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哪
林毅夫
近期国外甚嚣尘上的“中国经济崩溃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崩溃就从农业开始。不管这些论调是否有足够的根据，但农业、农村、农民习称为“三农”的问题，的确引起很多人士的忧虑。
有看法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大海风浪一起，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6月3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三农”问题现在的确非常严重，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三农”问题引起各方重视。但中国的农业绝对不会崩溃，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是机会大于挑战。
林毅夫认为，要解决农民收入问题，首先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而要转移剩余劳动力，就要通过解决城市通货紧缩的势头，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
有人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进入90年代以来，8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活跃的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与80年代的情形相比，出现了非常鲜明的反差。
对此，林毅夫说，也不能这样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各个不同的阶段有关系。但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很大，甚至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增长很快，农民的积极性一次性释放。但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快主要靠劳动力转移。如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后来的农民工的出现。但1997年以后，这种现象发生了逆转，生产力普遍过剩。城市企业开工不足，面临城市产品的普遍过剩，乡镇企业有很大的竞争压力，很多都破产。
因此，就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又回流到农业去，同时造成村、镇、乡普遍高负债。二是农产品生产很多。农产品太多，价格就会降低。增产不增收，劳动力转移又不可能。所以，就造成农民收入停滞，城乡差距更扩大的情形。
现在的城乡差距为什么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林毅夫说，1978年至1984年，是农民一次性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到80年代中期后，城乡差距扩大。当时，虽然劳动力开始往外转移，但当时对农村比较有优势的农产品，比如粮食和棉花的价格还是人为控制。东部在发展，对粮食和棉花需求多，但那些大宗农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象这样的情景，实际上是农村在补贴城市的发展，中西部在补贴东部的发展。东部越发展，城市越发展，从农村拿的补贴越多，差距就越大。
加入WTO后，粮食和棉花等的价格会放开，东部和城市需求多，价格就上涨。这样，东部和城市发展会拉动中西部和农村的发展动力，农民收入会增加。随着加入WTO后的市场化进程，城乡差距很大的问题会得到缓解。
农村剩余劳力如何转移？
要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先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林毅夫说，要通过解决城市通货紧缩的势头，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消化掉，来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
林毅夫说，解决通货紧缩，靠解决存量需求。因为生产能力过剩是一个存量概念。它有需求的愿望，而且有支付能力，是由于政策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造成的需求不能出现。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是转型中国家，属于双重的二元经济，有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有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过去，为保护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有很多限制，民营企业有很多积极投资意愿，但不能投资。
如果能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民营企业的投资需求可以释放出来。农村里有很大消费需求，但农村里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相当严重不足，造成限制农民消费。如果能改进的话，农村的消费就能释放出来，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不仅如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农民收入就可能增加。
有研究认为，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
林毅夫说，中央财政过去支持大项目的，现在可以转成和农村生活有关的小项目。他前段时间提出新农村运动，指出小项目的投资既能启动农民的消费，而且实际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小项目所用的材料和劳动力都是当地的。
林毅夫认为，要减少农民，就要多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按照比较优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加入WTO后，政府扶持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机会就降低了。如果政府不能进行干预，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发展得比较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多，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就会缩小。
依靠中小企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林毅夫说，中国现阶段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中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以中小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欠缺的一块。这种格局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就很难得到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障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会很顺畅，所以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措施。
90年代以后，中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实行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
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会产生众多的不良资产。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中小银行也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的低效率。
文章链接：天睿网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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