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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京逝世 享年93岁

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京逝世 享年93岁

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京逝世


光明网  2009-07-11 11:05:54


  光明网北京7月11日电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于今天凌晨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

  任继愈先生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1年至1964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至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他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悉,为了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国家图书馆特别发出公告,请各界人士将唁电、唁函发至:文化部办公厅(联系电话:010-59881432;传真:010-59881433)或国家图书馆(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3号国家图书馆行政楼313室;邮编:100081;联系电话:010-88545941、88545936;传真:010-88544511;电子信箱:zswyh@nlc.gov.cn)  

  

任继愈先生生平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任继愈先生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学术研究的优秀代表,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

  他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任继愈先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任继愈先生还十分关心我国基层图书馆的建设和青年图书馆员的成长,赢得了全国图书馆界同仁的敬仰和爱戴。

  任继愈先生曾先后到尼泊尔、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南斯拉夫、印度、巴基斯坦访问讲学,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继愈先生一生坚持真理,追求进步,毕生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他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为人与为学都是中国学者的典范。任继愈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任继愈先生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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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任继愈在京逝世 享年九十三岁

2009年07月11日 15:10 来源:中国新闻网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资料照片) 中新社发 应妮 摄


  中新社北京七月十一日电 (记者 应妮)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七月十一日四时三十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任继愈先生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国家图书馆发布的讣告指,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筹建了新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他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任继愈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曾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深远的影响;晚年任老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多项大规模文化工程。  

  记者在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看到,为纪念这位在国图躬耕二十余年的老先生,官网首页已经被改为黑白色。

  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七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七月十七日上午,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任继愈遗体告别仪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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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任继愈11日凌晨4点30分去世 享年93岁

2009年07月11日13:17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人民网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文松辉)记者今天从国家图书馆宣传科获悉,国学大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讣  告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任继愈先生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41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41—1964年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1987—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特此讣告。

                                       国家图书馆

                                                 2009年7月11日



任继愈先生生平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55-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1978年以来,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哲学组召集人,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任继愈先生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国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学术研究的优秀代表,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

    他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长期作为大学教材,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为了民族的文化振兴,他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获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他还致力于推动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创办了《世界宗教研究》、《科学与无神论》等杂志,在提倡学术研究、宣传科学世界观、健全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任继愈先生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任继愈先生还十分关心我国基层图书馆的建设和青年图书馆员的成长,赢得了全国图书馆界同仁的敬仰和爱戴。

    任继愈先生曾先后到尼泊尔、日本、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南斯拉夫、印度、巴基斯坦访问讲学,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任继愈先生一生坚持真理,追求进步,毕生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他把传统贤人的风范转化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为人与为学都是中国学者的典范。任继愈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任继愈先生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

(责任编辑: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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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辞世 北京大学发唁电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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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9-07-11  信息来源: 北大新闻中心



2009年7月11日凌晨4:30,原国家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3岁。北京大学发去唁电,全文如下:


惊悉原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凌晨4:30因病辞世,北京大学特向任继愈先生致以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向他的家人和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任继愈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毕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师德风范和学术成果将成为北京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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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  

2009年07月11日 21:37:35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7月11日电  题:“一心读书 研究学问 几案寥廓 翰墨寸心”——追忆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著名学者任继愈

    新华社记者璩静

    他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哲学基本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使之成为培养宗教研究人才的摇篮。他主持整理和编纂古代文献超过10亿字……他,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新中国宗教学研究奠基人、著名学者任继愈。

    11日,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安然离世。

    回望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任继愈一直专注于中国哲学史、佛学和儒教研究。“他不仅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也是一位全方位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任继愈的学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教授李申这样评价老师。

    任继愈1916年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户小康人家,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文科研究所毕业后,任继愈从1942年起任教北京大学,开始了22年的教书生涯。期间,由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堪称中国哲学教科书之经典,至今已再版十余次,为全国大多数高校所采用。1964年,他筹建了新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开始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

    上世纪80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此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认为“中国古代无宗教”的普遍观念。

    1987年,任继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使。“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总是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李申说,每次去国家图书馆任老办公室,都能看到书桌上摞着厚厚的书稿,而这里面大部分书稿任老都要一本本看过。

   虽已过耄耋之年,任继愈先生依然不遗余力、老骥伏枥,为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过1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已影印出版;他主持编写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完全仿真影印了500多种珍稀善本;7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工作也已走过了十余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也顺利开展……

    任继愈曾说,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积累,青年人读古书已有些吃力了,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原所长杜继文说,在任老眼中,认真做学问是学者的本职工作,低调做人、专心学术才是学者的本分。

    2005年,任继愈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改任名誉馆长。他在任18年,见证了国家图书馆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是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馆长。文化部原部长孙家正曾评价任老:“任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走了,认认真真做学问,也许就是老人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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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过隙,一路走好:沉痛悼念任继愈先生

2009-07-11 18:08:36 华声在线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今天(7月11日)凌晨去世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今天(7月11日)凌晨去世,享年93岁。忘不了任先生在我们入馆时对我们新员工的谆谆教导,特别是希望我们图书馆员每年抽出时间读至少十本书。
  我的夫人曾经在任先生九十岁生日的时候去看过他,当时还记录了一篇小文。重看此文,我也想起了对任先生的一些记忆。任先生,一路走好!

  2006年4月14日 上午十点半
  地点:任继愈先生家中
  人物:张雅芳、陈力、张玉辉、文立新 我

  这个周六,即4月15日,是任继愈先生九十岁周岁生日,那天有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任先生曾说他从不过生日,因此,改在今天拜访。
  从 4月11日订下拜访日子后,馆长希望大家出点子,我建议馆里设计制作个小玩意,签署上所有中层干部的名字,送给任先生以表心意。书记同意这个建议,并布置给我完成。我在两天内搜集了包括出国在外、怀孕、出差等不再岗的中层人士的笔迹,请人设计了九寿图底纹,扫描字体、排版喷绘,装裱完成,直到14日下午六点才完成。设计师也说,这个礼物别有意义。
  我记得先生有次接受采访时曾说,屋里摆放花花草草就是为看个绿色。另,据我所知,二十多年前,先生从北大迁居北京三里河,北大旧窗前的那一丛竹子也一并被主人携来新居,先生以种竹为乐,因此,馆里决定送先生一盆刺冬青绿色盆景——现在还是绿色的小果实,到秋天就会通红通红,寓意硕果累累,(先生开玩笑说“都是小球,小果,没硕果”)送至家中;再在先生办公室摆放一盆松柏盆景,寓意健康长寿。
  此外,先生常年穿一件毛衣,肘处已有绽裂,馆里决定送先生一件羊绒衫。报纸组还制作了生日报纸,选先生降生之年之月之日的大公报为底本,施以金粉,精心制作。
  向先生展示完这些礼物后,先生说,以后再别送他礼物了,若表心意,可一人送一包方便面,签上名字,也别驱车送到家里,就放在办公室秘书科交换文件用的阁子里,这样我们省事,他也实惠,能吃好几天的。
  环视先生家中,线装书居多,藤椅木桌也很简朴。先生书桌上方左侧墙上悬挂早年(也许80年代也许更早)自己写就的对联: 浩歌冲破云天 为学须进地狱。先生曾说“书房是不闻金鼓声的战场”,(字体和现在差别较大。)看来,入个地狱也是早有思想准备。右侧墙上悬挂一幅水墨云龙,只见龙头与龙爪,不见龙身,一片祥云。
  在座的陈力馆长想起曾在山东图书馆看到过任老题字,山东馆特意装饰在中堂,十分漂亮。先生赶紧说,那是80年代调到图书馆后才有的。
  从客厅可以瞥到卧室一角,看见先生一张单人床,书籍占据大半,真不知先生如何在剩下的空间内舒适地休憩。
  室内温度不高,就是停暖气以后的那种乍暖还寒的温度,老人穿了两件毛衣,双脚一直紧紧并拢,端坐在沙发上。
  说起馆里大事,在座馆长向老人汇报古籍馆与北海地界纷争,经先生拜访北京市领导王岐山后,很快解决,主管这项工作的张玉辉谈到古籍馆建设地库时,先生说,广场一定要能绿化、地库要防水,北海水位很高,防水工作要到位。现在的古籍馆广场夏天太热,不环保。
  闲谈中,聊起先生健康,他说,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就像机器零件,新机器出了问题可以更新,老了即使再更换成新的,整体也不灵光,只要能带病运转就算正常。医学上讲的知识都是教人“正常”运转的道理。医院开设儿科、妇科,没有“老人科”就是这个道理。老人的病是综合病,这边心脏缓解可能会影响血压,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现在九十岁了,舒张压与收缩压值域跨度较大,哪天血管迸裂,突然逝去是最好的离世之法。
  我们赶紧说,先生还是别太累了,工作适可而止。
  又聊及其他,先生说曾在干校帮人针灸,因为学哲学,中医也讲辨证,且在干校为帮助百姓,那里缺医少药,就自己买了赤脚医生所看之书,在自己身上试着针灸,为老乡看病。先生说他懂200多个穴位,又赶紧补充说,其实穴位都是对应的,因此实际也就是记100多个穴位。试针时,他发现刺激某个穴位,两小时后,白血球会增多,以此,先生曾治好打摆子和小儿遗尿。

