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

我赞同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普遍性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后现代主义民俗学”宣言，赞同后现代民俗学对启蒙原则的普遍性信念和权威的守望。

施爱东

老大的贴子太长，重点不突出。
以下摘录老大的比较有震撼性（或者争议性）的言论，供大家学习。

引用:

原帖由 吕微 于 2015-12-5 12:59 发表
我总是怀疑，在后现代的条件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文化多样性相对主义的无条件拥抱，在反西方现代性普遍性的同时，却怀揣着某些集团利益的不可告人目的，因而这样的后现代性、文化多样性相对主义就总是一把双刃剑：对外相对的自由权利和对内绝对的专制权力的统一体。于是，当民俗学家们参与到像“非遗”这样的相对主义运动当中的时候，我就会怀疑，我们与意识形态的新一轮共谋已经开始（所以才有民俗学者勉力在“非遗”中加入普遍性的要素，以尽量消减“非遗”在集团内部可能造成的相对性危害）。 ...

施爱东

老大的这一段批评，其实和窟鬼先生此前的一些观点表述是相似的。

引用:

原帖由 吕微 于 2015-12-5 12:59 发表
民俗学家们经常认为，他们的反普遍性是在“为生民立命”，因而相信普通人、老百姓一定会认同他们的做法。就好像民俗学家进入到一个古老的村寨，惊叹于村寨的自然之美、传统之美，就天真地认为普通人、老百姓一定会拥护他们为保护传统文化的“为民请命”的正义感。其实这只是学者知识分子自己心理上的理论幻觉和审美幻觉（其时村民们正在想方设法逃离此地进入大城市，从而造成了万人空巷“无家别”的景况）——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现在，“文化多样性”甚至“后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已经是民族国家的统治者和御用学者们从老百姓嘴里抢夺来以维护其统治地位、学者地位的金饭碗——从而背离了后现代性重申现代性的初衷，在此基础上的“回归大自然”，“保护文化多样性”，只是有钱人、有闲人奢侈的后现代性，而对于广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下中农”来说，这种“同情的了解”可是太廉价了。 ...

吕微

爱东如果找到证据，就是我抄窟鬼；找不到证据就是我受窟鬼的影响。有时候大家相互影响，自以为是的一个新发明，其实是“偷窃”的不知哪一位弟兄哪一天说过的哪一句话，可别人指出自己违犯了著作权法，自己还不一定承认。以下是一段证据：

    “2001你8月，我有机会在浙江温州南溪古村落做民俗采风。‘古朴’的村民住在已经保留了数百年而且有些已经摇摇欲坠的木屋中，其中有些人以漫不经心的目光扫过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观光客’，然后继续他们的营生；还有一些人和我们形同陌路，根本就懒得搭理我们。我突然从内心深处问自己：我来这里干什么？这样一问，倒是让自己惶恐起来。因为连来的目的都不清楚，可见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民俗研究者。但我明显感到，同来的许多同道似乎都对老屋更感兴趣，他们对屋子的饱经沧桑发出唏嘘和感叹，争着把它们装进自己的镜头。显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物而不是人以及人的生活。我当然无意臧否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但人类学对自我与他者的反思知识也使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与这些生活在老屋中的‘民’究竟是什么关系？原先对动辄美化和诗意化民间或民众生活的做法的警惕使我怀疑：我们所说的‘民’或‘民众’是否就是眼前这些活生生的人呢？……”
                           ——引自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一章“导论”，第3页

[ 本帖最后由 吕微 于 2015-12-5 17:57 编辑 ]

施爱东

我说的是你们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本质性冲突，
比如，这段话与窟鬼先生的《<后现代主义民俗学>宣言》，在观念上就很接近。

