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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间美术形式之一的木版年画，其基本审美特征是情趣美，这是王朝闻先生研究民间美术所作的美学结论。[1]年画的情趣美是民众通过对年画的欣赏获得的情感与趣味的满足和愉悦。本文试图从民俗学的视角来探讨民间年画的欣赏习惯和审美特征。透过其题材内容的类型区别，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木版年画所体现的民众情感的范围和层次；通过对木版年画艺术特色的归纳及形成因素的分析，可以从民众模糊的美感现象中，发现多种多样的民众审美趣味。

一、题材内容与民众情感当代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一书中指出：“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2]我国民间木版年画之所以长期受到民众亲睐，首先是取决于它的题材内容准确地表达了民众的情感。从杨家埠木版年画发展的历史看，和全国其它地区的木版年画一样，其内容无一不是对民众情感的体现，并且其情感表现层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

1．表现驱邪避灾的题材内容
年画中的鬼神题材可追朔到最早的年画形式—门神画。据《汉书 广川王传》记载，我国年画史上第一个以武将为题材的门神是一位“短衣大裤长剑”的古代勇士“成庆”，意借勇士的威风驱走病魔。《山海经》记载东汉时有贴神荼、郁垒门画的风俗。至唐代门画内容又由“神荼、郁垒”变成了“秦琼、敬德”和“ 钟馗”。 设立门神的目的逐步明确为驱鬼，表现出了人们盼望有一种勇猛无比的力量来对抗邪恶。

杨家埠木版年画最早问世的也是门神，并且凡是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门神形象，杨家埠门神画中都有。“神荼郁垒”年画根据型号大小在当地称“大锤将”与“小锤将”。 “秦琼、敬德”这对门神因敬德用鞭、秦琼用锏，当地称“鞭锏门神”。

从以上这些门神画的题材内容来分析，最基本的一点是适应了人们的安全心理需求。由于人们当时所处的还是一个科学落后的时代，其认知能力和范围相当有限，对一些自然现象特别是灾难性现象的不可理解和不可抵御，以至产生了种种神秘的心理活动状态，从形象审美的角度把危及生命安全的现象作形象性刻画，便是这种心理活动的状态之一，于是“恶魔”便成了这些丑恶形象的代表。一种迫切需要驱走“恶魔”的心理驱使，就又构想出了与“恶魔相抗衡的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神”及”“善鬼”的形象。在这种情形下，门画象那些民间口头传说故事一样，成为民间画师选择的表达方式之一。这种再现人民想象的门画就成了人们驱邪避灾情感的寄托。

2．表现祥瑞吉利的题材内容
这类题材内容出现，标志着年画表现人们需求层次的上升以及年画内容向更广泛领域的拓展。最初体现祥瑞吉利的当是门神画中的“文门神”。如杨家埠年画《五子门神》、《三星门神》等。《五子门神》图为朝官式，五子手中分别持有象征“前途光明”、“子孙登科”的花灯，象征富贵的牡丹，及“瓶升三戟”(平升三级)、“金蟾”(福)等吉祥内容。《三星门神》把福、禄、寿三个吉祥的象征合为一处创作，以期迎合人们过年祈福迎祥心理。

表现祥瑞吉利内容除了“文门神”，便是“财神”，历史上春节“接财神”的习俗相当普遍，一般供奉的是道家所奉的诸神中的一个虚构人物—赵公明。杨家埠年画中的财神不是赵公明，而是历史上两个真实人物：一是比干，如《文财神·比干丞相》，比干为殷末纣王叔父，人们取他生前仁厚、办事公道，不贪财而奉为财神。另一个是关公，杨家埠画师为何把关公画成财神，未有史据可依，当地传说是乾隆皇帝封的，这也只一种说法。表现祥瑞吉利的还有《观音菩萨》。杨家埠生产的观音像多数销于胶东，因为当地人经常出海打渔，希冀得到观音菩萨的保护。另外还有《麒麟送子》、《风调雨顺》、《瑞雪丰年》、《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等就更直接和具体地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和愿望。