  又聊一会,我们总共呆了半小时,走时,先生坚持送至门口。[稿源:guxiaoguang] [责编:陈昱东] [作者:图有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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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来源:百度百科)

目录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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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访谈
培养人才不是蒸馒头

  人物简介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中国佛教哲学家,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曾多次在国外讲学并进行学术访问。
  1987年至2005年1月,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编辑本段]学术主张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刊行著作

  一、专著
  《老子今译》(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
  《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
  《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
  《老子全译》(巴蜀书社,1992年)
  《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墨子与墨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
  《竹影集》(任继愈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1月)
  《任继愈禅学论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
  《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老子绎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
  二、主编
  《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
  《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8年)
  《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
  《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增订本)
  《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
  《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月)
  《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发表文章


  一、论文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5年04期)
  从“内经”看中医的理论基础(《江西中医药》1956年06期)
  鲁迅同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们的关系(《科学通报》1956年10期)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历史教学》1956年10期)
  禅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57年04期)
  春秋时代天文学和老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04期)
  论老子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兼答关锋、林聿时同志(《哲学研究》1959年07期)
  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0年02期)
  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唯心主义的“后期庄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02期;《哲学研究》1961年02期)
  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哲学研究》1962年02期)
  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教学与研究》1962年02期)
  墨子生卒年简考(《文史哲》1962年02期)
  关于《物不迁论》—一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学术月刊》1962年02期)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封建社会的“圣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4期)
  庄子探源之四——“后期庄学”(内篇)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05期)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进步意义(《学术月刊》1962年07期)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3期)
  关于《不真空论》(附今译)(《学术月刊》1963年03期)
  如果老子是唯物主义者(《哲学研究》1963年06期)
  李筌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军事辩证法思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06期)
  孔子讲的“仁”能不能是人类普遍的爱(《学术月刊》1963年08期)
  研究哲学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哲学研究》1963年04期)
  儒教的再评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02期)
  宗教研究与哲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05期)
  中国文化的特点(《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85年01期)
  道家与道教(《国土资源高等职业教育研究》1987年03期)
  禅宗与中国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02期)
  唐代三教中的佛教(《五台山研究》1990年03期)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学术研究》1991年01期)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哲学研究》1991年11期)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哲学研究》1992年01期)
  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中国哲学史》1993年03期)
  弘忍与禅宗(《佛学研究》1994年01期)
  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05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齐鲁学刊》1994年06期)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齐鲁学刊》1996年02期)
  老学源流(《寻根》1996年02期)
  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中国哲学史》1997年01期)
  天台宗与中国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02期)
  齐文化的产生和研究齐文化的意义(《济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郭店竹简与楚文化(《中国哲学史》2000年01期)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明前景(《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04期)
  李贽的悲剧结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2001年01期)
  宗教学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和现状(《中国宗教》2001年02期)
  谈谈孝道(《人民日报》2001年7月24日)
  五台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五台山佛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讲话(《五台山研究》2002年03期)
  李贽改革悲剧给后人的启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6期)
  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一,2004年)
  无神论教育与科教兴国——2003年11月28日在中国无神论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01期)
  中国封建社会忠孝规范的历史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29日)
  对忠孝传统应给予新评价(《北京日报》2004年2月23日)
  现代文明与宗教对话(《中国宗教》2004年12期)
  汉字识繁用简的必要与可能(《光明日报》2006年5月17日)
  再谈儒家和儒教(《北京日报》2007年3月12日)
  再谈儒学(《中国文化报》2007年4月26日)
  《墨子·非攻》读后

  二、序跋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哲学研究》1983年06期)
  《印度佛教史》汉译本序(《晋阳学刊》1984年05期)
  《五台山古诗选注》序(《五台山研究》1987年01期)
  《中国佛性论》序(《哲学研究》1988年06期)
  《禅宗的形成及其初期思想研究》序(《哲学研究》1989年11期)
  《阴符经素书释义》序(《中国道教》1992年03期)
  《苏轼禅诗研究》序(《佛学研究》1995年01期)
  《中国儒教史》序(《中国哲学史》1997年04期)
  《惠能评传》序(《中国哲学史》1999年03期)
  《汤用彤全集》序二(《中国哲学史》2001年02期)
  《十六国帝王列传》序(《文史月刊》2003年01期)
  对中国儒教的全面剖析——《中国儒教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2月1日)

  三、随笔

  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1988年)
  有关蔡元培校长几则轶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2期)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北京日报》2006年4月3日)