陈泳超

老大在81#帖子里引述了杜甫《又呈吴郎》一诗，引起窟兄的回帖《秀才杀人不用刀》，窟兄在一一对号入座后，更有“无儿”为骂人不见血的极大愤怒，令我大感惊诧，也有点痛心。我敢担保老大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毒舌还了得？早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不可饶恕的人品问题！这样的德行还能当我们的“老大”吗？爱东、超哥等辈真是在江湖上白混了！

但是老大的回帖只坚决否认“无儿”为骂人语，到底为何引述杜诗，他没自辩。说老实话，我开始也一直弄不懂他引用杜诗的用意（网上发帖可能真的不能太“玄奥”），后来看爱东剪贴概括了老大的一些精义，尤其是第93#贴，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可能跟我们私下里的一些对话有关。我来剪贴几句老大、爱东和我三人之间的私人通信，试着做一解人（其中私房话已经全部删除，但所录均为原文，一字不动）：

在 2015-12-03 23:57:21，"吕微" <lvwei@cass.org.cn> 写道：
杰文是杰文，我是我，我自己的错自己担。

2015-12-04 00:51  施爱东写道：
要是我用老大这种心态来处事，那我得罪的人真是海了去了，不要活了？
何况老大这还不是真得罪，只是对方有些小小误解而已。

2015年12月4日 (周五) 11:37  cyc说道：
我同意爱东的判断，“谢罪”确乎不必。
但我估计爱东的“气盛言宜”，改变不了老大的“叹息热肠”。
孟子说服不了杜甫，这是我的附会。


我有比附的习惯，我把民俗学界的许多人都比作一位中国古人，老大是杜甫，爱东是孟子（还有很多，恕不一一），这话我说了很久，他们本人也都知道。这不，12月4日刚交流完这些话语，12月5日中午老大就贴出杜甫那首诗了。

我现在揣摩老大的意思，大概是说：你们说我“黑”也好、“狡猾”也好，玄奥也好，其实我的初衷恰恰是在绝对平等、自由意志的观照下，对社会现象尤其是弱势民众予以深切的关注和同情，93#剪贴了老大原话：“在此基础上的‘回归大自然’，‘保护文化多样性’，只是有钱人、有闲人奢侈的后现代性，而对于广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下中农’来说，这种‘同情的了解’可是太廉价了。”充分可见吧。这正是杜甫的情感基调，“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嘛！而《又呈吴郎》则最简明生动地表达了这种精神，所以老大就引述了。

如果上述理解不是很错位的话，那么我也有一份责任，是我将老大比作杜甫的。老大或许把我们的私人谈话误当作网上话题，以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比附，就有意无意间引述杜诗来表明心迹，但又要迁就帖子的“黑”呀、“狡猾”呀这些气氛性调侃语，这就使得不知情的窟兄真的按照“黑”、“狡猾”之类的思路往下想，而此诗字面上哪有什么“黑”、“狡猾”呢？于是窟兄只好索隐臆想、深文周纳，便有些不堪矣。

对此公案，超哥当然没有资格充当评断的法官，但有些个人想法不吐不快：老大过于施展文采，不好好说话，有点以文害义了，其错在前！（顺带一句，他把我等诸人分配成各种扑克牌，我完全看不出他的分类标准，所以他的一番苦心造作，碰到我这样的笨人，真是枉费了）；窟兄将之往毒舌方向阐释，其错在后。但两害相权，我觉得窟兄恐怕要多承当一些：怎么可以想得那样深远呢？再怎么吵架，感情的底线总还在嘛！

由此我也感觉，学术争论难免会生出些意气，此时大家更要专注于事，尽量克制易于引发误会的情绪、文采、比况、引述等等。

以上均为我自己的顿悟，没跟任何一位求证过，不当之处，请老大、窟兄多多指教、多多原谅。

[ 本帖最后由 陈泳超 于 2015-12-5 22:31 编辑 ]

