氏的记述也为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所证实，施密特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

　　梅奈特此后不停地思索：“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他最后认定，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恩也坚持一元论哲学，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氏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梅氏发现，“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毛泽东反对革命胜利后就不再有冲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要进行多次新的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是必要的，为的是使发展不致停滞。

　　毛泽东晚年处处强调“运动”、“变化”、“革命”，“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历史现象，总有一天会灭亡”；“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梅奈特把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海克尔的反对任何“终极目标”联系了起来，他认为，毛从这部“粗糙的唯物论著作”得出重大结论。梅奈特还猜想说：“众所周知，毛在一战结束前后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图书管理员，那时这里是最重要的现代化图书馆之一。毛自小嗜书如命，他在那里必定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了有关西方知识的书籍和资料，也必定精心阅读了《宇宙之谜》的中译本，以致他60年后还记得作者的名字。”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推断。经我查证，马君武所译的《宇宙之谜》1916~1917年题名为《海克尔一元哲学》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估计毛主席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了《宇宙之谜》。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了这部书，60年来念念不忘，可见印象之深，梅奈特将其具体化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根源，甚至认定海克尔和黑格尔对毛泽东的影响要大于马恩对他的影响，对此论我不敢深信，不过，据此判断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的思想对毛泽东有一定影响当不为过。2003年，我参与的这个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列入“世纪文库”再版。研究达尔文与中国的关系，《宇宙之谜》这段故事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