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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谈到国学热时，他说：“现在很多人以为只要办一两个国学班，出现几个国学大师带领着我们，国学和传统文化就繁荣了。其实，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国学知识都还需要启蒙。”
    中国网愿为广大网友做这样的工作。
    以首讲题为“百年孤独话国学”开始，中国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鼎立支持下，将陆续推出国学基础讲座，共十讲。旨在普及国学基础知识，并祈望由此引导广大热爱国学之网友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了解并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在当今的意义与价值，收获启示。
    首讲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主讲，以下四讲预告如下，敬请关注。

    ——编者的话

主讲人简介

　袁济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基地客座教授，西南大学特聘教授。
    代表性学术著作为《六朝美学》、《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传统美育与当代人格》、《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主撰的《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0年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类”资助《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现代传承》项目，资助金额为5.5万元。现已结项，成果被选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网站上刊登，以专著形式出版。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十五项目《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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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百年孤独话国学

袁济喜

百年孤独话国学近年来，国学成为热门，但是如何真正走近国学，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地方。为了理解“国学”的概念，不妨从近代国学的命运开始谈起。如果我们借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来形容的话，一百多年来，她随着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剧烈动荡而一波三折，体现出国学的人文主题与民族特色。

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术

国学并不玄妙，它是“一国固有之学术”，即中国传统的学术简称，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国学的主干是经史子集，其他的枝脉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经史子集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四个部类。其中“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 “史”是指历史典籍；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中国古代图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就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

国学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蕴涵着现代学科的意思在内。一般说来，经部、子部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也说明国学与现代西学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与清华国学门，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从学理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学科平台上来振兴国学。当然，中国传统的学术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影响，一些从国外引进的新兴的学科，比如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也在充实与丰富着国学，对此，我们也应当将其纳入国学的视野之中，但是国学的主体是中国固有之学术，它采用汉字表达，凝聚在经史子集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无须哓哓置辩，鱼目混珠。

国学的学术价值观与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是一种人文思想与价值体系，表现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基本人生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它的主干是儒家的尊重先祖，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它的精神价值与思想方法是高度一致的，即讲究阴阳和合，对立统一，开放包容，能够吸收外来文化，新陈代谢，生生不息。

同时，国学如果从完整的意义来说，乃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因而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后者尤其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选择时所要秉承的融合古今,会通中西的能力。

国学的兴衰沉浮

中国的学术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的情操。这种文化情操在近代国学人物身上彰显得特别清晰。从国学的历史来看，她与中华文明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面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以来的动荡变化的命运遭际时的文化选择相关。近代以来国学的兴起，正同中华文化在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相关，可以大致分成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之前国学思潮的滥觞。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古老封建帝国的衰朽，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滞后与愚钝也显示出来，于是在西方科技文明与学术文明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在呼唤政治改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最早的林则徐、魏源到维新运动人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体现出这种融合中西，寻求变法图强的学术精神。国学思潮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人们看清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衰朽与残忍，也对于中体西用文化路径的无助，于是引起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一方面引入西方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则对于传统文化加以倡导，以激发民族革命的思想，并且将二者有机地加以联系，比如当时的革命党人与著名学者章太炎即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对于西方的学术也很有兴趣，曾宣传西方的进化论与自然科学，写有《菌说》这样的文章，但章太炎更感兴趣的是他原先所受的国学教育。章氏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面发表了许多宣传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文章，以达到抨击清满清政权，鼓吹反清革命的目的。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一文中，曾说章太炎当时的主张有两条，一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另一条则是用国粹（国学）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章太炎早在1906年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时，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即佛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以上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各个学科。章氏于1906年于日本东京创立国学振兴社，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振兴社培养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国学大家，鲁迅即接受过他的教育。中国近现代的国学思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中国许多著名高校的国学学者，从学术源流来说，出自于章氏门下。

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使人们对于原来的革命十分失望，再加上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好的东西泛滥一时，国粹主义与袁世凯倡导的尊孔读经使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产生了厌恶的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主义传入中国，西方学术长驱直入，导致了二十世纪初以来，人们在西方民主与科学影响下的文化思路，于是“五四”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同时，开始了对于西方政治体制与学术文化的全盘接受。矫枉过正，走向文化的偏激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二阶段，自1920年“五四”运动之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学的昌盛。这是国学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因此我们在这里要作重点介绍。自“五四”之后，随着人们对于当时的国势以及文化选择的重新思考，于是中国固有之传统再度被人们所审视与反思，正是在这一反思意识之上，形成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国学兴盛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率先开办国学门等形式的国学教育，其中蕴涵着明显的文化选择与教育改革的意识。1925年夏天，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国学门开学典礼的致辞时感叹：