施爱东

看了CYC的帖子，我就在想：
到底是窟鬼误读了老大，还是超哥误读了窟鬼呢？
我更倾向于超哥误读了窟鬼。
不管窟鬼先生的《秀才杀人不用刀》是如何解读的，
但他的目的只是想说明一点：
“吕老师的意图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解读出了什么。由此可见，任何试图固定文本这统一意义的努力都是前现代的；任何有意识地、表演性地应用文本的努力都是（后）现代性的。”
并由此引出后面的主张：
“任何人自身就是一个教派
任何人自身的思想就可以是一个教堂
任何表演性的引述都是一种建构
任何试图古典地界定意义的努力都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
窟鬼先生的“解读”其实只是一种文章技巧，
并没有实际意义，
更不是想借此表达自己对于“秀才”的意见。

所以，超哥的帖子，更进一步地认证了前面晓辉说到的这句话：
“俺不得不再次感叹：对话之难难于上青天！”

户晓辉

那鲁提辖一边甩出黑桃老A、一边请出少陵野老，弄得俺虽有些不明就里却又好像“不明”觉厉，而这窟鬼先生的一番解读更是让俺有点“友邦惊诧”。
先交代一下背景：当年俺报考中文系是由于受中学语文老师的影响而喜欢唐诗宋词和鲁迅，可上大学时架不住文学概论老师的影响又“移情”于理论；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年轻的俺也曾暗恋后结构主义之类“后现代”，不久后又“别恋”他顾且渐行渐远。说这些的意思是惭愧自己对这些都一知半解。所以，当这次古诗词遇到“后现代”解读时，俺这个喜欢西方老古董的“前朝遗老”在不明觉厉的同时又至少有双重的不明就里。俺不禁感叹：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同在当代，你已是后现代，而我是前现代；你我彼此站在面前，却仿佛隔着几个朝代。于是俺想到在那鲁提辖插过队的陕北，当年难的是“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沟，拉不上话话招一招手”，可如今，那里的空间距离问题可能早就不是事儿了，可“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扩散为越来越普遍的事儿了（想想那些后现代聚会上人人管自埋头玩手机的情形）。偏偏俺就不相信隔朝一定如隔山。不明白那杜子美的《又呈吴郎》，俺可以上网查，可这窟鬼先生的解读方法却只能向他本人求教了。
说实话，俺和超哥一样，尤其对窟鬼先生把“无食无儿一妇人”这个平铺直叙的诗句与民俗上的咒语联系起来的如此“大跨度”的后现代解读“大感惊诧，也有点痛心”。俺理解，这鲁提辖用这首诗是为了来解说俺说他（自己不如杜工部）的“狡猾”。即便这首诗真的如窟鬼先生说的那样是用来劝俺，俺也绝没有读出“咒语”和“杀人”的意思。这是就文本语言本身而言，而不仅仅是以俺对鲁提辖为人的了解而言。而且这样的读法，窃以为还是符合后现代以文本和语言为中心而去主体化（无论作者还是读者）的取向的。
当然，窟鬼先生的重点可能就是要谈后现代解读方法。所以，鲁提辖说，“我理解窟鬼想借此表达的真正意思是：怎样解读‘又呈吴郎’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解读这件事情本身的建构性”；爱东也说，“窟鬼先生的‘解读’其实只是一种文章技巧，并没有实际意义，更不是想借此表达自己对于‘秀才’的意见”。这些意见俺都同意。俺这个“前朝遗老”恰恰对窟鬼先生的解读方法有一些不明就里所以也不敢不明就觉厉的地方（到了俺这把年纪，这种情况还是少发生一些为好），先简要写下，向窟鬼先生请教：
（1）窟鬼先生宣布，“罗兰·巴特告诉我们，‘作者死了’!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了！”
首先，俺不明白，“作者死了”指什么？如果是要彻底瓦解作者中心地位，即作者不再是作品唯一的主人，作者不能独自垄断作品的意义；如果这并非否认作者的存在，而是至少同时赋予作者和读者对作品意义平等的解释权和理解权，那么，俺举双手赞成。可是，如果“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是指用读者解读作品意义的任意性和霸权取代从前作者对自己作品意义的垄断和霸权，这无论是否巴特的本意，都是俺不能同意的，因为那无非是赶走一个“莫人治”又来了无数个“莫人治”。