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很普通的田野考察。然而，当地干部说，我们一行是首批考察“坡芽歌书”的学术团队。考察结束时，我们向有关部门负责人作了简单的考察汇报，然后悄悄离开。事隔一周后，引起了当地政府对“坡芽歌书”的高度重视。就这样，沉睡了千百年、已慢慢淡出人们记忆的“坡芽歌书”，又重新回到了人们关注的视野。
2006年，云南卫视对当地发现了图画性很强的文山“坡芽文字”作了报道。这条新闻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打电话到昆明，向有关部门和朋友咨询了解“坡芽文字”之事。遗憾的是，大家对此知之甚少，甚至根本没听说过此事。
我不知道“坡芽”在哪个县，更不知道这种图画文字是哪一个民族的，唯一的线索就是这种文字发现于云南文山壮族自治州。这样，我们的考察车盲目地驶向了中国三七之乡——文山，前往坡芽村实地考察。
到文山后，我们了解到这种图画文字发现于富宁县剥隘镇坡芽村，是壮族沙人支系小部分人保存和使用的一种图画符号。剥隘是广西进入云南的门户。从剥隘镇到坡芽村还有7公里左右的路程。据说，这条乡村公路是村民自筹经费修筑的，路况很差，泥石流经常把山路阻断，只有在旱季时，吉普车才能够进去，而且时断时通。当时恰是梅雨季节，已下了好几天的连绵雨，我们的车根本进不去。陪同我们进村考察的剥隘镇文化站站长小李说，三轮摩托车可以勉强进去。于是，我们从集镇上租了两辆三轮摩托车。
坐在三轮车里，我们看不到公路险情的真实程度。有一段路，三轮车走得很慢，我把头伸到车外一探，天哪！两只后轮，一半着地，一半悬空，下面是数丈深渊，差点吓破胆，我们赶紧下车走路。
在坡芽村农丽英歌手家吃过晚饭，已是晚上7点30分，深山里的天黑得特别早，我们也只能摸黑往回赶。此时，天已全黑。文山州民委的王明富同志富有采风经验，常用的工具一应俱全。我们一行6人就靠他那自来水笔般大小的电筒的微弱亮光，走出了泥泞、坑洼的5公里山路。
据我了解，“坡芽歌书”最早是由富宁县委宣传部刘冰山一行拍摄电视时发现的。因此，我们到富宁后由刘冰山向我们介绍“坡芽歌书”的情况。考察结束后，也向他汇报了我们此行的收获和看法，表示愿为“坡芽歌书”的保护出微薄之力。
初到文山州民委时，有关人员的吞吞吐吐和遮遮掩掩，让我对这种文字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甚至怀疑这种文字可能是伪造的。但当刘冰山打开电脑里的文字图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黄炳会先生连连念出了几个字，而且还能说出每个字所代表的民歌内容，这时，我才打消了疑虑。
到坡芽村后，农丽英把家藏的壮族图画文字给我们看。这是写在一块土布上的图画文字，我们请求她按照藏本原汁原味地抄写一份给我们。她说，传统的书写原料是一种野果汁。农凤妹、农丽英姐妹俩照着标本，一面唱，一面写，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各自写出了一块，分别由我和王明富收藏。据农家姐妹讲，这组歌本来有200多首，200多个图画符号，但她们只记得81个符号、81首歌了，其它的字和歌都已失传，我真希望她们能回忆出完整的符号、完整的歌。
这种文字为壮族沙人支系使用，当地壮语称其为“布瓦吩”，但还没有比较规范、大家认可的汉语称法，也就是说尚无汉名。这对提高这种文字的知名度极为不利。于是，我们提出几条方案与当地干部讨论，共同确定汉语称法。在中国民族古文字学界，把文字称为“书”的已有两种。一是水族的“水书”，二是湖南江永县女人使用的“女书”。壮族用这种文字符号写出的文献与这两个文种情况差不多，所以将其称为“书”。
事实上，这种图画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词、一句话，而是一首歌。正因为如此，将其称为“歌书”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同。最后大家决定将其定为富宁壮族“坡芽歌书”。
现在，距离富宁壮族“坡芽歌书”的考察已有些时日了，回忆起来，虽然路途辛苦，但一想到坡芽歌书，想到那些人、那些事，哪怕再苦再累，付出更多的汗水，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坡芽歌书
坡芽歌书是流传于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壮族沙人支系的一种图形符号。因这种符号发现于坡芽村，又专用于记录情歌，故学者们将其命名为“坡芽歌书”。“坡芽歌书”为图画性的符号，其构形原理有象形、指事两种。“坡芽歌书”用固定的符号代表每一首情歌的歌名，对每一首歌有着记忆作用。它仅限于记录一组固定的情歌，不用于民歌，更不使用于生活或其他领域。虽然每一个图形符号都定形、定音、定义，但这种符号无法记录情歌中的每一个词或每一句话的读音，也不表达每一句话的含义，只作歌名符号，在生活中不作交际工具。“坡芽歌书”是处于人类文字的萌芽时期的古老文字形态，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