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耶和印欧语
高山杉
东方早报 2009-4-26 1:23:34
梅耶熟悉几乎所有印欧语，在印欧比较语言学方面，
他“所做的差不多都是一种总结性的工作，从来没有抹杀前人的成绩，也毫不迁就他们的错误的见解”。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法]梅耶著
岑麒祥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年6月第一版
127页，20.00元
《普通语言学人物志》
岑麒祥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年3月第一版
213页，25.00元
《陈寅恪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32页所收“借书附记”上面有这样一行字：“方壮猷转冯承钧 Meillet：Linguistique。”书名不全，应该还有下文，惜未收入。“Linguistique”似指法国印欧比较语言学家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文集《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上卷（Linguisitique historique et linguisitique générale，1921）。“历史语言学”即陈寅恪常说的 “比较语言之学”、“比较语言文法学”，“普通语言学”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也出现过。梅耶著作译汉者似仅《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La méthode comparative en linguistique historique，1928）一种。这本小书有科学出版社 1957年岑麒祥（1903-1989）译本，后收入其编译的《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去年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岑先生是著名语言学家，1928年赴法留学，师从梅耶及其弟子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ryès，1875-1960）、柯恩（Marcel Cohen，1884-1974）和马丁内（André Martinet，1908-1999）。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同时还重印了他的两本语言学史旧著《普通语言学人物志》和《语言学史概要》，算来今年也刚好是岑先生去世二十周年。
据《人物志·梅耶传》云，梅耶生于法国的木兰（Moulins），其父为沙托梅杨（Ch■teau-Meillant）地方的公证员。从班维尔古典中学（Lycée Banville）毕业后，梅耶1884年进巴黎路易古典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一年后注册巴黎大学文学院，同时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tude）听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听布雷阿尔（Michel Bréal，1832-1915）讲课。德·索绪尔谁都知道，毋庸赘述，可布雷阿尔这个名字，大家不一定熟悉。不过，他女婿的长篇小说和《名人传》在中国却极畅销，那就是罗曼·罗兰。布雷阿尔是法国印欧比较语言学大家，被认为是语义学创立人之一，译注过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德国大语言学家博普（Franz Bopp，1791-1867）的巨著《梵语、禅德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代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比较文法》。若干年前，出于好奇，我从北京国家图书馆借出过布雷阿尔译本第一册，还抱着它去北京师范大学听过几场乏味之极的政治课考研辅导班。像这样年头儿的老书，现在国图已经不许外借了。
1897年，梅耶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1906年（《人物志》误作1905年），他接替布雷阿尔主持法兰西学院印欧语比较语文学和普通语言学讲座。据《人物志》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学术界民族沙文主义思潮甚炽，对德国的一切大张挞伐，梅耶极不以为然，认为德国学术界多年来对许多知识部门作出根本贡献，这些成就不能因德国军痞政客的作为而不分青红皂白一笔抹杀。1924年，梅耶受邀至挪威奥斯陆“比较文化研究所”演讲，讲稿后来整理出版，就是《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梅耶门下弟子甚多，如后来在印欧学和社会学上暴得大名的杜美齐尔（Georges Dumézil，1898-1986），在《比较方法》中还是以“一位法国年轻学者”（页1）的身份出现的。梅耶“晚年患有重病，身体虚弱，步履维艰，也必由他的夫人搀扶进来，站在讲坛上闭着眼睛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毫无倦容。所举例子多而又极恰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通晓多少种语言 ”（《人物志》第20页）。1936年9月21日，他在沙托梅杨去世。
