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清浊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即明神宗敕封关羽为“伏魔大帝”的几个月之后，辽东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第七次进京朝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向明朝纳贡称臣 。在返回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以后，努尔哈赤“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  ，其中有一座庙即为关帝庙。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自称为“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天命三年（1618年）的正月十六日，努尔哈赤对诸王大臣宣布：“汝等勿疑，吾意己决，今岁必征大明国。”；四月十三日，他以“七大恨”诏告皇天后土，起兵反明。这个时间应在赫图阿拉关帝庙建成之前后不久。
努尔哈赤对关公的最初了解应来源于驻辽的明朝军队，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应是总兵官李成梁。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料记载：努尔哈赤生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其父为明廷册封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常安第四子塔克世，其母为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王杲长女喜塔喇氏额穆齐；万历二年(1574年)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率兵讨伐建州，捣毁王杲寨。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俘，并编在李成梁帐下充当幼丁；万历五年(1577年)，努尔哈赤脱离李成梁返回建州；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李成梁发兵攻王杲，努尔哈赤父、祖皆死于战乱。李成梁将塔克世所遗土地人马派给努尔哈赤，并给都督敕书，令袭都督指挥衔；五月，努尔哈赤以父、祖所遗13甲起兵，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可知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恩怨情仇。
李成梁是李如松的父亲，前文已叙，李如松绝对是关公的信奉者，但他的这种信仰很可能还是受到了乃父的熏陶。所以，努尔哈赤对关公的最初认识应该就是拜这位对他即有“杀父之仇”又有“提携之恩”的李成梁所赐。
此后，努尔哈赤曾多次进京朝贡，他一定领略过“只把人中提万国，大明先谒正阳门”的景象，这自然会加深他对关公文化的理解。不过，仅仅这些条件，似乎还不足以让他将“建元”、“反明”等重大决策都和修建关帝庙联系在一起，这里面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也许民国六年《沈阳县志.祭礼》所记录的一条资料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满、蒙则供神板，亦有绣像者，悬黄云簾幔，列香盘四或五，如木主座。说有异同：世谓清太祖请神像于明，明与后土，识者谓为献地之兆；再请又与观音、伏魔画像，故宗祀之一为朱果发祥女，一为完立妈妈 。此列祀五位者之所宗也。”
可知努尔哈赤在起事之前曾向大明朝廷请神，明廷遂将后土、观音、伏魔（关羽）赐予了他。这其实只是朝廷的一次镇远怀柔的安抚举动，类似的事情在宋明两朝经常发生，但这次的结果却是令人震惊的。
对于努尔哈赤而言，既然“识者”认为赐予后土是“献地之兆”，那么赐观音和伏魔岂不是把“人口 ”和“军队”也都“献”给他了吗？这无疑会让努尔哈赤产生了‘天命在身’的雄心，他在赫图阿拉修建七大庙，并为后金政权的第一个年号定为为“天命”应该就和这种想法有直接的关系。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关帝信仰来自于他急于征服天下的迫切心理。在他的意识里，关帝已经不再是大明朝的守护神，而是 “天命所归”的大金政权之战神了。
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明朝征集了十余万人（号称四十七万）的军队讨伐后金。努尔哈赤掌握战机，集中兵力，在萨尔浒之战中歼灭明军约六万余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并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兵败被明廷问斩，王化贞下狱论死。至此，女真军队在天下已了无对手。天命十年（1625年，天启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并改沈阳为“盛京”。
在这个时期，地处辽阳县的西八里庄发生了一个故事：
“明武安王庙即西八里庄关帝庙。清太祖征明至此，村人逃避。有苏姓者诡称庙祝求保护，乃以版亲题数语，末书‘天命乙丑年题’，以是得无恙。洎定都沈阳，追悼阵亡将士，召苏诵经，赐道袍象笏，......”
