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东方早报 2014-10-19 09:01
牟复礼一再提到，在中国人对古代经典的尊敬，无关它们是否准确，也无关研究它们是否准确的种种著作。古代经典在中国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是中国人可以理性地获取哲学和政治权威的唯一资源。
《牟复礼回忆录》 [美] 牟复礼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0年3月版
牟复礼就读金陵大学时住在谢家，这是他和谢家的合影。
牟复礼先生(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是当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回忆录在他逝世五年之后，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出版。我读了这部回忆录，深为牟复礼的识见文采所折服。牟夫人陈效兰在“致谢”中说，牟复礼自认为这本回忆录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牟复礼自己在“前言”中说，他不是写自传，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从他自己的观察、回顾中提炼精华，与现代历史学家的著述参照对比，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写作;他的观点完全是他个人的;他一生所追求的是努力理解中国历史的分量和意义。我读牟复礼的回忆录，便按着他夫子自道的提示，试着捉摸领会他是怎样“提炼精华”，怎样表述他个人的观点的。
汉字、汉语、中国人
回忆录的第一章，牟复礼写他由于偶然的原因学习汉语的故事。牟复礼还在大学一年级时，由于珍珠港事件，学校要求学生都要学一门亚洲语言。牟复礼选了中文, 纯粹是因为中文班的时间对他合适。那时他所学的汉语口语极其粗浅，但他喜欢上了汉字。后来牟复礼入伍当兵，因为学过一点点中文，被送去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语言训练中心，接受赵元任先生设计主持的一年强化语言训练，1944年9月毕业，随即到加州美国陆军所属的空军训练中心，为来美培训的中国空军学员做翻译。
牟复礼一开始接触汉语，便喜欢上了汉字，但他在哈佛的汉语培训班上却没有正规学过汉字。原来陆军部有指令，一年的时间太短，受训者只学口语，不学汉字。牟复礼和其他几个受训者向赵元任请求，也给他们发汉字教材，以便他们自学汉字。赵元任给了他们拼音配汉字的教材，却没有时间帮他们学汉字。于是牟复礼和他的几位朋友在做练习时，便既学罗马拼音，也学汉字。在他们这个自学小组里，有三位是美国土生华人，不会说普通话，但上过中文学校，能说广东话，能用毛笔写汉字，也会查字典。牟复礼回忆说，他的汉字便是这样启蒙的，“同时也学了些有声有色的不雅广东话，遇到难字便脱口而出”。不用说，其中肯定有那著名的广东话三字经。
因为学过中文，牟复礼在1944年底被美国战略服务处[SSO, 中央情报局(CIA)前身]招募，参与一项“特别行动”, 准备空降雷州半岛, 配合中国游击战队员袭击当地日本军队。就在空降行动实施前五天，美国投原子弹轰炸广岛，战争结束了。牟复礼将准备空降一事作为背景一笔带过后，便细述他向普通中国人学中文的故事。
1945年初，牟复礼和他的战友们乘运兵船，从加州绕澳大利亚，先往印度再赴中国，航程两个多月。他在船上遇到不久前认识的中国空军学员，其中一位送他一本巴金小说《秋》。长日无事，牟复礼靠着勤翻一本袖珍学生汉语词典，和随时请教中国空军学员朋友这些“活字典”，在旅途中把这本小说读完了。他说：“那是一个学习很快地阅读现代汉语的好办法。”
到了中国，“空降行动”的训练基地选在云南。有一位自愿来帮助美军的中国“青年军”战士，热情地要帮助牟复礼“更好地理解中国”，送他一本学生袖珍版“古今对照本”《论语》, 打开后一面是原文，另一面是现代白话文翻译。牟复礼觉得自己的程度还不够读文言文，但他的云南朋友极力敦促他读《论语》，并向他讲解现代白话文是如何解释文言文的。牟复礼说：
我把这本小书放在口袋里，一有空便拿出来读。6月和7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读这本书，但未能彻底理解它。但是，我自己发现，我的朋友是对的：这本书的语言——更多的是观念——就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数月后，牟复礼到了天津，一名中国警官得知他对中国历史有兴趣，便送他一套《四书》英译本(上海1893年版，理雅各译，James Legge 1814-1897)。牟复礼说，他从理雅各的这套英译本中，了解到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训诂传统，必须通过这一传统来理解中国古典文本;并从而得知西方学者消化吸纳这一训诂传统的努力。
这两位向牟复礼推荐《论语》的中国人都没有留下姓名。牟复礼称那位天津警官为“绅士”(gentleman)，称那位云南青年军朋友为“战士”(solider)，并说他淳朴(unsophisticated)，只受过中学教育。两位普通中国人，虽然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不同，却都用几乎同样的恳切语言，向他强调学习孔子学说对理解中国语言和中国特质的重要性。
牟复礼还记述，他在云南时，其他几位“青年军”朋友，凭记忆在纸上写下唐诗，和他一起诵读，要他背诵，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欣赏体会中国人的生活。牟复礼半个世纪之后写这部回忆录时说：“那些首唐诗的大多数，我现在仍然可以背诵。那一经验使我养成了背诵中国短诗的习惯。”
牟复礼接着说：“多年之后，我回想这些经历时才认识到，我那时很自然地将这些年轻战士的文史知识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觉得那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我那时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类事，后来就稀少了——1950年代之后，那一代人所属的文化被各种政策改变了。”