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以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

曹校长为此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当时许多国学研究实体与人物的共同想法。值得关注的是，开学那天，梁启超作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学术演讲。当时的国学人物提出“融会中外，博通古今”的口号，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前提下，重铸学术与教育之魂。从宏观战略的高度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在重建中华文化与中华之魂时的意义。足可以为今人借鉴。当时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均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尤其是清华国学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更是具有学术偶像的意义，至今仍然广受世人的感佩。当时全国的高校纷纷创办国学教育，比如东南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鲁迅1926年经厦门大学文科学长经林语堂的引荐，曾在厦大任国学院讲座教授，之后才到中山大学任教。因此，说鲁迅反对国学不知从何说起。2006年12月底，厦门大学正式复办国学研究院，本人也参加了当时的学术会议。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国学热”中形成的几大实体：

一、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它以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为契机。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既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也请刘师培任经学教授，又把27岁刚在美国读完博士学位的胡适请来任哲学教授。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由章氏弟子、著名训诂学家沈兼士任主任。并出版《国学季刊》，由编辑部主任胡适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推动国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它比北大更有名，因为产生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1925年夏天，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被称为“四大导师”。又聘李济（字济之）任讲师。第一位导师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也是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集《饮冰室合集》，收有论文集45种，专著104种。要学习和研究国学，梁启超的著作起码以下几本书是应该读的，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第二位导师是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从1922年设立国学门起，多次请王国维任导师，王国维皆未应聘。至此才同时应聘为北大国学函授导师。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经史、小学成就最高。著作有62种，出版44种，尚有18种未出版。代表著作是论文集《观堂集林》。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与《历史人物》两书中评论说：“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第三位导师是陈寅恪，是学贯中西的享有国际盛誉的国学大师。他读书很多很熟，《二十四史》中的某条史料在第几卷第几页都能说上来。他懂八种外语，文、史、哲兼通，是中国近代以来最精博的学者之一。连“敦煌学”这一学术名称，最先也是由他提出来的。1949年以前，在清华大学同时兼任历史系与中文系两系的教授。1949年以后到广州中山大学，也是任历史、中文两系的教授。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意思是他的水平是给教授当教授的。陈寅恪的主要学术著作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与《二编》，都已出版。第四位导师为赵元任，是语言学奇才，中国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他专长汉语音韵学与方言学，又精通多种外语。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调查方言写成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奠基之作。1938年以后，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研究世界各国语言，更加广通博达，成为世界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影响深远，造就甚多。中国当代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就是由赵元任与梁启超联合指导的。由于有以上“四大导师”为中坚的教师阵容，所以当时清华的国学研究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

三、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蔡元培任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由黄侃的高足傅斯年（字孟真）任所长。傅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留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数学与哲学等，学问广博，又有学术领导才能，任所长21年。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代表著作有《性命古训辨证》等。研究所内分四个研究组。第一组为历史组，研究历史问题与古籍校勘整理。第二组为语言组，研究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第三组为考古组，研究中国史前史与考古学。第四组为民族组，研究中国民族史。同年赵元任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语言组组长，领导了对全国主要方言的调查，成果甚多，写成调查报告多种。李济任考古组组长，主持了对殷墟的十五次发掘，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的基础。历史组由“古史辨”派的著名学者顾领刚任组长。该所主办的刊物《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前中央研究院最重要的一份学术刊物，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论文发表在这个刊物上。至1949年出21本，1949年以后在台湾继续出版。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专任和兼任及通信研究员，这样就把全国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力量集中在一起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学研究的实体与个人，不再详细介绍了。