任继愈访谈
  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初春的阳光潮水般涌进窗户,暖暖地铺在地板上,包围了房间里的25个巨大书柜和藤椅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时间在这位再过两个月就将年届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现出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罗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条河流》。2005年4月14日,经任先生再三要求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夕。现在,栖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个普通大院里的国学大师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15年的呕心沥血,已经完成了106卷1.2亿字,续编恐怕还有三四倍的字数,刚进行了一年;皇皇7亿字的《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此项工作已进行了十年,刚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中国哲学史》(1979年)、《宗教大词典》(1981年)、《中国道教史》(1990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作为他赢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广泛的敬意。他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的学生使用了“三个阶段二层角色”来确认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后两个阶段他一方面做“学者”,从事着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担任“行政领导”,他追求着与时俱进。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任少小离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并于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其时,抗战的重担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我们却最终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
  1942~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其间,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询问任,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所处环境光线太暗,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
  回京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建制,任继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说”,并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专著,任继愈撰写出一篇篇重要文论自圆其说,学界则公认其思想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在写作、授课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籍资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他穷其一生研究个体和群体。他喜欢使用“群体认识论”这个词语。他说:“离开群体,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他又说:“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和任继愈这样的国学大师促膝而谈,请教知识、文明、人类、现代化以及宗教这些犀利明亮的问题,其言说令人如沐春风。然而,作为采访者则内心充满矛盾。想尽可能多问一些问题,但又不忍过多耗费老人精力;想尽可能获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独特经验,但很难凭借一面之缘走进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内心世界。漫长人生的历练使得这位长辈确如一条河流,从来不在某一个细节上停留,其波澜不惊的言说往往事后方让人悟出玄机。他尊重每一个来访者,穿西服,打领带,亲切握手,选择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腰板挺直,双脚合拢,双手置膝,精气神十足。他年轻时喜欢运动,初中打篮球,高中打网球,大学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从不担心健康问题。他以耄耋之年关注新鲜事物,上网冲浪,并希望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和他保持联系。他喜欢散步和听音乐。他思路清晰,言语温和,做事认真,当谈到《中华大藏经》时,坚持从高高的书架上亲自取下一部厚厚的“砖头”,站在记者身边一一指点。他关心青年,乐意为青年服务,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坚持为读者铺红地毯,而自己办公则因陋就简。和这样一位高人单独坐在一间干净的屋子里谈话是一种幸福,作为采访者、交流者、聆听者和受益者,记者无以言表心中的敬意,只好临别时向这位绅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下为访谈部分——

  图书馆应服务于社会大众

  记者:您担任了1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与前任如马叙伦、梁启超、蔡元培、丁西林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也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图书馆与博物馆不一样,书要使它发生社会效益,要给人看,书让人看不到,就没有意义。我们的镇馆宝书之一《赵城金藏》,是当年八路军赶在日军动作之前保护下来的,非常珍贵,我主张公开出版,制作成书给大伙儿来读。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国家图书馆一年365天开放,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读者,即便到了节假日,他们照样也可以来这里看书。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那么您如何对付孔乙己?
  任继愈:嗬嗬!不但有孔乙己,有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他们不但在我们这里窃书,就是在大学图书馆里也干这种事。我们这里的书一般都很贵重,外文原版书五六百块钱一本,有的人没钱买书,就用刀片把书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书里到处开天窗。窃书是一种社会病,毕竟占极少数,加以注意就行了,国外亦如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皆不可或缺
  记者:作为国学大师,您认为传统文化该如何继承和发展?
  任继愈: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欢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和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既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百、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任继愈: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文化总是在一定地区、国家、民族繁衍出来的,文化本身是很难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须寄生在政治实体之上才能发展。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它能给文化以很好的保证,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综合国力保证,长江、黄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栖息地,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活动与表演的舞台。又比如当家的,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汉族当家,非汉族也参与政权,非汉族当家,汉族也参与政权,这种共同参与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强。中华民族正是缘于血缘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聪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再者,封建经济虽然是封闭的,但国家的统一,使得内部具有互补性。长江、黄河尽管历史上灾荒不断,但在国家的统一治理调节下,人民遭受水灾可以避荒自由流动,然后还可以再回来。统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抵抗外来侵略。
  记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继愈:对。大国之大事实上是一个很珍贵的遗产,是一个优势。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使得我们自秦汉以后长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继承了春秋以来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展,形成华夏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古代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强调“敬天法祖”,商、周以来一直如此。中国人十分看重祭礼,认为它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记者:“忠”“孝”文化对于古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倡导“忠”“孝”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长是核心,是主要生产者,具有决定权,一家不能无主,必须要有“孝”的价值观予以健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要以法治国,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这种家长制文化有时成了障碍。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规则,围棋有围棋的规则,如果总是以一条标准来衡量现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坏了法治,现代的贪污腐败,往往跟家庭、家族有关。
  记者: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现代制度的保证下,即便韩国当年在任总统金大中,也不能庇护他有贪污问题的两个儿子免遭牢狱。
  任继愈: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其实中国自林则徐开始,就意识到国家存亡必须现代化,此后百余年来几代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中国的趋势是现代化。
  记者: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我们经历了50年代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您是否认同文化界有关“60年代断代”的说法?如何去修补呢?
  任继愈: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子从不会说话到五六岁时学会了撒谎,撒谎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毕竟是从无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朴并不可贵,原始社会没有偷盗行为,你不能因此说这种习惯就是道德高尚,一个人明白了金钱的好处而不偷,这才是道德高尚。旧的东西不破除,遗留下来,就容易变成“愚昧的外衣”。
  欧洲的现代化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付出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为代价,并不太吃亏。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及时自我纠错,然后继续前进。
  研究宗教与哲学不再陷于盲目性 。
  记者: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宗教学者,您认为宗教在中国这个人文主义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度表现出了怎样的特质?
  任继愈: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来于宗教,一点都不过分。西方古典音乐是教堂音乐,达·芬奇的壁画也是宗教画。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考虑生前死后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我们发掘古墓,发现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锅碗,也有生产工具,如弓箭、纺锤,这是古人想像中死后也要过现实的生活。
  记者:那么,中国的这种宗教精神与以孔子学说为主干的儒教有何关系?
  任继愈: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国式的宗教。历史上天主教来中国好几回都没站住脚,它被儒教排斥了,因为它唯一主张“敬天”,而儒教主张“敬天法祖”。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站住了脚,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打进来的,有大炮保护它。
  记者:宗教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它具有安慰的作用。不过,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们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记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呢?
  任继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吃饱喝足之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最后的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宗教给人保证,保证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没有任何怀疑;而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脱的道路,但不保证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脱,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学关注生存群体的解脱,关心集体,关注弱势群体,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记者:哲学对于您自身的意义何在?
  任继愈: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多帮助别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也不是最差,算个中等。但是我有上学的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将求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记者:研究哲学对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任继愈:人类自从认识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独特价值,就开始了对社会、对个人的作用进行探索。人类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认识自己,探索社会成因,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最多不过几千年。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哲学萌发得很迟,但它又是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民族有文化、有艺术而没有哲学。没有文字就没有哲学,因为哲学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至于人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进程方向,从此不再陷于盲目性。
  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记者:90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何评价?什么事情会让您刻骨铭心、耿耿于怀?
  任继愈:我的人生总的来说比较乐观。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始终是在进步的,至于其中我个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解除愚昧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而现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趋势。
  不现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中世纪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难,历经磨难,但是值得。我现在不大放心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迅猛发达,但是对人文科学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问题解决不好,邪教就会趁虚而入!
  记者:今天的环境的确充满了变数,作为长者,您认为中国青年应如何寻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对年轻一代的忠告是什么?
  任继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有感触,现在的青年对实际利益看得过重,空想太少,不够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轻人要经得起吃苦,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张年轻人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自己的个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现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虑今后的发展,考虑自己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为社会做出贡献。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没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没有发展前途;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会被淘汰。
  记者:青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任继愈: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个条件,美国人就没有,写到200多年以前,他们就写到欧洲去了。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