因此，在俺看来，后现代的读者可以不用像以往那样把揣度和还原作者的本意当作理解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的，也可以不管不问作者的本意去任意解读某个作品，但这种悬置不能把作者“归零”，即无论作者有没有本意或者本意是什么，作者都是存在的，至少存在过。读者的权利和意义不能抹杀甚至替代作者的权利和意义。如果后现代诸公仅仅承认个人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唯我独大而不是以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为边界限制或约束自己，那么，这在逻辑上和原理上就使一切社会不再可能，从而也就等于同时宣布这种主观的宣称不仅有害无益，而且是无效的。俺不知道，极端推崇个人权利的后现代诸公怎么面对和容忍别人的至高权利而不至于自相矛盾和自我解构呢？
其次，窟鬼先生的后现代观可能压根否认作者有什么固定的本意，这一点俺也有保留地同意。因为意义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物。所以他说，“那杜甫想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吕老师想通过‘引述’他的律诗传达什么意图？想借以表演何种身份认同？他通过这首诗‘表演性地’建构了什么？”在俺看来，按窟鬼先生的后现代逻辑，那杜甫想表达什么固然不重要，而吕老师引述杜甫的“表演”想传达什么也应该“不重要”，否则，难道因为俺们民俗学研究表演因而“表演性”地建构了什么就重要了吗？那已经死了的作者杜甫当年创作此诗时为什么就不是表演呢？如果不是，请给出理由；如果是，那吕老师引述杜诗，他也就可以被看作第二作者。既然后现代已经让“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了”，那么，窟鬼先生还要问吕老师引述律诗的“意图”、“想借以表演何种身份认同”和“建构了什么”岂不是又回到揣度作者原意的前现代老路上去了？在俺看来，作为后现代读者的窟鬼先生当然有权、有自由“任意”解读某个作品，但按后现代的规矩和伦理（假如有的话，俺是按窟鬼先生的理路猜的），这些被解读出来的意义与原（无论第一作者杜甫还是第二作者吕老师）作者都已经没有关系，这些意义的“版权”只属于后现代的读者个人；也就是说，按后现代的“逻辑”，任何读者对作品有任意解说和理解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和意义只属于读者自己，而不能再“安回”作者头上，也不能因此而取代或者抹杀作者的权利。
（2）窟鬼先生说，“任何试图固定文本这统一意义的努力都是前现代的；任何有意识地、表演性地应用文本的努力都是（后）现代性的。”尽管“前朝遗老”如俺者并不曾痴妄到去捕风捉影地固定某个作品的统一意义，但俺也绝不否认意义会随每次表演有所变化。俺想请教窟鬼先生的是，固定意义与统一意义是否可以等同？俺不知道，那些主张意义只在使用中和语境中、舍此无它的语言学家怎么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词、一个句子没有（超语境、超具体应用的）基本的、大致统一的意义，你是如何选择、表演或使用它们的呢？后现代的读者又是如何可能解读和理解你的表演或表达的呢？比如，汉语“书”这个词，固然在每次被说出时才实现了它的具体意义，但如果它没有基本的、超语境的意义，你如何知道在具体言语表演时是选择“书”还是别的任何词？或者说，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书”而不是别的词或句子来表意呢？假如语词只是在每次被表演和使用时才有意义，那么语言表达的交流（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如何可能？为什么维特根斯坦会说不存在私人语言？也就是说，没有前现代式的意义，后现代的意义表达和理解如何可能？既然“吕老师的意图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解读出了什么”（看样子窟鬼先生至少还是承认“作者”有意图的），那么，按后现代的理解，提到甚至顾及“吕老师的意图”都是“违（后现代之）规操作”，你自己的理解应该与作者或表演者的“意图”完全脱钩，因为你作为后现代读者的解读只属于你自己的任意性。
（3）窟鬼先生好像写了一段后现代的宣言：
今天
任何人自身就是一个教派
任何人自身的思想就可以是一个教堂
任何表演性的引述都是一种建构
任何试图古典地界定意义的努力都是不合时宜的