以上这些年画的内容，通过形象、谐音、寓意、象征的手法，表现了祥瑞吉利的主题。这些年画的题材内容形象好看、言词好听，顺乎了人们渴望吉详、幸福的心情，得到了审美理想上的满足。

3．娱乐欣赏见长的题材内容
以娱乐欣赏为主的题材内容的年画也相当之多，涉及的范围有历史人物、戏曲故事、民间传说、自然风光。如《三顾茅庐》、《白蛇传》、《红楼梦》、《西厢记》、《杨门女将》、《忠义堂》、《牛郎织女》、《姑苏玄妙观》、《荡湖船》，还有报晓的公鸡、耕田的春牛、登梅的喜鹊和花卉风景等。

如杨家埠年画《西厢记》条屏，原版为清中叶所刻。[3]故事叙述唐时洛阳张珙赴试，途经蒲东，游赏普救寺，遇故相崔珏之女莺莺的故事。画面由右至左分画了张生遇莺莺，乘夜窥花墙，拷打红娘和长亭送别四个重要情节。

《喜抱三元》是一幅娃娃戏之佳作，画出了盛夏儿童结群攀树以掏喜鹊为嘻乐的情景，为清代杨家埠所刻。[4]此图很受鲁东农村大众的欢迎。

山东高密年画《天河配》由四幅图画组成，由右至左：一、牛郎还天衣给织女。二、织女穿天衣飞奔而去，牛郎领儿女直追上天。三、王母划银河隔开牛郎织女于河之两岸。四、每年七夕，织女穿华衣与牛郎相会。画的两端分别画荷花一瓶和瓶花喜鹊。形同山东民间剪纸，色调明丽，有极强的装饰味道，是老百姓过节装饰窗顶用的。

这些除了美化年节环境、浓化节日气氛外，同时增加人们的节日话题，在讲述故事中得到了娱乐和美的享受，满足人们“欢欢喜喜过新年”的心愿。

4．描绘民众现实生活的题材内容
年画是民俗生活的产物，然而年画以现实生活作题材内容，却经过了一段由远而近的历程，最初是从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而取材于远离现实的想象，由想象的神到真实的人，再到直接描绘现实生活。描绘现实生活又是以风俗年画开始。描绘全年各个时节风俗的年画如《端午赛渡》、《七夕乞巧》、《过新年》、《大春牛》等；广泛反映市民及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面貌的，如清代前中期桃花坞年画《姑苏万年桥图》、《山塘普济桥图》、《三百六十行》等。《姑苏万年桥图》将万年桥画于上部，桥上人来人往，桥下舟楫往返，还有龙舟竟渡的热闹情节，河两岸及城内大街两房市肆林立，包括绸缎、酱园、酒坊、冶坊等商业、手工业都作细致描绘，反映出18世纪苏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表现了国泰民安、人丁繁盛的主题。反映农民生活的年画如杨家埠的《男十忙》、《女十忙》等具有代表意义。《男十忙》创作于何年已无从查考，杨家埠现存最早的画版为清代翻刻，图中描绘耕、耩、锄、割……十种农活。《女十忙》是前者的姊妹篇，描绘张公家十个媳妇从事纺织业生产的全过程：轧棉、弹花、纺纱、摇线、牵机、浆线、刷机、织布等，记录了当时纺织业的实况。这些年画是画师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或是具体所见所闻的描绘，是年画内容从虚到实的巨大转斩，它的意义在于真实、质朴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真实情感，人们再来欣赏反映自己生活的年画会倍感亲切，同时对自己的劳动生活重新获得美的认识。