    这位“苏姓者”谎称自己是关庙庙祝竟能得到努尔哈赤的御笔丹书，继而保全性命，可见其智，但这则逸闻也说明了当时努尔哈赤崇信关公已是尽人皆知之事。
努尔哈赤死后，其四子皇太极继位。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盛京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并改女真族名为满族。
和他的父亲一样，皇太极也崇信关公，并且，他还将关公信仰推广到了帝国内外的各个民族之中。《朝鲜宣祖实录》第二〇八卷就记载了崇德元年满人首领台吉在抚顺关市祭拜关帝的情景：
“备黑牛一支，乌鸡一支，请关圣帝君神像到墙，傍立大刀两口，下立腰刀四十余口，摆设香案祀奠。用黄表写二台吉并各头目年庚、誓状一通，有各夷目闻刀盟誓，将血酒抛天，遍饮，愿从今一意恭顺天朝，出力报效。”
这段记载说明了此时的关公信仰已是大清帝国团结各个民族以及周边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了。
皇太极还于崇德八年（1643年）在盛京敕建关帝庙，《钦定盛京通志》记载了这件事：
“盛京关帝庙：有三，一在地载门外城西北五里校场，崇德八年敕建。正殿三楹，东西配庑各三楹，大门三楹，赐额曰‘义高千古’。......一在天佑门外，大殿三楹，左右庑三楹，大门三楹；一在城北二台子，大殿三楹，耳房四楹，大门三楹。”
《清史稿.礼三》也说：
“关圣帝君：清初都盛京，建庙地载门外，赐额‘义高千古’......”
除此之外，当时的盛京还有一座比较隐秘的关帝庙，就在皇宫之北，应是爱新觉罗氏的私庙，其创建时间可能比皇宫的建造时间还要早，因为宫墙到这里像是特意拐了一个角度，并在大政殿后的红墙外为庙门留出了一块空地。
此庙至今尚存，正处在盛京古城的中心位置，因此也俗称“中心庙”，可见当时满清皇室对关公的崇拜程度。而且，地载门关帝庙和中心庙这两座盛京较早的关庙都在皇宫之北，这其中应该也暗含着“帝系转北”的隐喻。
也许确实如此，因为就在皇太极敕建地载门关帝庙的十年之前，明朝的崇祯皇帝已经放弃了关公信仰，并且一度将包括“伏魔大帝”在内的释、道、儒三教之所有神灵、圣贤、甚至大明子民的祖先统统打为“魔鬼”，这是因为当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正在被一群狂热的天主教徒所包围。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载：
“自南京教难 平息后，徐文定（即徐光启谥号）益知西士在中国传教，非筹划一永久坚固之基础，不能平安无事。朝廷之崇幸，官绅之友谊，终不可持公。又见利玛窦已故世，杨廷筠、李之藻亦相继离开人世。李之藻临终之际，又握公手以圣教相托。徐公自沈漼失宠后，难入阁拜相，而年已经古稀，于是深谋远虑，欲为圣教筹一久安之计。此计为何？即令明廷正式承认传教士之永久居留问题也。会钦天监推算日月食，屡屡错误，乃从修历方面进言。”
“自徐文定公荐举汤若望等修历，汤公得皇上宠幸，出入宫禁，迫行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圣教化行禁内。约在1630年（崇祯三年）太监庞天寿首倡奉教，同时领洗者十人，庞天寿取圣名Achillēe。初由十人，渐至四十人，妃嫔皇子亦有奉教者。禁中安置圣堂一座，汤若望屡次在内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数年之内，宫中受洗者，有五百四十人之多。此皆当日神父之记载，并非虚语。”
可知在崇祯初年，大明禁垣之内已尽成天主教的传道之所。这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之后不久，徐光启、南怀仁、汤若望等人就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毁道、毁佛运动。刘若愚《酌中志》载：
“隆德殿旧名立极宝殿，供三清上帝诸尊神。崇祯五年（1632年）九月内，将诸像移送朝天等宫，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
王誉昌《崇祯宫词》注言：
“乾清宫梁拱之间遍雕佛像累以百计。一夜殿中忽闻乐声锵鸣，自内而出，望西而去。三日后奉旨撤像，置于外之寺院......时内殿诸像并毁斥，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疏。光启奉泰西氏之教，以辟佛老，而上听之也。”
时任左中允、崇祯侍读的文震孟之子文秉也曾在《烈皇小识》中云：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即：徐光启），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俱养诸佛铜像尽行毁碎。”
又云：
“京师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南怀仁、汤若望也。凡皈依其教者先问：‘汝家有魔鬼否？有则取以来。’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党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佛头及手足，掷弃池中。侯聚众多，然后设斋邀诸徒党，架炉鼓火，将诸佛像尽行熔化，率以为常......”