看样子窟鬼先生还不完全是康德说的那种憎恨地面上一切牢固建筑的游牧者和怀疑论者，而是仍然要主张某种“建构”。在某种意义上，俺也同意窟鬼先生的这四句话。俺这个“不合时宜的”前朝遗老之所以还有点“古典地界定意义的努力”，恰恰是因为俺相信：管你什么前现代、后现代，理有固然、人有本然。当无数精力无限的人都去追逐无限丰富和变化无穷的现象时，俺这个遗老只是有限的个体“户”，俺只想弄点以不变应万变的原理就拉倒了。于是，俺想请教窟鬼先生：每个人都是一个教派、一个教堂、一种建构，然后呢？每个人都不和别人的一个教派、一个教堂、一种建构发生联系吗？即便你不想联系，能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吗？除非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当然这个人还是不是人，俺存疑），否则恐怕是不可能。既然不能不联系，那怎么联系？需要彼此沟通、理解和尊重吗？如果每个人的一个教派、一个教堂、一种建构都唯我独大，那岂不是谁的声音大和力气大谁就压过别人、盖过别人？这方面，俺不知道后现代诸公是否考虑以及如何考虑？如果不考虑，俺看不出一贯边缘、弱势的民俗学以及民俗学者有多少咸鱼翻身的机会。那么，尽管俺也非常赞同窟鬼先生的如下观点，可如此一来，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美好愿景呢？

在当今世界上，民俗学与人类学要在全球遗忘的角落里
扮演苦难和剥削的见证人；
扮演使非暴力无政府能量从外围引向中心的助产士角色；
扮演颠覆、抗争、挑战一切权威的勇士的角色；
扮演希望、想象、勇气和信念的守望者的角色；
扮演乌托邦主义者的角色；

这些也恰恰是鲁提辖和俺近年倡导实践（未来）民俗学的目的之一。呐喊、发声和呈现固然是一种办法，但当你因为主观能力的局限和客观条件的不允许等等原因而喊不出来、发不出声和无法呈现时，民众个人和民俗学者个人该怎么办？
俺这个前现代“遗落”到你们后现代，可能难免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俺特别赞赏窟鬼先生勇于提问的勇气，而且的确如他所说，问题说不说都在那里——理不辨不明，事不说不清。因此，为了体现对话诚意，俺还是要野叟献曝。有不妥之处，还请窟鬼先生指正。