5．体现世事变革思想的题材内容
在杨家埠的木版年画中，《民子山》、《义和团》、《慈禧太后逃长安》、《炮打日本鬼》、《八国合约后》等是体现时政要求变革类型的年画。《民子山》是杨家埠最早的年画之一，主题是对朱元璋暴政提出变革的要求。又如《二月二龙抬头》，画中一戴王帽、穿龙袍的皇帝，手扶犁柄，高扬鞭子在耕田，旁有坐在辇中的娘娘，还有文武官员占满了画面。此画之意也是表达皇帝能尝尝庄稼人的辛苦、真正能体恤民情的愿望。杨柳青年画中，有《女学堂演武》、《北京城百姓抢当铺》的年画。[5]前者作于“戊戊变法”前后，清朝政府屡受帝国主义者强加以不平等条约，激起了民众的愤慨。一些有志之士提倡男女平等，发备图强，主张废除八股取士，设立男女学堂，以振兴中华，御侮自强。《女学堂演武》就是这一思潮影响下的作品，后来被《京话日报》主编彭羿仲称为“改良年画”，撰学提倡。画中一新式庭院、内挂新式油灯，院中八个头戴草帽、身着军服、脚蹬高统鞋的女生分两排举枪练习射击，柳树下，一手持教鞭的女教师在观看评点。《北京城百姓抢当铺》记录的是清光绪26年(1900年)北京劳苦大众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群起到当铺抢回自己衣物的事。当时《大清律例》中“抢夺财物者斩”，人们不顾生死敢于造反的精神激励了画师，于是绘刻了这幅年画，且运销华北、东北各地。与杨柳青的两幅年画比较，杨家埠的这类年画在内容上充满了理想色彩，而杨柳青的两幅年画已成为真正的现实作品。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反映了民众期望世事变革的思想。

把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予以比较，可以知道年画题材内容对民众思想感情的表达经历了由一般到深刻的过程，具体地讲经历了期望驱邪避灾、追求祥瑞吉利、得到节日娱乐、反映现实生活、要求世事变革等方面的情感表述过程。作为民间艺术品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出现，又以艺术美学的角度给人们带来了这些情感的满足和愉悦。

二、艺术特色与民众审美趣味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形式美上，而形式美又主要表现在构图、造型、色彩几个方面。民众审美趣味的形成与现实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积淀是分不开的。民间画师们在绘刻过程中对其形象倾注了自己的细致体验和情感，其作品的艺术特色也就是民众审美趣味的表达。

下面从构图、造型、色彩几个基本艺术形式上来寻找其特色，并讨论其主客观因素。



1．年画构图与民众审美趣味



木版年画构图的特点是完整、均称、简练而饱满。

构图形成以上特点的因素，客观上大至有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画师要在咫尺篇幅里尽量多地载入形象和观念，只有选择这种“满”和“直接告诉式”的方法，这或许就是民间年画的本质特点，也是同文人画的根本区别；二是木版年画全是手工印刷，画版上留有大的空间便会塌纸沾污画面，这是对“满”、“均”的技术要求，为解决这个问题，杨家埠艺人尽量把画面画得满些，在人的空白处添加了一些吉祥物图案，如《包公上任》中加上了一些“元宝”、“铜钱”，《五路进财》加上了个“圆窗”，窗口还有两个女子逗娃娃的图案，通过对整体布局作均衡调整，即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同时扩大了画面的内涵。

其实，形成年画构图特点的主观因素更为重要，主要表现在传统的、民间的文化观念对它的制约。首先，年画在构图上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强调的是“写意”，因此，一些与主题无关的景物、自然透视规律等一概没有作为问题考虑，这恰好就成为了年画形式艺术特色的基本因素，并且表现为中西绘画的根本区别。第二是民俗文化观念对行为主体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中国农民的最大特点是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盼望发财致富，希翼大吉大利，总是在艰辛中追求能够“钱满柜、粮满仓、子孙满堂，多福多寿多吉详”，这“满”和“多”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虚幻的，但却是他们永远的目标，年画的构图形式正好与他们的心理需求产生了形似上的一致，也就形成了审美趣味上的投合。