宫廷尚且如此，民间的天主教徒自也备受鼓舞，纷纷效仿，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宗教运动中，关公的神像也难逃厄运。
实际上，在明代的中晚期，“伏魔大帝”已是举国上下影响力最大的神袛，所以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元神教”传教士们所敌视的对象。崇祯时期福建地区流传着一本天主教入门书籍《口铎日抄》，是艾儒略、卢安德、林本笃、瞿西满等耶稣会士布道言论的合集，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了“关壮缪”，名为《答关壮缪未为大忠而崇祀之非正》，现抄录两段如下：
“相国曰：‘凡立教法，而非天下所能通行，或行而碍于正道，如佛老诸教，固不待辩矣。特有从来孝子忠臣，如关壮缪之类者，似亦有功于人心世道，何为并不奉之乎？’
司铎曰：‘儒书又云：‘敬而远之’一语，尽之矣。如关羽而果忠孝，则敬其忠孝而效之，斯为实敬。至于设像立祠而谄媚之、祈祷之，以为福祸惟彼是求，则人类而操上主之权，理所不合也。’”
“独古大圣，明造物主之真传，笃奉圣教而阐扬之，生前备全德有征，身后享全福有验，为教宗考核始定入圣品者，始敢奉之、拜之，求其转达天主。若世人一概所奉，非但无功于真主，未守其教戒。即于国家事，亦难言之矣。”
除去技巧性的修饰词语，这位“司铎”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关壮缪”未经“教宗考核”，且是“人类而操上主之权”。在这种思维下，汉人天主教徒毁坏关公像的行为自是屡见不鲜。因此，许大受就曾在《圣朝佐辟.辟废祀》中愤怒的说：
“经传所定五祀、方社、田租等位，《祀典》所载‘捍大灾、恤大患、死勤事、老本国’等诸灵爽以上，及吾夫子之圣神，凡从夷者，概指为魔鬼，唾而不顾，以为陷天主之妙诀，必督令弃之厕中。其有龛室者，令舁至本邑戎首之家所私设天主堂内杂烧之，嗟嗟！以大圣大贤、精忠仗义之神明，或受人彘之刑，或受秦火之烈，何惨也！举历代我朝所褒崇之圣哲，即关公为神皇，近年所新加帝号之英灵，而恣意私戕，又何逆也！”  
既用“人彘之刑”、“秦火之烈”来形容这次运动，矛头实际上已经指向了宫廷，可见当时已经有人不顾崇祯皇帝的威严，开始对天主教徒的做法进行猛烈的抨击了。此后，朝野上下就有了“天不佑明”的说法，如：
“（崇祯十二年）岁底，上于宫中符召天将。宫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将，叩以来岁事，无弗应者。以前一召即至，至是久召不至。良久，帝下临，乱批曰：‘天将皆已降生人间，无可应者。’上再拜，叩问：‘天将降生，将欲何为？尚有未降生者否？’乱批曰‘惟汉寿亭侯受明深恩，不肯下降。余无在者。”
一个曾毁佛灭道的大明皇帝还在祈求天将的护佑，而所有的天将却早已降生人间来推翻大明，惟有关羽最讲义气，没有下来，这颇有讽刺意味。很明显，这个故事的作者正是在通过调侃来发泄心中的怨懑之气。
中国历史上也曾有几位帝王对佛教或道教进行过迫害，但从来没有一个皇帝会同时将释、道、儒三教神灵全部唾弃，并公然将所有神像付之一炬，朱由检可谓是开了一个先河。在他死后，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崇奉天主教之热情不但未减，反而愈加高涨，这应该就是徐光启所谋划的“久安之计”业已成功的表现，但这种成功之代价却是明朝的彻底灭亡。