培养人才不是蒸馒头


  国家图书馆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近些年全国的博士论文。有选择地读了一些,发现问题多多。很多文章语句不通,基本的标点符号都用错。大家都觉得现在博士生论文的质量下滑得很严重。有人感叹:注重考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的学校教育、量化的培养方式已经使得我们的人才素质整体下降。
  现在的研究生大多学制三年,三年内要求每人都发表文章,还要在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发。三年时间,实事求是地讲,第一年学外语要花很多时间,第二年进入专业学习,第三年开始联系找工作。很多研究生连基本的专业知识都尚未掌握,就开始写论文,然后托关系找刊物发表文章。各学校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有许多不切实际的量化规定,可是如果现在每年上万的研究生都要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刊物又如何够用?如果每篇博士论文都在10万字以上,又如何能保证其中不掺“水”?
  量化应该有一定的限度,产品的规格可以量化,但不是什么都可以量化。比如《红楼梦》写一个女子的外貌,不能说眼睛多少厘米,鼻子多高,腰围多少。培养人才,不能完全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我带研究生,就是要求他们阅读指定的书,写读书笔记,然后定期进行检查,从不硬性规定他们发表文章。
  社会普遍反映现在的博士不如从前的大学生顶用,学位贬值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培养人才不能像蒸馒头,个个都一样。比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有各的特点,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也应该有所不同。自然现象比较客观,可以通过实验,反复观察;研究历史和社会现象,只能在社会运动中去观察、认识,只能在极小范围内搞实验。因此,我们不能套用理工科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来培养社会科学人才,反之亦然。
  而且,人的天性禀赋是不一样的,用一种模式培养人才,只会削足适履,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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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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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3月22日18:45 中国青年杂志



  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文、图-本刊记者 张杰


  初春的阳光潮水般涌进窗户,暖暖地铺在地板上,包围了房间里的25个巨大书柜和藤椅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时间在这位再过两个月就将年届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现出了无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罗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条河流》。2005年4月14日,经任先生再三要求终于从担任了18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岁生日的前夕。现在,栖居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个普通大院里的国学大师依然不得清闲,尽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习惯了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15年的呕心沥血,已经完成了106卷1.2亿字,续编恐怕还有三四倍的字数,刚进行了一年;皇皇7亿字的《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此项工作已进行了十年,刚完成三分之一……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3年)、《中国哲学史》(1979年)、《宗教大词典》(1981年)、《中国道教史》(1990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作为他赢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广泛的敬意。他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任的学生使用了“三个阶段二层角色”来确认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后两个阶段他一方面做“学者”,从事着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担任“行政领导”,他追求着与时俱进。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任少小离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并于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其时,抗战的重担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我们却最终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

  1942~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其间,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询问任,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后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文革期间,国家和个人都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继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由于劳累过度和所处环境光线太暗,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

  回京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建制,任继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说”,并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专著,任继愈撰写出一篇篇重要文论自圆其说,学界则公认其思想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在写作、授课同时,任继愈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籍资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他视之为一位严肃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他穷其一生研究个体和群体。他喜欢使用“群体认识论”这个词语。他说:“离开群体,个人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他喜欢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

  他又说:“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和任继愈这样的国学大师促膝而谈,请教知识、文明、人类、现代化以及宗教这些犀利明亮的问题,其言说令人如沐春风。然而,作为采访者则内心充满矛盾。想尽可能多问一些问题,但又不忍过多耗费老人精力;想尽可能获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独特经验,但很难凭借一面之缘走进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内心世界。漫长人生的历练使得这位长辈确如一条河流,从来不在某一个细节上停留,其波澜不惊的言说往往事后方让人悟出玄机。他尊重每一个来访者,穿西服,打领带,亲切握手,选择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腰板挺直,双脚合拢,双手置膝,精气神十足。他年轻时喜欢运动,初中打篮球,高中打网球,大学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从不担心健康问题。他以耄耋之年关注新鲜事物,上网冲浪,并希望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和他保持联系。他喜欢散步和听音乐。他思路清晰,言语温和,做事认真,当谈到《中华大藏经》时,坚持从高高的书架上亲自取下一部厚厚的“砖头”,站在记者身边一一指点。他关心青年,乐意为青年服务,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坚持为读者铺红地毯,而自己办公则因陋就简。和这样一位高人单独坐在一间干净的屋子里谈话是一种幸福,作为采访者、交流者、聆听者和受益者,记者无以言表心中的敬意,只好临别时向这位绅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下为访谈部分——

  图书馆应服务于社会大众

  记者:您担任了18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与前任如马叙伦、梁启超、蔡元培、丁西林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也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图书馆与博物馆不一样,书要使它发生社会效益,要给人看,书让人看不到,就没有意义。我们的镇馆宝书之一《赵城金藏》,是当年八路军赶在日军动作之前保护下来的,非常珍贵,我主张公开出版,制作成书给大伙儿来读。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国家图书馆一年365天开放,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读者,即便到了节假日,他们照样也可以来这里看书。读书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那么您如何对付孔乙己?

  任继愈:嗬嗬!不但有孔乙己,有的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他们不但在我们这里窃书,就是在大学图书馆里也干这种事。我们这里的书一般都很贵重,外文原版书五六百块钱一本,有的人没钱买书,就用刀片把书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书里到处开天窗。窃书是一种社会病,毕竟占极少数,加以注意就行了,国外亦如此。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皆不可或缺

  记者:作为国学大师,您认为传统文化该如何继承和发展?

  任继愈: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欢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和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既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百、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记者:众所周知,我们和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将世界的中心维系在东方,在亚洲。但欧洲工业革命的勃兴导致了世界中心的“位移”,最先“下课”的是印度,接下来埃及、巴比伦的日子也统统不好过,而伴随1840年的到来,中华帝国也陷入了停滞……

  任继愈: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文化总是在一定地区、国家、民族繁衍出来的,文化本身是很难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须寄生在政治实体之上才能发展。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它能给文化以很好的保证,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综合国力保证,长江、黄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栖息地,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活动与表演的舞台。又比如当家的,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汉族当家,非汉族也参与政权,非汉族当家,汉族也参与政权,这种共同参与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强。中华民族正是缘于血缘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聪明,很智慧。唐朝的皇帝、隋朝的皇帝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混血儿。再者,封建经济虽然是封闭的,但国家的统一,使得内部具有互补性。长江、黄河尽管历史上灾荒不断,但在国家的统一治理调节下,人民遭受水灾可以避荒自由流动,然后还可以再回来。统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抵抗外来侵略。

  记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任继愈:对。大国之大事实上是一个很珍贵的遗产,是一个优势。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使得我们自秦汉以后长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继承了春秋以来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展,形成华夏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古代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强调“敬天法祖”,商、周以来一直如此。中国人十分看重祭礼,认为它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记者:“忠”“孝”文化对于古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倡导“忠”“孝”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长是核心,是主要生产者,具有决定权,一家不能无主,必须要有“孝”的价值观予以健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要以法治国,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这种家长制文化有时成了障碍。好比下棋,象棋有象棋的规则,围棋有围棋的规则,如果总是以一条标准来衡量现代事物,就搞成了一言堂,破坏了法治,现代的贪污腐败,往往跟家庭、家族有关。

  记者: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现代制度的保证下,即便韩国当年在任总统金大中,也不能庇护他有贪污问题的两个儿子免遭牢狱。

  任继愈: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其实中国自林则徐开始,就意识到国家存亡必须现代化,此后百余年来几代人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中国的趋势是现代化。

  记者: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上,我们经历了50年代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您是否认同文化界有关“60年代断代”的说法?如何去修补呢?