2．年画造型与民众审美趣味
木版年画的造型是指对画中主体形象的处理方式。杨家埠艺人们一段口诀道出了年画艺术造型的基本规范：“年画得要好，头大身子小；不要一个眼，十分八分才凑巧。”纵观不同时期的年画作品，都具有这一画诀表述的造型特点。如杨家埠年画《金玉满堂》中，一个胖娃娃的脸几乎占了整个画面的四分之一，大大突破了现实生活中人物的比例限制；门神画《秦琼敬德》明显地加大了头部、加宽了身躯，使之占满了画面，可谓高度夸张和变形，但让人看了并没有感到不真实，而使画面上的人物更显得威风凛凛。造型完整的年画最能体现在人物多的画面，杨家埠生产的《男十忙》中，上下两层共有12个人物，虽然各自都在做不同的劳动动作，但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全是“正脸”和“八分脸”。

年画中“夸张”和“求全”造型特点的形成，也是为迎合民众的审美趣味，首先，民众对美的形象表现出的热情与年画给予的形象上的夸张正好吻合，集中地表现了对美的追求与向往。民众对造型的认知不是肉眼所“见”的形象而是出于“心眼”的形象，写实不能反映出他们的情感要求，符合主观“心眼”的形象也就是“美”的形象，因而喜用夸张抒发内心情感。同时，民众在生活中那些不如意的事太多，于是在精神上“完完美美”的追求甚为强烈，在民俗生活中的不少禁忌也正是表现的对“完美”的追求。如果造型五形不全，人们会认为损害了对象的生命特性以及它们对人的积极意义。这是民间百姓把握世界的方式。民间画师深谙民众的心理状态，杜绝了那种缺胳膊少腿的不完整造型，忽视了客观透视原理和大小比例的真实性，突出了意象对审美趣味的表现。所以王朝闻先生说：“民间美术作为情感交流的一种手段，它是敢于变形和虚构，敢于排除丑的因素，对事物美的因素作相对意义的抽象。”[6]

3．色彩运用与民众审美趣味
年画艺人们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还总结出了不少用色经验，用口诀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就是民间画诀。如“紫色发恶红主新，黄色多了多主淡，绿色大了也不新，上样三色均可用，唯有紫少画真实。”“黄多发优，紫多发恶”。“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等等。其中“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是杨家埠画师在长期的年画创作中总结出的一条基本配色规律。因为紫与绿是间色，偏冷，与暖色红、黄在一起相比，有后退之感，用其勾划形象的基本轮廓，线描的效果尤如“筋骨”使轮廓清晰，红黄偏暖而前抢，恰红与绿，黄与紫为互补色，红、黄成了紫与绿的装饰色，画出来的形象外观鲜艳、活跃、抢眼，而轮廓色与装饰色在互补之中又不失和谐，美观耐看，同时还能使形象的内在骨架与外形装饰有表里、前后的视觉印象，形成一种立体效果。所以，没有透视技巧的年画一类民间艺术作品，通过对色彩透视变化规律的运用，也能创造出某种透视效果来。

色彩运用在民众审美趣味上有多种解释。所谓“红红绿绿，图个吉利”，喜乐、吉利为民众生活追求的永恒基调。人们喜爱在这种色调中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红配绿，看不够。”“红间黄，喜煞娘。”“粉笼黄，胜增光。”人们看到红、黄等色自然就联想到喜庆、吉祥、胜利、活跃、欢快、光明、希望、生命力、繁荣、向上等象征意义上去，这种文化心理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精神现象被人们自动地加以发挥，使红红绿绿等充满活力的鲜艳色彩，成为寓意吉祥、喜庆的象征语言。[7]这类色彩运用迎合了民众的审美趣味。







参考书目:
[1].    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百图[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2].    郑金兰、顾长法、王建伟、王汝凯.潍县民间艺术史话[M]. 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8

[3].    潘鲁生.论中国民间美术[M].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

[4].    胡  潇.艺术的文化寻绎[M].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

[5].王朝闻.似曾相识[M].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6].    [美]苏珊·朗格.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本帖最后由 王媛媛 于 2009-4-24 17:1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