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1985年，我从河北省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庄，来到古都北京上大学。那时候的北京，还可以平静地读书、思考，没有现在这么喧嚣。我读书向来比较杂,按照郑也夫先生的说法,是吃杂食。对于地方志，我很有兴趣。所以喜欢翻一翻描写北京的书。当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毕业后，分配到一个非常荒僻的城市，读到梁思成先生的传记，老先生对北京城市的热爱，令我非常感动。当时，对老先生的这份心意，并不是特别理解。心想：一座古城，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但是，随着北京大规模的建设，却是对北京文脉野蛮的破坏，这时，我才懂得了梁先生的心思。所以，2003—2004年，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眼见惨不忍睹的北京老胡同，老房子如秋风扫落叶般，在地图上消失，一种难以排解的惆怅涌上心头。只能发愤购买北京史籍，寄托自己对文化北京的伤痛。《北京市志稿》、《日下旧闻考》、《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古代北京城市管理》、《北京街巷名称史话》、《胡同及其他》、《北京的胡同》，就是那时候购买的。当时我住在圆明园附近，曾经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寻访京华旧迹。古老的胡同、四合院大规模迅速消失，胡同里面的残留的深宅大院，可以说是庭院深深深几许。斜阳残照，我依然拖着疲惫的身躯，踟躇在胡同深处。寻常巷陌，隐藏多少历史风烟。我在想：建设新北京，为什么非得把老北京拆得面目全非？这样拆下去，到底伊于胡底？我并非看不惯新楼，而是觉得城市更新，没有必要将旧屋连根拔起。在城市建设中，主事者似乎还在延续五十年代的“斗争哲学”，和谐社会的理念，需要共生的生态观，遗憾的是，在新楼和旧屋方面，没有统一在一起。我们太过于喜新厌旧了。北京新的，让人心痛。
北京从来都是一个历史概念，因为正是北京的历史，形成了北京的光荣，带给我们梦想。所以，北京的老楼旧屋，恰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载体。他们至少与皇家园林是等值的。对待承载着历史的胡同和院落，恐怕与我的老家不一样，不能说拆就拆了。但是现实愚弄了所有对北京历史文化怀有热心的人们，也许有一天，北京除了故宫、景山、天坛、北海、颐和园，北京四合院，只剩下一处中南海。
中国的城市，多像北京一样，正在丧失记忆。
我开始读一点城市社会学的书，郑也夫先生《城市社会学》的书，就是这时候读到的。汲取了城市社会学的营养。费孝通先生“小城镇理论”曾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在我那篇《开满鲜花的田野——播种者费孝通》小文中，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反思。感觉中国城市化如果只有小城镇的一条小路，那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使村民变为市民呢？我自己来自河北省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庄，我们镇上也有几个乡镇企业，但是除了我姐姐短期曾经在镇上棉油厂打过工，企业周围肮脏的样子，使得村民一点迁移过去的兴趣都没有。
郑先生的《城市社会学》，使我沐浴在一种理性的清明之中，我开始想一些城市社会学方面的问题。我看到，在当代中国学术地图中，社会学是相当不成熟的一门学科，这当然是由于被取消了近三十年的缘故。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中，城市社会学又是最不发达的学科。这种不正常的情形，当然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早就发展工业化，以便尽快实现现代化，但是为什么对城市化似乎没有心理准备呢？
我想在一个大的格局中，思考城市社会学，但对于我的学术能力来说，几乎是难以达到的。我希望能够使得城市社会学更多一点人文性，希望能够将城市史学、城市地理学、城市哲学、城市政治学、城市文化学与城市社会学比较和谐地融为一体。不错，社会学者原来特别关注城市社会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主流社会学家们，进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时，似乎非常崇尚实证，注意看到社会问题，
他们所遵奉的“多关注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更喜欢谈一些主义，这种反潮流的精神，来自我所尊敬的郑先生，如果说，我们这本城市社会学还比较“好玩儿”的话，那是受了郑先生《城市社会学》的启发，我本人更愿意把此书作为对郑先生《城市社会学》的阅读札记。误读之处，欢迎各位学友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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