顺治元年（1644年，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而死。同年，清军入关，并开始追剿李自成残部和征服大明朝的所有土地。
此时的明朝皇族在南方先后建立了弘光、隆武政权，但很快就相继覆没。1646 年11 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拥戴称帝,建立了永历政权，而其皇室成员、文臣武将、太监宫女却大多已皈依为天主教徒，并接受了洗礼。比如：王皇太后,教名赫烈纳(Helena)；王皇太后之母,圣名犹莉亚(Julia)；马皇太后,教名玛利亚(Maria)；永历帝正后王氏，教名亚纳(Ana)；皇子慈恒，教名公斯当定(Constantinus) ,简称当定。此外尚有妃嫔五十人,大员四十人，太监无数。
而应该令他们想象不到的是，那个曾被他们崇拜不已的汤若望在满清入关后立即就投靠了多尔衮；更令他们不会想到的是，其实天主教传教士也曾协助农民军建立了反明的大西政权。当时的大西王张献忠还赐封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为“天学国师”，并对《圣经》爱不释手，他曾说：“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圣律于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故吾奉天主之命，珍灭此种僧党及世间恶人。”  在此之后，张献忠就开始大肆屠杀四川的儒家学子、佛教僧侣以及普通百姓，就像地球的另一边，传教士们和西班牙军队曾对美洲的印第安人所做的一样 。所不同的是，美洲发生的事情是异族侵略，而在中国却是自相残杀。甚至，就连推翻大明的终极力量李自成也与天主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克西安以后，曾唯独对天主教徒倍加照顾，并称传教士郭纳爵、梅名高是“远道来华,惟为阐明真教” ，此种暧昧态度，颇令人既惑且疑。
可悲的是，在南明政权即将覆没之际，朱由榔还委派传教士卜弥格携大太监庞天寿的密信向罗马教会求援，希望天主教教宗能“代求天主”保佑永历政权之“中兴太平”，并且能赐予他们军事上的援助。 当然，其结果可想而知。
虽然大部分皇室成员和官吏已经彻底的放弃了关公信仰，但更多的明朝人却仍将“伏魔大帝”看作是国家的主神。如文秉在《烈皇小识》中说，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前，正阳门关庙曾有异象：
“（崇祯十七年）十五日癸卯，日色益晦。正阳门外伏魔庙杵，忽自中劈。又南京孝陵夜哭。”
可见，在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意识里，“正阳们外伏魔庙”依旧还是大明皇权的象征，而且，当李自成的军队攻入北京之时，也有忠于明室的士大夫先祭关公然后从容自尽的：
“城陷，倪元璐绯衣北拜，至关壮缪前，酌酒酬之，讫而自酬。出坐堂上，书其几曰：‘宗社至此，当委我沟壑，以志其痛。’自经于堂。”
在此前后，面对流寇和清军的进攻，关公信仰也一直在激励着那些忠臣义士们奋勇向前。如《明史.忠义列传》载：