[ 本帖最后由 户晓辉 于 2015-12-6 12:26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第一，有关“意义”固定与漂移的问题
    我在帖子里引述巴特的口号：“作者死了’!读者在作者的躯体上站立起来了！”以表演某种“认同”，即对于阐释学上作者垄断文本“意义”的传统的反对。
    无可否认，受尼采、福柯的启发，即所谓“上帝死了！”“人死了！”，巴特提出了“作者死了！”这里所谓“死了”，更多地是隐喻性地表明“他”的权威性、霸权性声音的倒塌，相反，个体性的权力开始受到呵护与培育。至于，在现实中，是不是仍然会有人敬奉上帝，是不是仍然有人需要权威，站在个体权力平等的立场上来说，那也只是出于他个人的选择，是需要尊重的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吕老师的阐释是有权利的；吕老师的引述也是他的权利，需要尊重；户老师同情吕老师并质疑我的解释，也是需要予以尊重的。“美美与共”嘛！遗憾的是，康德主义者们（咱们暂时把吕老师与户老师归于此，未经他们同意，有些粗暴了）成天号召自由、平等，等我抛出了我的个人的解释时，户老师（与超哥哥）马上就变得不那么“康德”了，相反，倒是半心半意地同情后现代主义者的东子哥反而能给予部分的理解与同情。可以看出，号召“自由、平等、博爱”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表演”与“实践”它。康德主义者们“言行不一”，恰恰说明了理论层上的康德主义在实践中可能恰好是霸权式的；相反，后现代主义把他们的“口号”作为精神，在“表演”中号召、实践、建构自由、平等的秩序，在娑婆世界建构乌托邦。是言行一致的。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7 09:04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第二，关于语言的固定与延异的讨论
    户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的疑问，可以直接拿德里达、巴赫鑫、塞尔以及海姆斯的相关研究作为回答。
    比如，德里达曾提出语言的“可重复性（iterability）”这一概念，认为如果符号是“可重复的”，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1）在交流活动中任何一方“完全缺席（radical absence）”时，这些符号或者标记仍然起作用。
2）一个符号或者标记之所以是符号与标记，正是因为其内在的自我差异性，可重复性。
3）如果一个符号或者标记是可重复的，那就不能说它最终或者原始地属于任何特定的语境。
    “可重复性”的概念使得德里达可以更充分地质疑户老师所设想的“交流”图景，这是一种所谓标准的讲述行为——一种完整的、统一的意义或者意图的实现或者呈现——由此受到质疑。因为，作为语言，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是诸如“讲述者的意义”的提法所暗示的意图的完成、自我呈现。事实上，“可重复性”——基于一种奇怪的与困难的逻辑——既是“表演性”之适当性的可能性情境，又是极其严格意义上之“适当性”的不可能的情境。
    单单依据德里达为我们解析的语言的内在矛盾就可以说明，语言以及文本，既是“重复性的”又是“表演性的”，问题是哪一个才是问题的重要方面，户老师应该考虑下语言人类学与结构语言学之间的争论史了。
    忆及海姆斯与乔姆斯基的争论，意义到底存在于哪里呢？
    尽管我们不否认“可重复性”，但是，它不是在“表演性”中不断传承与生成的吗？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可重复性”的意义之研究是有意义的吗？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7 09:31 编辑 ]

西山一窟鬼

户老师说，“俺想请教窟鬼先生：每个人都是一个教派、一个教堂、一种建构，然后呢？”
俺想说：这样一来，人们便诗意地栖居在人类的家园里了。每一个教堂与教派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与主张，正像基督教可以有加尔文、新教、路德派、长老会、浸礼会、方法会、圣公会、门徒会，如此等等，谁敢说自己是一尊与正统呢？对于其践行者，他所践行的都是他的正统。而且，要“正统”何用？自由、自主、自觉地“表演”自己的信仰就可以了呀。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审美层面》一文中说：“对现实漠不关心”，对“表现”（表演）孜孜以求，则是摆脱缺乏和使“人性得到真正发扬”的象征。在一种真正人道的文明中，人类生存将是消遣，而不是苦役，人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
“表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行为。也是我为什么说“表演理论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康德主义目的论的践行者。

[ 本帖最后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7 09:38 编辑 ]