尽管当时的国学研究与教育辉煌一时，但后来都沉寂了。这是为什么呢，也是今天人们经常要问的问题。我认为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大致有这么几层原因：第一，从总体上来说，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条件下，教育改革与发展受制于时代的播迁，在兵荒马乱的年头，许多志士仁人的国学教育理想只能付诸东流。一代大师往往在时代痛苦下走向死亡，比如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沉便是不幸年代所造成的。第二，如何处理现代西方学科体制与国学教育体制的关系，这是最难应对的难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人们要恢复中国传统学术的地位，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如何做好固有之学术与现代学科体制之关系，往往顾此失彼，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国学教育因为无法应对当时整体上的西方学科体制，只能偃旗息鼓。清华大学的国学命运除了1927年6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使清华国学院痛失一大导师外，还因其他几位教授疲于应对的实际事务而最终辍办。比如陈寅恪要同时兼任历史系与中文系的教授，而国学则是文史不分科的。西学分科与国学教学体制的暂时龃龉造成了这种结局。而赵元任、李济等由于专业研究的需要，忙于外出学术考察与田野作业，无暇顾及国学院的事务。但尽管是这样，当时的清华首届国学班培养出来的一批人材许多后来成了国学大师，这是人们所忽略的，比如著名的古汉语专家王力，历史学家谢国祯、姚薇元等人都是清华国学院培养出来的。证明这种国学教育的成效是显著的。第三，任何教育改革在开始时总是要付出实验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观念上与运作上，如何在探索中取得经验，是需要一定条件与时间的。前人没有做完与做好的事，需要我们今天再接再励，一往而无前。

国学命运的第三阶段，是指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目前。这是指建国后国学命运的沉浮。建国后，虽然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也进行了新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而且西方学术分科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带来了许多新气象。但是由于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科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因此，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基本上销声匿迹。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学与国学教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等学者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新的国学高潮的兴起。近年来，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学全面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国学的消长升降与中华文明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面的讲座中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就不多说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回顾百年孤独中的国学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国学是一种人文性与时代性极强的人文学术，是我们民族精神与民族命运的真实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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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国学与中华文化之魂

袁济喜


国学与中华文化之魂国学与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脉，是中华文化之魂。中华文化有着人文地理与文化人类学上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传统是在洪荒年代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中萌生的，其渊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意蕴与历经沧桑而不泯的血脉，植根于这块黄河长江流淌滋润的农业文明大地之上。《易传》上说，天行健，君之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我们民族精神与中华之魂的写照，也是燃照今天的火炬。在这一讲中，我们想着重谈谈这一话题。

一、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根源

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中华疆域东临太平洋，北靠茫茫戈壁，西濒高山雪峰与万里荒漠，西南则耸立着青藏高原。处于这样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中，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便自然而然地具有其封闭与独特的一面，因而它的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

中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从目前考古学上发现的中国猿人的一系列遗址上，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过从文化人类学上直接回溯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遗迹。它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此外，还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

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依赖天时地利来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又是十分原始的，面对的敌人也是空前强大的。从《周易》的内容来看，先民们生活的这一带天气变化无常，洪涝旱灾时常发生，它无情地侵袭着人们，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与猛禽野兽袭击人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著的《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耑民，鸷鸟攫老弱。”这里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洪荒年代，地震频发，山火猛烈，洪水肆虐，猛兽与恶禽扑食人类，人类是多么哀哀无告，然而又是多么艰难地与自然界作斗争，以争取生存呵。这种艰苦的劳动与生活条件，造成中华民族比较务实的性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因为生存之不易，故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重实际，轻玄想。中华文化形态本质上是世俗文化，乐天知命，生生不息。前几天，我刚从四川都江堰出差回来，深深感受到当地人民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后乐观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情绪与重建家园的坚毅刚健。作为人文学术的国学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意蕴，具有替代宗教的意义与功能。

在远古洪荒时代艰苦而恶劣的环境中，先民们依托氏族血缘关系，筑成集体堡垒，以抵抗自然力量的侵害与外族的凌犯。基于生存的需要，中华民族很早就懂得了人人相和对于集体生存的重要性。现在我们言必称“和谐社会”，其实导源于先民的生存环境中。孔门弟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这里所说的“先王之道”与其说是个别圣人的说教，毋宁说是远古生民的共识。中华文化之魂就是由这种血亲形态与观念建构而成的。当时的人被牢固的血缘纽带联结在一起。一切活动都和氏族分不开的。氏族首领由会议民主选举而产生。他们没有什么特权。传说神农亲耕，妻亲织，与其他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氏族的民主精神也反映在集会方面。氏族成员都有权力参与这种会议。一切重大的事情，如氏族首领的选择和更换，血族复仇的决定，都在这种会议上解决。生存的艰难，反而铸成了民风的淳朴，人际的和谐。《庄子》一书中屡屡出现的对氏族社会风俗之美的赞叹，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天人合一与人人相和，是中国人的最早的生存意识与道德。我曾经很早写过一本书《和：审美理想之维》，其中就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探索中华文化之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趋于成熟。在最早的山顶洞人时期，我国的古人类就已经萌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到了仰韶文化阶段，这种观念就更加明晰了，并且成为普遍的观念。仰韶文化遗址中的死者墓葬的头颅方向都朝向同一个方向，象征死者生前同心民德，死后也魂归一处，决不分离。战国时著名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招魂》中有“魂兮归来，反（返）故居些”的哀辞，《楚辞•九歌》中的终曲是《礼魂》，表达对于魂灵的礼赞。看过香港著名导演鲍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品的电影《屈原》的人，都会被电影中《礼魂》的舞蹈美仑美奂而叹赏，“成礼兮盛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这些美丽的歌词，折射出远古人们敬畏魂灵的观念，反映出氏族社会中血缘关系对当时人们生死观念的约束，同时也说明了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对自身命运归宿的关注。