“关永杰，字人孟，巩昌卫人。世官百户。永杰好读书，每遇忠义事，辄书之壁。状貌奇伟，类世人所绘壮缪侯像。崇祯四年会试入都，与侪辈游壮缪祠。有道士前曰：‘昨梦神告：吾后人当有登第者，后且继我忠义，可语之。’永杰愕然，颇自喜。已果登第，授开封推官，强植不阿，民畏爱之。忧归，起官绍兴。迁兵部主事，督师杨嗣昌荐其才，请用之军前，乃擢睢陈兵备佥事，驻陈州。陈故贼冲，岁被蹂躏，永杰日夜为儆备。（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数十万众来攻，永杰与知州侯君擢、乡官崔泌之、举人王受爵等率士民分堞守。贼遣使说降，斩其头，悬之城上。贼怒，攻破之，永杰格杀数贼，身中乱刃而死。”
可知关氏一门，代有英烈。赵曦明《江上孤忠录》也载：
“阎公巡城一人执大刀以从，众望见以为天人。盖公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长曲，面赤有须，颇类关圣。举人盛树廉，言公状貌亦如此。且云邑中士民，公无不识其姓名，临阵时，见一少年将士持戟锐进，不可当，战罢，不知所往，疑为土神陈烈士之助，急往虔礼。外又见女将自天而降，执旗指挥，绯衣将三人，自天而降，登城指挥，执土人问之，不知所对，远近皆以为神助。内舁关壮缪、张睢阳，皋巷寺巷二东平王及城隍五像，张黄盖，历行城上，而以磁石捻众神须内，遇铁气，须辄张，扶神手指挥，外兵望见，皆惊怖。良佐令其子攻城，正当睢阳神像指挥放炮，一发而毙。”
《大梁守城记》亦云：
“（七月）二十六日，司里结义勇大社，揭白旗曹门上曰：‘汴梁豪杰愿从吾游者，立于此旗下。’于是郡王、绅衿、士民、四方游侠皆至焉，得万人。二十八日，祭关帝，刑羊、白鸡，沥血古铜磬中，投之酒，饮之。”
《东南记事》也说：
“午时，协将陈有功战死，大军合数万来战，矢如雨下，沿山举火，赤地震裂。大清将王得仁、邓云龙、侯天宠等，以书来招赵珩，令其劝降，众惶惑多偶语。珩惧互相疑忌，家玉执珩手，拔剑斫案曰：‘行间离我兄弟，我等益当戮力，为国吐气。军中敢疑谤者，有剑。’人心始定，然犹无战意。十五日，子时，家玉设高皇帝，关壮缪位，牵诸将泣拜，设赏金于前，使郭毓卿、李明忠、陈良、赵珩，分帅死士百人，伏谷中，遂拔大营走。大兵合一万来追，入伏，大军纷奔，家玉鼓噪回军，大破之。步兵五千殆尽，骑兵舍马渡河，溺死过半，抚州围解。论者以是役为福州战功第一。”
类似之事在《太和县御寇始末》、《绥寇纪略》等各种相关史料中也多有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满族人在得到天下之后，也对这些宁死不屈的大明将士和普通民众心存敬意，并也开始效仿他们的忠勇气概，《台湾外记》就曾记载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五月，郑经从台湾反攻福建之时，满族将帅在关帝庙为国殉节的事情：
“二十四日，署海澄镇左营游击汪明请其镇主文相公、汪定公密议献城。定公佯许之；归语黄蓝，蓝即转告应举。举收汪明并其弟辰、子集，斩首示众。与士卒同甘苦，竭力守御。奈援师无期，粮米已匮，杀战马而罗雀掘鼠，继浸皮煮纸。强者食弱，饿莩遍户。六月初十日，轩率众环城攻击。众力不支，轩排闼从菜港而入。计受困八十三日，提督段应举知势莫敌，与副都统伯穆黑林谋自缢。行至关帝庙前，举曰：‘庙里去’。黑林曰：‘帝君在上，不便’。遂同上西门楼。举曰：‘守此城，死此城，宜矣！’与黑林相向而缢。希佛闻城陷，发火自焚。海澄总兵黄蓝，不知所之；有传其死于乱军者，有传其溺于水者。”
然而，实际上当时的郑氏一门却多为天主教徒 ，这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 本帖最后由 康清浊 于 2014-12-27 12:31 编辑 ]

康清浊

多谢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