  任继愈: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子从不会说话到五六岁时学会了撒谎,撒谎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毕竟是从无知到有知。原始的淳朴并不可贵,原始社会没有偷盗行为,你不能因此说这种习惯就是道德高尚,一个人明白了金钱的好处而不偷,这才是道德高尚。旧的东西不破除,遗留下来,就容易变成“愚昧的外衣”。

  欧洲的现代化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历史,我们付出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为代价,并不太吃亏。中华民族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及时自我纠错,然后继续前进。

  研究宗教与哲学不再陷于盲目性

  记者: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宗教学者,您认为宗教在中国这个人文主义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度表现出了怎样的特质?

  任继愈: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可以说,文化的起源来于宗教,一点都不过分。西方古典音乐是教堂音乐,达·芬奇的壁画也是宗教画。宗教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考虑生前死后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我们发掘古墓,发现里面的殉葬品,除了有生活用品,如衣服、锅碗,也有生产工具,如弓箭、纺锤,这是古人想像中死后也要过现实的生活。

  记者:那么,中国的这种宗教精神与以孔子学说为主干的儒教有何关系?

  任继愈:儒教也是宗教,而且是中国式的宗教。历史上天主教来中国好几回都没站住脚,它被儒教排斥了,因为它唯一主张“敬天”,而儒教主张“敬天法祖”。后来基督教在中国站住了脚,是因为鸦片战争后打进来的,有大炮保护它。

  记者:宗教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任继愈:它具有安慰的作用。不过,它是第二位的,不是唯一的,人们不一定非靠宗教不可。

  记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呢?

  任继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吃饱喝足之后就安静了,人的好多问题却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产生的。人需要关心最后的结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宗教,另一个是哲学。宗教给人保证,保证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没有任何怀疑;而哲学是理性思维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脱的道路,但不保证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脱,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学关注生存群体的解脱,关心集体,关注弱势群体,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情怀。

  记者:哲学对于您自身的意义何在?

  任继愈:多想想别人,少想想自己,多帮助别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机遇和外部环境条件。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成绩不是最拔尖的,不过也不是最差,算个中等。但是我有上学的机会而别人没有,这是我的机遇。后来我考上大学,这也是我的机遇。别人将求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应该回报社会。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从里面舀水,你还得往里面加水,这桶水才不会枯竭。

  记者:研究哲学对今天有何现实意义?

  任继愈:人类自从认识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独特价值,就开始了对社会、对个人的作用进行探索。人类和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而人类认识自己,探索社会成因,如何在群体中生活,建立人际关系的规范,最多不过几千年。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哲学萌发得很迟,但它又是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民族有文化、有艺术而没有哲学。没有文字就没有哲学,因为哲学是高度抽象思维的产物。至于人类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创造,使人们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工具,用它来观察历史现象,分析社会现象,研究社会发展规律、历史进程方向,从此不再陷于盲目性。

  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100米

  记者:90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何评价?什么事情会让您刻骨铭心、耿耿于怀?

  任继愈:我的人生总的来说比较乐观。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始终是在进步的,至于其中我个人的一些挫折和得失,是不重要的……

  我认为,解除愚昧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而现代化是世界的主要趋势。

  不现代化,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中世纪到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难,历经磨难,但是值得。我现在不大放心的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迅猛发达,但是对人文科学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重视不够,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问题解决不好,邪教就会趁虚而入!

  记者:今天的环境的确充满了变数,作为长者,您认为中国青年应如何寻求自身定位,更好地生存?您对年轻一代的忠告是什么?

  任继愈: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有感触,现在的青年对实际利益看得过重,空想太少,不够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轻人要经得起吃苦,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张年轻人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自己的个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年轻人现在做工作要更多地考虑今后的发展,考虑自己是否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为社会做出贡献。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这个地方工资待遇1000元,那个地方待遇1200元,就奔了去,另有待遇更多的,再换工作岗位,不考虑工作性质,缺乏敬业精神,这很不好。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没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没有发展前途;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会被淘汰。

  记者:青年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任继愈: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这个条件,美国人就没有,写到200多年以前,他们就写到欧洲去了。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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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古今的旅行:哲学家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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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5月19日 16:24 来源:CCTV.com

  



任老接受大家采访



  开场白:

  采访任继愈先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因为这位90岁的老人经常会抛出一些让你感到很意外的观点。比如他坦言在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再比如他说文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历了文革就像是孩子经历过天花一样,从此就有了免疫力;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支持中国的教育改革,但是开出的方子却是恢复科举。相信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您会和我一样充满了兴趣地去聆听

  解说: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办公楼,每逢周一和周四,这位老人总会如期而至。近20年的时间里,他坐镇国家图书馆,领导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历时十六年完成了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同时在进行。这位忙碌的老人,就是90岁的哲学大家任继愈先生。

  访谈:

  主持人:上次采访汤一介先生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今天,尤其是在哲学界,或者社会学界,已经没有了原来在三四十年代真正的大家。

  任继愈:新中国这几年,文科始终处在一个不发展的地位上。当年毛主席说:大学是要办,我说主要是理工科,那文科可以办可以不办。

  主持人:毛主席当年就这么说的?

  任继愈:是这么说的。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

  主持人:主要出于建设的考虑。

  任继愈:理工科越办越大,那没问题,应该是这样子。文科没有摆在重要地位上。文科处于什么地位呢,处于检讨的地位,检讨自己。文科的学者们都是这么个提心吊胆的问题。

  主持人:那文科反而很需要思维的活跃。

  任继愈:活跃不起来。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解放以后我们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立国的根本,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只有毛泽东一个。

  主持人:没有人敢超越他。

  任继愈:不是没人敢超越,没人敢发挥。

  主持人:没有人敢发挥,不发挥肯定超越不了。

  任继愈:所以,历史研究我们成就很大,考古也很大,发现哪些东西,就是这个哲学很薄弱。

  主持人:哲学是个思想界的东西。

  任继愈:文学也不是太繁荣。文学没有出一个代表时代的作品。你比如抗日战争,哪一部书,是能代表抗日战争的。

  主持人:就像当年的《战争与和平》。

  任继愈:像写当时时代特色的,像矛盾《子夜》那样的书也没有。

  解说: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的任继愈就是一个凡事要问“为什么”的孩子;一心想寻找真理,探究人生归宿的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被迫南迁,这让当时哲学系三年级的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当时农民和农村的艰难,让他深受震撼;然而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不屈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从那时开始,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访谈:

  主持人:您的思想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变化是最大的?

  任继愈:因为老百姓有的没念过书,文盲很多,而且很穷困。

  主持人:但他在抗日这方面?

  任继愈:可他一旦认识这个道理,国家要亡,要当亡国奴,这个他受不了。那当时的壮丁都是抓去的,不是自愿去的,用绳子绑着去的。去了以后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呢,最勇敢的就是他,什么事儿都是奋不顾身的,出力、出钱、支持这个抗战,那是主力军,这个我是很佩服。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看不见的一种传统,这个很值得研究。



任老与冯友兰先生



  解说: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这次“旅行”之后,任继愈在他的《追求》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此,原本学西方哲学的他,开始把自己的学问和脚下的土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他坚信,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寻的答案。

  访谈:

  任继愈:因为中国这个文化民族,它惟一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与时俱进,这一点很特殊。只有这一家。

  主持人:中国?