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图腾观念的发达。墓葬反映出人们对自身归宿的关注，图腾则说明人们重视自己的来源。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人们开始探寻本氏族的来源，说明原始人已开始对自己历史的关心。几千来备受华夏族的尊崇并成为帝王标志的龙，考其渊源，也是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图腾观念以及后来出现的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反映了远古时代的人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意识，而这种具有文化意味的自我意识，正是中华文化成熟的标志。是民族精神形成的基础。《论语•学而》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慎重对待亡灵，追寻远祖，老百姓的道德就会变得厚重。孔门的这些经典语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敬天法祖的心理。前不久，我们刚刚度过了2009年4月4日的清明节，悼念自己身边死去的亲人，追思去年死去的那些同胞，同时，尽情享受春天生活的明媚阳光，感怀不已！这几年国家将清明在内的传统节日列入法定节日，就是对于我们先祖的追怀与祭祀，它既是对于传统的回归，也是对于明天的进步，我们不能设想，一个不敬重祖先与传统的民族能够进步与发展。

比如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所以我们清明节祭祖，首先要公祭这两位先祖。关于炎黄二帝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在《逸周书》、《国语》、《周易•系辞》等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相传炎帝神农氏率领其部落始作耒耜、教种五谷，遍尝百草、发明医药，日中为市，首倡交易，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炎帝为民采药治病，来到南方，因误尝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炎帝墓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黄帝则率领其部落养蚕治丝、始作衣裳，伐木构材、筑造宫室，创造文字、制定历法，并发明指南车，备尝险夷，艰苦拓殖，将中华原始文明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清华大学的张岂之教授曾说：“原始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体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 ”我认为，张先生的这些概括是很精彩的。国学既要研究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也要研究鲜活的文化人类学与现实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炎帝与黄帝为代表的两古族融合发展，延向四方，后经夏、商、周及其后的发展，使中国境内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各有特长的氏族、部落融为一个以中原族群为主体，包括四方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几千年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以炎黄子孙为荣，以同源同祖为亲，已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感情纽带和精神力量。

因此我们说，国学虽然是一种学术文化，但它源远流长，有着坚实的文化人类学的根基，是中华文化的结晶。至于国学的精髓，当然还得从经典文化谈起，经典文化是国学的主流形态。不过，经典也是历史地变迁着的，过去只有四书五经能称作经典，诸子学说不能称作经，现在则不然。因为国学是一种新的视野与角度。至于说到经典的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天地人三者的凝聚，也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性的奥区，文学之核心，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国学的基本精神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其构成主要由儒家的进德修业，内圣外王，以及道家的逍遥独立、禅宗的心灵自由、屈原的浪漫热烈的精神气质组成，它是一种多元与和谐的精神文化体系，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中华民族与文化形态源远流长，不断进化。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多年时，中华民族由于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普遍加强，促成了原始公社组织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氏族社会在向阶级社会的迈进过程中，血缘宗法因素成为一以贯之的纽带。周代统治者继承殷代宗法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全国的共主，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但在所封国内又处于宗主的地位，享有统治所封国内的疆土与臣民的权力。卿大夫的情况又照此办理。这样便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关系紧密地组成一个金字塔似的等级结构。维系这个结构的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包括父权和兄权两个方面。孝道是为父权服务的，而悌道则是为兄权服务。由于父子之间有着血缘亲属的关系。因此，亲亲尊尊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如果说西方古希腊自公元前五世纪就已经由土地形态贵族血缘统治进入城邦制奴隶社会，以财产契约与城邦民主制作为人际关系的纽带，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了周代社会，反而将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演变为宗法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文化的基本形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原因在于其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血缘宗观念，将血缘亲情观念引申到人伦与政治领域，使孔孟之道具有了民族心理与文化根基的支持。孔子思想的两个关键词便是孝、悌，延伸到亲亲、尊尊。是仁学的基础。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之交，正是所谓“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对这种现象同样痛心疾首，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恢复周礼中经过周公等人继承与改造过的原始社会中的人道精神与德教学说。具体来说，便是以孝悌为轴心的血缘亲情观念。以孔孟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念，经过历代仁人志士的阐发与实践，慢慢积累成一种文化传统，具备了精神家园的功能，而精神家园与信仰可以相通，是精神信念的产物。这一点，从先秦原始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十分明显。当然，这种血缘宗法观念与遗传在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中，肯定是要加以清理与批判的，但是作为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对此要加以科学地分析与评价。