梅耶熟悉几乎所有印欧语，在印欧比较语言学方面，他“所做的差不多都是一种总结性的工作，从来没有抹杀前人的成绩，也毫不迁就他们的错误的见解 ”（《语言学史概要》第127页）。除了对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的历史和词源有精深研究外，他在各种东方印欧语上也都做过开创性的工作。在伊朗语（《比较方法》用旧译“伊兰语”）方面，梅耶继承的是达摩斯特岱尔（James Darmesteter，1849-1894）的传统。达摩斯特岱尔去世后，梅耶接替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讲授古伊朗语，先后出版《〈波斯古经〉伽他三讲》（Trois conférences sur les g■th■ de l'Avesta，1925）、《古波斯语语法》（Grammaire du vieux perse，1915）等书。古伊朗语包括两种文献，一种是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圣书《波斯古经》（Avesta），另一种是公元前大流士、薛西斯诸王时代的楔形字碑铭。前者名为“波斯古经语”，后者通称“古波斯语”。《波斯古经》由不同时期的文籍构成，其中有一部分在词汇和文法上更为古老，称为“伽他”（g■th■）。波斯古经语和古波斯语的词汇及文法,与梵语的早期形式吠陀梵语（Vedic）极为接近，显示出古印度人和古伊朗人源自同一种民族，他们在“分家”前的“统一时期”说着一种“共同语”，简称“印度伊朗语”或“阿利安语”。
在《比较方法》里，梅耶根据“伽他”记录的语言，指出不少比较语言学家经常错把“那些同出于一种‘共同语’的不同语言里一切相符的事实，都说成似乎可以追溯到统一时期”。比如说梵语里“bhar■mi”（“我带着”）这个词，是陈述式主动态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在吠陀梵语、晚期波斯古经语以及古波斯语中都有这个“bhar■mi”，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印度伊朗语”分化之前就已经有语尾“mi”普遍存在呢？绝对不可以，因为《波斯古经》的“伽他”中还保留有一种不带“mi”的更原始的形式“bhar■”（“我带着”），它才代表着“印度伊朗语”的原始面貌。语尾“mi”可能在“印度伊朗语”时期就有产生之趋势，可是它的真正确立和普及，却要到“印度伊朗语”分解为古印度语（吠陀梵语）和古伊朗语（晚期波斯古经语和古波斯语）后才分别平行发展出来（《比较方法》第50页）。这个主张其实在1922年梅耶重印他的《印欧语方言》（Les dialectes indo- européens，1908）时就在“重印序”中说过（参看Samuel N. Rosenberg英译本）。彼处还提到“伽他”的“bhar■”，相当于古希腊语的“φ■ρω”，拉丁语的“ferō”，古爱尔兰语的“-biur”，哥特语的“baira”。据梅耶的挪威学生宋墨费尔特（Alf Sommerfelt，即邀请梅耶作《比较方法》演讲的人）说，上面这类发现属于梅耶治比较语言学最有心得的地方之一（参见其回忆文章 “Antoine Meillet, the Scholar and the Man”，in Thomas A. Sebeok, Portraits of Linguists. A Biographical Source Book for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inguistics, 1746-1963, volume 2, Thoemmes Press, 2002, pp.241-249）。
伯希和从中亚携归的写本中，曾发现一种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学者名为“粟特语”。梅耶的学生高地奥（Robert Gauthiot，1876-1916）和班维尼斯特（■mile Benveniste，1902-1976）即为此语之行家。王国维译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中云：“幸余所得之粟特文佛经一短篇，其后发见汉文与西藏文之同经异译，余友高地奥因之得通粟特文之读矣。”高地奥作品汉译本，似仅冯承钧译《窣利语字母之研究》一种。高地奥不幸死于一战，其生前未能完成的《粟特语文法》乃由班维尼斯特续成。班维尼斯特不到三十岁就代梅耶修订再版《古波斯语语法》（1931年，宋墨费尔特回忆文章误作1921年），此后继承了梅耶在印欧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传统。