  任继愈:只有中国。你看希腊,它是一段,接着罗马就来了,希腊就中断了,罗马也没搞到底,罗马一分裂以后……

  主持人:别的文化代替了。

  任继愈:又代替它了,没有持续下去历史。

  主持人:就中国可能会有若干次的倒退,但它总会再赶上来,再接着走。

  任继愈:算总账它是前进的。暂时的左右,总趋势是前进的。埃及,也很早,古代它历史比我们还早,咱们五千年,它六千年。那六千年也没有文字记载,记载很少。它也造纸,它的纸不能用,不能书写,很粗糙。也中断了,后来是变成殖民地也没有了。古代的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残破不全,旧的也毁了,也中断了。惟有中国,它实属于亡过国,它是亡在自己兄弟之间的斗争。老大当家了,老二当家了,但是这个传统没有变,文字没有变,传统的意识没有变。不但是没变而且持续发展。你看甲骨文字,现在的马,那个鱼。

  主持人:还是那么写。

  任继愈:现在基本还是那个字,差不多。就是说文字没有变。现在希腊人,年轻的,他不认识柏拉图那个希腊文了。有一次在雅典,中国人去看书,看那个古代的柏拉图的那个书,旁边一个希腊人,他说你怎么还看这个书,他问那个希腊人,你教什么?我说语文老师。希腊人古希腊文就看不懂了,他就看不懂。印度古代是梵文,季羡林搞那东西。我就问印度,我说懂梵文还有多少。他认真地想了想,他说,全国也就一千人吧。

  主持人:全国一千人?

  任继愈:可见,它那个古代的文化中断了,只有我们中国没有中断。意识形态也是持续不断地在发展,团结一致、不忍受屈辱,有外国侵略,抵抗这个是一致的。以至形成一个坚强的这种传统。你比如这个汉奸,这个骂人最重的词。中国人被骂做汉奸比骂他祖宗三代还重,就这么个传统留下的。我常说,秦桧他念书的时候,考上状元,他做官嘛,做得很大,做到宰相,而且做了很多年。而且书法写得很好,没有留下一幅秦桧的字。就是他这个人不成,这个字就不保存了,就没有。80年代有一次就是“寻根”,你有印象没有。华裔姓王的找姓王的,姓李的找姓李的,找他祖籍。一个姓秦的就找他祖籍,他是无锡人,祖籍。秦桧不是在南朝做宰相嘛,他后裔家族很大。我同院钱钟书,他说找后裔,那他就是秦桧的后裔。他回来找,找到以后,他不愿意认这个,他说是秦少游的后裔。秦观是苏东坡的朋友嘛,好朋友吧。

  主持人:要找一个比较光耀的祖宗。

  任继愈:就是这个爱国主义,这个思想,华夏文化这个思想。

  主持人:其实您说的这个,它是一种超越于民族基础上一种大的文化这种心理。

  主持人:每个人心里都有。

  任继愈:是共同的心理,才变成凝聚力了。

  主持人:他可能超越这个民族之间的差异。

  



任老在国家图书馆



  解说:

  在任继愈看来,中华文化不仅积累丰厚,还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屹立不倒。也因此,他把整理和积累古代文献资料,作为自己一生中重大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访谈:

  任继愈:孔子有个话叫“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大家的理解,三十而立就是功成名就,“三十而立”其实不是这意思,因为孔子一辈子是很不顺当的,有人说他是丧家之狗。

  主持人:他一直没立起来,应该说。

  任继愈:立,古代的立就是位子的位,那个位子是个立。立为皇帝,就是坐在皇帝的位子上,不是把它竖起来,没有这个意思。

  任继愈:三十而立,孔子三十找到他自己的岗位,他要做什么呢?他搞文化、搞教育,他果然是照这个做的,一辈子就是做这个事情,一个是文献整理,一个是教育,去干这样的事情。三十而立就指的这个事情,也符合孔子本身的言行,是这么做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考虑一下找找自己的位置,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想从我们国家来说,经济走在前面这没问题,向来国家的文化发展是经济在前,文化后来跟上去的,是不会太超前。

  主持人:经济是基础?

  任继愈:经济是基础。所以你看乾嘉盛世,最近的,那是清朝百年了,后来那个盛世。唐朝是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政治上上了轨道,统一了。唐朝的繁荣,实际的作品,创作是开元时代,开元时代也是近百年了,传了好几代才有这个结果。

  任继愈:汉朝的汉武帝,最盛了,武功、文治都很好。汉武帝是第四代皇帝。他前面那几代做准备才有了高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做什么呢?积累资料。

  主持人:积累资料。

  任继愈: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这么个任务。

  主持人:真正文化繁荣的高潮还在后面?

  任继愈:还在几十年以后吧,至少二十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接受外国的东西,不十分了解。

  任继愈:留学的出去,他看见东西他回来,就是流行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东西。

  主持人:不是文化底层的东西。

  任继愈:不一定是,时代淘汰掉没淘汰掉,很难说。

  主持人:而且历史这种经验,也是给您判断未来提供了一个信心。

  任继愈:要不是走那一趟的话,认识没那么清楚,也没那么坚定。最后苏联垮台以后,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就倒了嘛,最后时候轮到我们,我就坚信,说不会的,我说中国跟他们不一样。

  主持人:您那时候就坚信中国肯定不会是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个?

  任继愈:我不相信。

  (编导:郭改云)

责编:戴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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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国学大师任继愈 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7-11



他是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这是他给记者的开场白。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他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他把爱国主义当作人生信条,时常放在嘴边。他说:“爱国是第一位,是做人的基础。”他说:“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他就是国学大师任继愈,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小长征”确立哲学救国

人民论坛记者:在您的学术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我从此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这是您选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初衷吗?

任继愈: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

193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当时学哲学的人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谓前途渺茫。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我当时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震撼: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

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这么又穷又大的一个国家,每一步的发展,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巨大支持,要钱出钱,要力出力,包括前线打仗,性命都送上,就是不计代价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凝聚力。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问题值得研究,于是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

毛泽东点将组建宗教所

人民论坛记者:接下来的大半辈子您一直没有离开过哲学,有很长时间您的研究都跟宗教有关。

任继愈:当时,毛主席忽然把我找去,我战战兢兢的,以为出什么问题了,能惊动主席。没想到,见面第一句话,主席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亚非十四国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同志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我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人民论坛记者:记得您在1978年的时候,提出了“儒教是宗教”,引起了中国哲学史界持续20年的一场学术纷争,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熏陶,以至于在今天还在方方面面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

任继愈:对于搞哲学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敢于去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 中国的儒教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体。在宋朝以后,皇帝为了巩固自身的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就开始加大了儒教的教化力度。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中国,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是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的。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

图书馆18年无名无利整理古籍

人民论坛记者:梁启超曾提出“贵族图书馆”的概念,您从1978年到国家图书馆担任了18年馆长,您如何评价梁氏的观点?在这期间,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埋头整理古籍,追求的是什么?任继愈:梁启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后,就到图书馆来了,他说,我们这个图书馆的任务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性质属于贵族图书馆。“贵族图书馆”这个名称未必妥当,但梁氏提出,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应当区别于一般公共图书馆。今天,我们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国家总书库,为国家提供各个方面的资料参考。我是靠图书馆成长起来的,受图书馆的恩赐,所以要回报社会,尽可能做好服务工作。

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

人民论坛记者:提到学者,我们首先想到应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至少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同时按照儒家的思想应该还是一位有道德的人,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首先应该具备什么品质?任继愈: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爱国是做人的基础。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是一份心愿。在我受教育的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评判标准。

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时刻,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呼吁学者在场和发出声音。学者应该出来说话,但是说话要慎重,必须坚守科学的态度。