正如我在《国学十讲》的第一讲《百年孤独话国学》中所谈到的，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国学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文化的认识与态度，经历过民族危亡与政治风雨的洗礼，可谓一波三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沉痛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价值。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而中华民族的精神正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说明我们对于国学与中华文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与国学的复兴指日可待。

二、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承

中华文化传统由于具备丰厚的人文蕴含，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洋溢，具有超越时代的民族共性。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历久弥鲜，毫无疑问，这种文化的共时性、民族性是其重要原因。

所谓中华民族，是现今由华夏族演变成来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总称。不过在古代，“中华”一词却是“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的意思相对应，而“华”即有文化发达，光辉四方之义，表现出华夏族自我荣耀的心态。《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种说法可谓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自我文化的认同心态。

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面对的是满清政府统治，所以传统文化的中的民族意识自觉体现在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中。近代国学宗师章太炎有意识地用国粹激发人们爱国的心肠，推翻清朝的外族统治。章太炎在1907年第15期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华民国解》，其中提出：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言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之也。

章太炎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关注，他注重从文化去定义“中华”一词的的概念蕴涵，将中华民族的内在血脉定为文化传统，而外在的种族是变易不定的，可以互相融合与变化。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得益于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为此他大力倡导国学，近代国学思潮正是缘此而振兴起来的。现在看来，太炎先生的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高度成熟、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与物质形态的融合物，具有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迄今为止，华人文化成为海内外无分地域的精神纽带，也说明中华文化积数千年而成的共同民族心理的巨大能量与沉厚的潜质，这是任何民族的文化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而对天灾人祸而发奋图强、乐观向上的根本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一旦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和磨洗，为民族所认同与熟识，变成元典，也就具有了永恒性。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指出，古典传统之美中体现出来的理想境界，是时间性与无时间性的统一，是非可逝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古典的东西在这样的辩证统一中发生、发展和解体，在这样的统一中展示自己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最深层的意蕴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只要中华民族还存在，这种传统就是在解体中再生，在扬弃中发展，因为它具有内在的永恒性与超越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远流长，生生不息，决定了它虽然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依然能够传承下来，而不会走向衰亡。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概念，固然有许多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因素在内，就此而言，它与现代性和西方启蒙思潮是相冲突的，但是传统文化中的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对真善美价值的不懈追求，却是与现代启蒙精神有相通之处，是人类文明的精萃，是可以通过改造与现代性互相发明的。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许多有志之士痛感于国力的衰弱，民性的愚昧，大声疾呼，倡言立论，鲜明地将国学与增进国民之道德相结合。1905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创办国学振兴社时便是如此。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国学的历史阶段便可知道。国学正是在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潮下对于传统学术进行清理与研究的。国学人物对于封建思想的糟粕从来就是持批判的态度的，在国学的著名学者那里，都是非常自觉地运用现代西方传来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来从事研究与教学的。如梁启超运用欧洲启蒙主义思潮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解析；王国维借用德国美学与哲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阐释；陈寅恪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吸取。尤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物，如侯外庐、郭沫若、范文澜等人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重倡国学，兴办国学教育，也是中西合璧，决不可能倒退到“五四”之前的立场上去，这是肯定的。

欧洲文艺复兴从古希腊文化中寻找到人文的始祖，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无一不是与传统共生共荣。中国古代《周易》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既有变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谐相生的精神。当代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复古，更不能割裂传统，民族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全盘西化的空中楼阁上面。而国学则从学术层面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维度上，可以担荷起这一神圣的职责。就此而言，国学研究正是为了重铸中华文化之魂。1925年夏天，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开学典礼的致辞中提出：“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曹校长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这也是我们今天任重而道远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