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公传说和关帝信仰不仅是地域性，也是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所以关羽形象这个问题肯定也是多元的，楼主以三国演义文本说明关羽“蛮王”的形象很有意思，但是缺乏必要的田野材料，而就算这样的田野材料能获得，又是否能说明这就是荆州蛮、西南夷对关羽形象的想象？因为蛮夷是笼统的说法，今天西南（尤其是武陵）一带的“蛮夷”大部分已是东部汉民移民后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对于关帝及相关历史人物形象的叙事和想象本就是一个纯文本的问题，它无法通过田野来论证（以及在这个问题的方法论上，田野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上下文”）。
2、唯一能说得过去的是，三国故事在西南一带的讲述建构了不同的三国人物形象，比如很有意思的诸葛亮传说？因此怎么解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三国人物的叙事和形象，可能需要对比研究。
而我以为楼主后面的论述逻辑更接近于这个问题：
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10758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这类更民俗学式的问题：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39629.htm?fr=aladdin
另外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讨论武陵蛮（荆州蛮）对汉政权的影响也是有必要的，刘备借助少数民族抵御东吴既是一种想象，也是现实之举，早在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就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今天土家族的认定很大程度上依靠着对“巴蛮”的追溯。所以西南少数民族对汉族政权产生影响主要集中在军事层面，后来元明清不断采取军屯、卫所、流官制度进行管理，才勉强维持了对这一地区的“统一”。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湖北省就像一个张开的喇叭，它的内部差异也很大，鄂西土家、神农架野人、武当道教、长江汉水、山区平原、三峡要害、湖泽洪灾、汉与非汉之地，它的历史地理构成几乎是碎片化的（张伟然），西边是武陵山、大巴山及三峡，东边是长江中下游平原，荆州恰好在湖北中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冷兵器时代，从这里，东部平原的汉民可以越过武陵（包括三峡）这个最短的天堑，入川从而直取西南，而四川亦可从这里跨出封闭的世界（王笛）。日本侵华的中路依然走的是这条路。蒋被迫从南京到武汉、最后到重庆，企图以最后一个天然屏障保住陪都，当然日军的陆地部队最后也只到了宜昌（石牌保卫战）。不过热兵器以及移动化、核军事时代，这个军事地理已经不是重要的变量了（当然三峡大坝成为新的要害）。所以南少数民族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位也只是一种历史想象，且历经了几次王朝大移民以及现代移民之后，西南也不具备完整意义（能与汉王朝、帝国中心对话）上的“蛮夷”文化版图了。
因此回到楼主的问题起点，发现荆州少数民族（荆州蛮）与三国蜀汉王权的问题，实乃发现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王朝关系问题的要害！
其实本人也很想论述在中华文明的帝国时期（所谓的“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的东部起点在哪里？如果说汉王朝的边疆在西南，那么西南的边疆在哪里？西南的边疆肯定有两处，一处是西南作为汉王朝边缘的边疆，也就是西南以西，另一处则是西南与汉王朝接触的边缘，则是西南以东，这个西南以东是一个面（民族走廊、移民通道、拉锯地带），也是一条线（今天西部大开发长江以南的分界线），但是如果要找一个自古以来都十分明确的点，那就是“荆州”，从今天荆州市松滋县卸甲坪土家族乡开始计算（“卸甲坪”这一地名就很有趣：传说因关羽从麦城突围去西川时,在这里卸甲治伤而得名，关羽的故事情节成了今天荆州唯一一个少数民族乡的名称），往南经过湘西直至黔南、桂西，也就说以鄂西和湘西土家族为起点，往南经过的苗瑶侗壮，都是西南的的东部边缘，在这个以西南为中心，与汉王朝发生“关系”的“边缘”上，有很多有趣的民族学、民俗学式的问题（如军傩、地戏），可以说从这里开始，所谓的西南蛮夷们对汉王朝的污名化和神圣化开始发生，同时，也涉及到帝国时期王朝与高（山）地民族关系问题。
当然我党早期的革命火种也正好是从江西一路向西，穿越这个“边缘”，然后从贵州、四川到河湟再到陕北，它正好是穿越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东部边缘，然后沿着中华帝国的西部边缘躲过了国军围剿。而在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施爱东）也可以对比楼主所说的关羽传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的“新中国”得以存在，正好是毛的军事思想借助了这一重又一重的“边缘”军事地理的结果。
另外上面链接一中杨义教授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他说黄河长江文明的构成的太极推移文明动力，以及巴蜀、太湖作为这个太极图的太极眼，都试图在说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东部边缘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今天民族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往往忽视的一点，因为他们太想找自在的社区和无政府主义的山头了!当然民族走廊和中间圈的研究也可以扩展到我所谓的这个边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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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山间野人 于 2014-12-20 15:2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