现代社会的进步,要靠群体认识的提高,群体认识的觉悟。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学者要维护科学的尊严

人民论坛记者:有人提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良知的坚守者”,学者发言必须坚持一个独立的、社会批判的立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任继愈:要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承认这个规律,并服从这个规律。过去好多失误,就是违背了发展规律。因为一次政策、决策失误,对社会总体看法和判断失误的话,亿万资产就可能化为乌有。看起来不创造财物,但是它毁掉一切的成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

服从规律,这就是基本的科学立场。科学要维护科学的尊严,科学家同样的要维护科学家的尊严。不能凭推测得出领导喜欢什么,我们就“科学”地得出个什么结论,还称之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侮辱亵渎了科学,科学不能这样子。

另外就是同情弱势群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这样全体人民的福利才能上去。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这个没法和谐。

学者是不是应该“坚守社会的良知”,这个要看不同的群体。学者要分成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是不一样的。

学者要对自己的学科负责,在这个原则下,就知道怎么做了。任何一个学者都要了解中国社会、国情,这是必修课。

熟悉祖国历史 爱国是做人的基础

人民论坛记者:在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年代,学者们的发言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社会需要对这个转型时期作出解释和交代。

任继愈:在这个时期学者承担着很特殊的社会责任。首先,认识现在的国情。国情在哪里呢,近一点的情况就是,目前状况,阶层状况。总体来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这个国情是个大的,光眼前这个不行。过去我们吃亏的就是,只看眼前,没有看到国际大形势。其次,不仅要对当前负责任,还要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进步。

人民论坛记者:您一直都推崇冯友兰先生,确实现在也鲜有冯友兰先生那样的人物出现。不久前《人民论坛》杂志组织的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调查者认为当代的学者道德、学术质量等与老一代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任继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这种观念了,我管你呢,我只看房子装修怎么样了,新车买了没有。专业知识方面,他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忙着写论文、评职称,这个会议那个应酬,一天到晚,焦头烂额。

人民论坛记者:时代变了,对学者群体的要求也应改变。那么,您对现在的学者群体有什么样的期待?

任继愈:要做一个健全的学者,我认为,首先要爱国,这是个基础。我们那一代是屈辱感非常深非常痛心的一代。我们那一辈搞自然科学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知道爱国。当时很多人从国外回到祖国,他们不是因为条件好回来了,不是冲着待遇高回来的,就是因为爱国才回来的。

其次,我提倡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对于学者来说要维护科学的尊严,捍卫科学家的尊严,这是个阵地,不能放弃这个阵地。

第三,要熟悉祖国的历史,要爱惜祖国的一切,这是做人的基础。学历史很重要的,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美国建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而我们有五千年,我们有资格讲历史。中华民族经过无数挫折,五千年来却持续前进,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一直在克服困难往前走。其他的古文明没有像中国文化这样顽强。比如说古埃及、古巴比伦,他们自己的文化没有保存好。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日本修改教课书、英统治时期的香港曾经不讲鸦片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我们的底线是爱国主义,任何的言行都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兴旺。(2008年03月20日 记者 蒋荣华)

任继愈简介

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87—2005年1月,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零六卷)等。

文章来源: 人民网—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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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灵堂设在国家图书馆 今起接受公众吊唁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07:39 来源:京华时报



  本报讯(记者陈荞)昨天,记者从国家图书馆了解到,任继愈先生的灵堂安排在国家图书馆南区学术报告厅,当天下午6点左右,灵堂已基本布置完成。

  国家图书馆相关人员介绍,南区学术报告厅有250个座椅,为布置好灵堂,施工人员临时将报告厅的座椅全部拆除。今天上午10点起,灵堂开始接受公众吊唁,吊唁将持续到7月15日。7月17日上午10点,任继愈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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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逝世 国家图书馆官方网页悄然蒙"黑纱"

中新网  2009年07月13日 14:06 来源:文汇报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任继愈简介:任继愈,1916 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料照片) 中新社发 应妮 摄


  星期一,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记得,这是任继愈先生在行政楼三楼办公室里工作和会见访客的日子。

  7月13日,来“见”任老的访客会有很多。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放弃了双休日,紧张地忙碌着,记者探访了布置中的任继愈先生灵堂。

  最后一场“学术报告”

  走进位于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的任继愈先生灵堂,立刻“见”到了任老的面容。在幕布上,悬挂着任老的遗照,照片上的任老风度翩翩,穿着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戴着黑框眼镜,银发被微风掠起。他面带沉吟之色,目光深邃地投向远方,似乎在注视着遥远地平线上世界文明的曙光,又仿佛在眷顾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学术生涯;而对于凝望着他的人们来说,这种目光仿佛又蕴含着一种亲切的道别与一些殷切的叮嘱,在肃穆中无声地回响着。

  “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遗照两边,一幅白纸黑字的挽联映入眼帘。这是现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先生题写的,概括和颂扬了任老为民族的文化振兴所做的千秋功绩。

  记者看到,灵堂可容纳近百人,已基本布置就绪,数十个花圈依墙两边排开,堂中央摆放着数十簇花篮。工作人员还准备了一组印有任老各个时期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文字的展板,挂在吊唁人群从图书馆正门到达灵堂的必经通道两侧,使之成为一条“追思之路”。这是任老以他毕生的人格精神,为人们做的最后一场“学术报告”。

  后来者“薪火可能依”?

  任先生逝世后,截至7月12日晚6时,各级各类图书馆,以及专家学者,任继愈先生生前好友,学生纷纷发来唁电。著名学者,91岁的周汝昌发来一首11日清晨所做的古诗《痛悼继愈学长老友尊兄》,诗曰:“又夺一老去,问天何忍为。云霄风习习,学苑雨凄凄。先贤遽零落,后生何所依……”诗中,周汝昌追忆了与任继愈交往中的诸多片断,感叹自己最近听说他身体欠安而没有来得及慰问,“岂料惊讯至”,以至“终宵不能寐”。诗末,周汝昌发出追问:“哀及后来者,薪火可能依”?

  令人告慰的是,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有好几位与任老素不相识的大学生专程来到国家图书馆吊唁。当得知纪念活动将在第二天正式开始时,他们相约“明天再来”。

  与工作人员感情都很深

  任继愈先生是7月11日4时30分走的,当天上午9时30分,国家图书馆官方网页悄然蒙上了“黑纱”。记者获悉,至少在接受各方吊唁的7月13日到7月15日期间,网站所有文字和图片都会是黑白两色。

  “任老从1987年开始担任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所有工作人员对他的感情都很深。在2005年他卸任而转为名誉馆长之后,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的上午,他还会出现在办公室,整理工作,约见同事,也会见访客。一直到今年年初,任老还在办公室里接受采访,录制了一档文化访谈节目。3月份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任老了……”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这样谈起任老。

  他告诉记者,为任老设置的灵堂接受各方吊唁,不限人数,也不限身份,但会在着装上有些要求。“我们希望大家遵守相应的礼节,以表达对一位老人的敬重。”

  学人本色 文化传灯

  “任先生在病中时,我们去北京医院看他,他已神志不清,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只有‘图书馆’三字,反复说了几遍,我和同事们都听懂了。”名誉馆长任继愈的离去,令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悲痛不已……

  在张志清等国图人的眼中,任老年届九十,仍然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谈吐风趣,睿智而诚恳,深受员工爱戴和景仰。