北京三联书店去年还出版了他的《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在《比较方法》中，梅耶也谈到粟特语：“阿利安民族向前征服了伊兰高原，侵入印度以至黑海南岸整个地带，向东直到中国边境。在中国万里长城附近就有人找到了一些公元初年的粟特语文籍。”（第21页）梅耶的话似与上引伯希和文中这段话有关：“至粟特语则范围更广，斯坦因博士曾于罗布淖尔旁之古墟掘得一文书，乃西历纪元后第一世纪所作，记贸易之事，高地奥氏定为粟特国古语。”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亚美尼亚语一直被人看作是一种伊朗语方言。直到德国伊朗语大家许伯士曼（Heinrich Hübschmann，1848-1908）发表若干论文，世人才清楚亚美尼亚语与伊朗语之关系仅限于伊朗语借词，在文法和音韵上其实自成一支印欧语，与印度伊朗语、希腊语、日耳曼语、波罗地语等语族并列。梅耶是继许伯士曼后出现的最重要的亚美尼亚语学者，他曾发现所谓“梅耶定律”，就是原始印欧语的拟构字根dw-在亚美尼亚语中变为erk-的音变规律。《比较方法》多次谈到这条定律（第5-6页、32-33页、109-112页），这大概是梅耶的得意之作。不过很可惜，汉译本中亚美尼亚语单词很多都印错了。《人物志》提到梅耶“1891年到高加索小住，使他对东部印欧系语言得到了许多实际知识，特别是对亚美尼亚语有深刻认识，1902年和1906年就在东方语言学院（L'■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教过这种语言”。可是，由多国专家负责撰写的《伊朗学大事典》（网络版）“梅耶”条（Rüdiger Schmitt撰写）却说他1891年和1902年两次去亚美尼亚考察并研究古代写本，在1902到1905年之间在东方语言学院讲授亚美尼亚语，这种说法似更可靠。梅耶后来研究吐鲁番发现的安息语摩尼教文献，发现亚美尼亚语中这些伊朗语借词极有可能来自伊朗语西北方言安息语。
梅耶还曾和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一道研究库车一带出土的乙种吐火罗语（Tocharien B）写本，并初步整理出其词汇和语法。《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中提到：“余所得之吐火罗文，今由西畹莱维、美以爱二君研究之，出版之日不远矣。”伯希和所说“西畹莱维”就是烈维，而“美以爱”指的正是梅耶。《比较方法》在谈到印欧语形态方面的特点时，也曾提及吐火罗语：“我们差不多用不着去证明一种语言是印欧系的，只要碰到一种大家还不认识的印欧系语言，如最近发现的吐火罗语或喜低特语（按：“赫梯语”旧译），我们略加考释就可以看出它的印欧语的特性。”（第27页）顺便提一句，据《罗曼·罗兰回忆录》记载，烈维和达摩斯特岱尔都是梅耶的老师布雷阿尔家中常客。
岑麒祥《比较方法》汉译本，比Gordon B. Ford, Jr.的英译本还早出十年。Ford当时担任美国西北大学语言学系助理教授，译有荷兰印度学家Jan Gonda（1905-1991）《梵文简明文法》（供语言学家短期内掌握梵文文法之用），及奥地利印欧语学家 Manfred Mayrhofer（1926年生）《梵文文法》（偏重梵文和其他印欧语的比较文法）。据《梵文文法》Ford“译者序”，此书可和他当时正在译出的梅耶另一本著作《印欧语比较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á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1903）配套使用。《导论》法文原本曾被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重印，编进“亚拉巴马语言学和语文学丛刊 ”（The Alabama Linguistic & Philological Series）第三种。Ford翻译的《梵文简明文法》和《梵文文法》，分列该丛刊的第十一种和第二十种。第十五种就是上文提到的罗森堡（Samuel N. Rosenberg）翻译的梅耶《印欧语方言》。这些版本学和书目学的知识，大概也是关注梅耶和印欧比较语言学史的人应该留意的。
梅耶已成历史人物，《比较方法》似亦仅具学术史价值，那么我们有何必要再读这样一本“过时”的老书呢？记得毛子水留学德国柏林时，到陈寅恪住处看他，见“老陈”正伏案读Kaluza的古英文文法。毛以当时德国已有较好的书，乃问他为何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老陈”回答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 ”毛乃由此悟到老书因为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想法和说法都有可以发人深思处。梅耶这本《比较方法》，或亦可作如是观。■
延伸阅读
●《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
岑麒祥著，语文出版社，没有出版时间
●《语言学史概要》
岑麒祥编著、岑运强评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6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