户晓辉

啊哈，这窟鬼先生对俺这个遗老有所不知，你看那鲁提辖一面讽刺俺为老“鲜肉”，一面说俺“单纯”，说白了就是缺乏幽默感的“幼稚”。其实这些都事出有因——还是那鲁提辖了解俺：俺出幼稚园时，却忘带了一部分精神，因此，俺的这部分精神也就不知幸也不幸地没有随身体一起老去，于是它们就一直停留在“认理不认人”的幼稚园水平，以至于与十面霾伏的中国社会格格不入，着实让俺吃了一些苦头，让俺这个吃货吃不消、吃不开、吃不了兜着走，如此等等。所以遗老如俺者又有一部分是长不大的老顽童，译成当下的话岂非老“鲜肉”者乎？因此，窟鬼先生如果以为俺在无原则地袒护那鲁提辖，那就把俺这个老顽童误会为中国式“成人”了，你要知道，那种“成人礼”俺是没资格“过户”的。
俺不知窟鬼先生从哪里看出俺“霸权式”和“言行不一”？窃以为俺的帖子写得已足够清楚：俺承认并尊重窟鬼先生自己的后现代解读权利，只是强调厘清不同权利的界限以防止它们相互遮蔽、替代和越界。
窟鬼先生描述的表演性审美境界，着实让俺这个也勉强算美学出身的“不肖子弟”羡煞！只是这种桃花源式的愿景看起来很美，却令俺这个遗老透过中国社会令人窒息的雾霾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俺不知道“对现实漠不关心”的“表演”如何能够将生存变成“消遣，而不是苦役”，也不知道人是否可以一直“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也许在中国这个充满各种表演的社会里就只需要表演、只能表演了不成？俺对此当然是怀疑的，有拙文为证：《纯粹的角色生存能否让我们过上好生活？》（《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俺仍然觉得窟鬼先生的描述更像中国式的暗恋桃花源（个人的主观想象），而不像外来的乌托邦（社会的理性建构）。当然，这也符合窟鬼先生所谓西方不适合中国的一贯主张，不过今晨俺坐着公共汽车穿过京城迅速浓重起来的雾霾来上班时想：窟鬼先生眼下操持的民俗学和中国所有的现代学科，岂不都是来自西方？它们如果没有普适性怎么就被中国堂而皇之甚至理所当然、安之若素地接受了呢？中国特色论者难道不应该把这些舶来品悉数扫地出门并以此来反对和清算它们的“霸权”吗？
对了，俺顺便提醒窟鬼先生，据俺所知，你那“超哥哥”可不是“康德”派的[“户老师（与超哥哥）马上就变得不那么‘康德’了”]。那康德对西方（乃至全人类，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许多中国人可能不承认）大得海了去了的贡献之一就是让人们言行一致地向善。
至于俺这个遗老的言行是否一致，俺想，还是用不着俺自己来饶舌了吧。

施爱东

引用:

原帖由 西山一窟鬼 于 2015-12-7 09:25 发表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审美层面》一文中说：“对现实漠不关心”，对“表现”（表演）孜孜以求，则是摆脱缺乏和使“人性得到真正发扬”的象征。在一种真正人道的文明中，人类生存将是消遣，而不是苦役，人将在表演中而不是在需要中生活。...

前面我怀疑超哥误读了窟鬼先生，
现在看来，我也误读了窟鬼先生。
当然，
这主要还是怪我近年来对于新潮理论的学术不够，
对于“表演”的正当性认识严重不足。
我一直是以传统语境中的“表演”概念来理解窟鬼先生所说的“表演”，
想当然地以为“表演”就是“做秀”，
以为窟鬼先生是用反讽的语气在表述《<后现代主义民俗学>宣言》。

我没想到窟鬼先生是认真的。
所以，我才会在前面的帖子中做出“你们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本质性冲突，老大的话与窟鬼先生的《<后现代主义民俗学>宣言》在观念上就很接近”的错误判断。
看了窟鬼先生最近的帖子，我才知道，由于自己学艺不精，把窑鬼先生的意思全理解反了。

现在我终于似乎明白了，
窟鬼先生和老大的观点即便不是截然相反，
至少不是我所说的“相似”。
所以，
难怪窟鬼先生笑我是个“半心半意地同情后现代主义者”

户晓辉

爱东的打字法肯定比俺的拼音打字法高级，那西山一窟鬼先生本来就已经够阴森的了，你又给变出一个更阴森的”窑鬼先生“？！

西山一窟鬼

尊敬的诸大佬！
西山一窟鬼完全是胡诌诌呢。我自己就是一个糊涂蛋，一根搅屎棍，云里雾里的，乱糟糟的，完全不必在意，嘿嘿。
北大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