  任继愈研究哲学史、宗教史,学问淹博通达。“读任先生的著作,深刻感受他的眼界之宽,学问之通,毫不拘泥刻板。”张志清说,“我从四个方面受到他的教益:一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前后四次注译《老子》,根据研究成果调整观点,不怕改正错误。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是北大第一个自觉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学者。三是辩证和实践方法。任先生研究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关心国家教育、文化、民生发展,探索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四是扎根本土的研究特点。任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接受外来思想都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的,学问一定要扎根本土。”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张志清拟挽联表达对老馆长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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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已逝音容永存:山东家乡父老怀念大师任继愈

2009年07月13日 03:07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山东平原七月十二日电 题:故人已逝 音容永存

  ——家乡父老乡亲怀念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作者 相子瑞

  七月十一日四时三十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享年九十三岁。消息传来,任继愈先生的家乡山东省平原县的父老乡亲沉痛万分。人们在悼念这位一生做事低调、治学严谨的国学大师的同时,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呈现在父老乡亲的眼前。

  国学大师 认真严谨

  任继愈先生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北任村,自幼远离故土。任老先生身在北京,多年来却一直关心家乡各项事业发展。平原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庆民告诉笔者,任老先生心中装着国家大事,在一些小事上也非常认真、严谨。二 00四年十月,任老向平原县图书馆捐赠了一套山西省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的系列丛书,事后发现缺少一本赵树理先生的《三里湾》,任老先生非常仔细地把这本《三里湾》用塑料布封好,又用牛皮纸包装好寄给刘庆民。

  任老在信里写道,那套丛书捐出后,发现少了一本《三里湾》,现寄给你,让刘庆民一定要给县图书馆的同志讲清楚,把这本书加进那套丛书里。“一个国学大师,做人做事做到这个份上,很是令人感动!”刘庆民说。

  二00二年七月,由平原县搜集整理编辑的《刘备在平原》正式出版,县领导给任继愈先生寄去几本。任老收到后,非常认真地看了,然后给刘庆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书收到,未及细看,初步浏览了一下,二十一至二十三页、九十一至一百0二页都没有标点,读者可能看起来不方便,以后再版,可以补标点。八十二页第七行第七字‘尺’字应为‘尸’字。”看了这封信,刘庆民十分感动,一个大学问家,对县里编的这部书读得如此仔细,并指出从书中发现的问题,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震撼。

  处事低调 不搞特殊

  平原县政协原副主席宋延广告诉笔者,他曾经几次到北京探望任继愈先生,而让他感觉最难忘的则是为任继愈立铜像之事。任继愈毕业于平原一中,是学校历届学生中的佼佼者。二00五年,宋延广和平原一中校长赵桂军策划在平原一中校园内给任继愈先生塑一座铜像,以激励广大学生。有了这个想法后,宋延广便提前给任继愈写了一封信。后来,他和赵桂军专程到北京看望任继愈,期间问起此事,任继愈先生说已经收到此信,但他态度明确地说:“这个铜像最好不要搞,请你们尊重我的意见。”

  任继愈先生没同意塑像,宋延广并没有感到意外。接着,他们又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想在校园内建一个著名校友展览室,把任继愈先生的事迹收入其中。听到这个想法后,任继愈先生肯定地说“这个事情可以搞”。但他接着说:“我想提一个意见,那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校友都纳进来,不管是什么地位、什么职务,哪怕他是一个农民,一个企业的职工,也应该吸纳进来,因为他同样为社会做了贡献。”

  故人已去 音容永存

  平原县图书馆馆长迟庆元告诉笔者,早在去年七月份他就知道了任老先生的病情,县领导多次到北京看望老人。病中的任老先生还关注着家乡的变化。迟庆元说,任老先生自二00四年开始向家乡无偿捐献个人藏书,至今已达七千余册,其中《十三经注疏》、《西学基本经典》、《中国佛教经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都属于不可多得的珍贵文史资料。二00七年,任老先生更是将自己珍藏六十多年的古籍《钦定全唐文》捐赠给平原图书馆,丰富了图书馆馆藏。

  任继愈的堂侄任万平经营着一家酿造公司,当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时,他悲痛万分。任万平告诉笔者,自己每年都多次到北京看望老人,每次老人问的最多的就是家乡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任万平在经营企业之后,老人常告诫他要以诚经商,以德经营,以产品质量赢得市场。二00一年公司百年庆典之际,任老先生欣然题词:“义利并存,守义则久。”

  平原一中原校长、现任青岛黄海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宋庆泽得知任继愈老先生逝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他说,“任老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一九九五年,到滕州参加完学术交流会的任继愈老先生回到离别了几十年的平原一中参观,见到家乡和母校的巨大变化,任老先生非常激动。在平原一中七十周年校庆大会上,面对老校友和四千多名师生,任继愈老先生发表了即兴讲话,激励学生要“节约”“励志”“自强”。任老先生的发言给了母校的师生们很大的鼓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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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逝矣空谷留香 “凤毛麟角”一生低调

2009年07月13日 20: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7月13日,北京国家图书馆在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悼念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 中新社发 九州 摄




  中新社北京七月十三日电 题:哲人逝矣空谷留香 “凤毛麟角”一生低调

  中新社记者 应妮

  十三日的北京,雷阵雨一场接一场,落在地上,湿在人心。著名学者任继愈的灵堂今日在国家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对公众开放,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

  洁白的灵堂,高挽黑纱。由绿叶、黄白色菊花组成的“心”型簇拥着任老的遗像,照片中的任老满头华发,侧面凝眸,仿佛正在倾听,又仿佛正在思考。

  “整齐经史百家权衡三教,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年近八旬的北大教授白化文出口成章,“我的老师大都不在了,现在连任老也走了”。

  “任老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宗教界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张立文说,任继愈是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哲学和宗教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哲学界和宗教界的泰斗。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与任继愈之间进行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当毛泽东听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佛教研究后,便称他是“凤毛麟角”,并表示,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五年后,任老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

  “他提携后学,关爱年轻学者”,张立文至今记得八十年代初自己一部五十万字手稿的作品请任老作序,“ 当时可没有电脑,任老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不仅写了序言,还帮我指出许多不当之处”,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表示,他一直谨记任老的一句话:“年轻人应该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会有学术成就”。

  任继愈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任继愈曾四次译注老子,因为他认为“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是有差距的”,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认识也加深一层,甚至修改前面的谬误。

  低调、平和,几乎是所有人对任继愈的评价。

  熟悉任老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有“四不”:不过生日、不赴宴、不出全集、不当挂名主编。

  前三项尚好做到,而不当挂名主编,则意味着对种种事务的亲历亲为。任老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新修《二十四史》、《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其中“敦煌遗书”已经出了八十多册,但尚未出完整,不能不引为遗憾。

  “老人在病重昏迷期间的呓语都是关于开会、改稿的话”,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回忆。

  作为一位潜心学问的学者,任继愈也并非只埋头书斋。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近二十年时间里,他发现民国时期的出版物酸脆化严重,有消失之虞,遂提议启动了民国期刊报刊的缩微抢救工作,这项工程至今仍在进行中;而当他发现大量普通公众进入国家图书馆仅仅是借阅普通书籍,敏感地认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遂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不断呼吁和建议发展社区公共图书馆。“任老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力说。

  “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磐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此刻再回首这副由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亲撰的对联,可谓恰如其分概况了任老一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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