普通人熟读《论语》、唐诗，是牟复礼亲身经历、亲眼观察的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他1945年夏天在云南训练期间，和中国战士、村民打交道，对中国人、中国社会有很多观察，对中国历史发生强烈兴趣，学习研究中国遂成为他的“壮志”(ambition)。牟复礼是这样说的：
……那些战士、村民，完全无意识地，向我传递了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种种品德信息，我也自自然然地感受到了这些信息。我开始理解，这些平和友善、聪慧谦逊的人们，是如何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生存下来，如何对付危机，承受冻馁，在长期的困苦中始终保持乐观。我是从(印度)加尔各答去中国的。在加尔各答，我看到1944年孟加拉大饥荒之后的苦难景象，到处是痛苦的悲嚎和绝望。我的脚一踏上云南的土地，以及随后在我们训练时走过的所有村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笑声。对我来说，笑声成了那块土地上最具特色的声音：尘土飞扬的街上，衣衫破烂的小顽童，试着从我们的衣袋中掏走硬币或香烟，引我们和他们一起笑;市场小贩讨价还价时，讲一段笑话，引起哄然大笑;搬运工用肩膀推被陷住的大车，嘴里却用逗乐的荤话，骂被车绳套住的驴子。那富有感染力的欢呼声，似乎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一切一切，都和我以前所知道的(社会)不一样。
就在那时……我便决定，战争结束生活恢复正常之后，我一定要研究中国人的历史。我决心探索他们生活品德的来源，和他们是怎样保持延续这些品德的，我也想研究他们的民间风俗的形成，为什么这些风俗是如此的欢欣愉快。正是在云南乡下，我开始有所悟。我那时的想法，自然是非常天真的。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在那时所形成的对中国文明的天真想法从未完全消失过。
中国人的种种笑声长留耳际，中国的训诂传统常自温习，看起来是牟复礼毕生治中国史的两股源头活水。
身历其境的 “局外人”
1945年8月战争结束，牟复礼随美国战略服务处人员东迁，在南京、天津、上海、北平、张家口等地执行各种任务，目睹了中国在那几年中所发生的剧烈变化。
牟复礼当时是一名上等兵，他所执行过的任务，有些颇为奇特。牟复礼自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局外人”(a cultural outsider)，而他在1940年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的奇特经历，不仅极少“局外人”有，也肯定对他研究历史形成自己一家之言有影响，和一辈子坐书斋的学者是大不相同的。
牟复礼参与过美军对汪伪政权高级官员的审讯。他对这些人的经历有兴趣，便趁自己是中文翻译之便，和这些被审人大谈特谈，细细了解他们的背景和汪伪政权的历史。
牟复礼同时被指派担任美军的联络员，与被盟军总部命令暂时驻守天津至山海关铁道线的已降日军联络，为不久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罪行准备材料。他与之联络的日本军官江诗(Takashi)却想方设法让他同情、理解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江诗被遣送回日本之前来向牟复礼告别，给他一些小礼物，和一份已请人翻译成英文的说明书。在这份说明书里，江诗对牟复礼提供解释和建议(当然亦希望他向上级转述)，“日本应该怎样被评判”和“日本在未来东亚之地”。江诗说：“不管怎么说，在东方日本人是最文明的人民。无论他们在战争中是胜是负，他们都应该得到领导者的地位。”
牟复礼也和人打过交道。1945年11月，牟复礼受命从天津到献县去查证数名美籍女传教士的下落，一路上便得到领路员的帮助。这些人告诫他，在占领区内观察事物，态度要“客观”。在献县，牟复礼亲眼目睹了地方干部领导当地群众向天主教堂清算斗争的情景，也亲耳听到一天主教父说，这些清算的目的，是要摧毁天主教堂在当地多年建立的权威。
牟复礼从献县回来后不久，便又有一项奇特的任务，成了的客人。原来抗战结束后，将晋察冀边区政府移往张家口，力邀美军派观察员前往参观考察，但婉拒带中国籍的翻译。美军对此兴趣不大，最后方面指名会说中文的牟复礼做美方代表，他因缘凑巧地成了晋察冀政府的贵宾，1945年10月底和12月初在张家口待了两个星期。去的路上，牟复礼和他的“领路员”在国民党的地盘中得到地下组织的帮助，到了的地盘，他曾和和三四名军队战士共睡一个大热炕。过了长城，徒步走向张家口的途中，他碰到一群得到地下组织帮助，从准备遣返日本的日本降军军营中叛逃出来的日本人。这些日本人都深受战时和中国合作的日本领袖野阪参三(Nosaka Sanzo，1892-1993)的影响。牟复礼和其中几个会说中文的交谈，得知他们欢迎日本的战败，并准备投身于建设一个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蒙古的崭新东亚乌托邦秩序。牟复礼说，与这些日本人的谈话，“使我对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她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有一种新的感觉;同时获知一种不同的、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
作为被邀的观察员，牟复礼在张家口期间被安排与晋察冀政府各部门的主管见面，听他们介绍情况。牟复礼说他那时中文程度还不够好，对了解不深，提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这些会谈大多走过场。
牟复礼到张家口不几天，就发烧病倒了。有一位老中医来给他号脉、揉肚子之后，诊断他得了当地流行的“斑症伤寒”(typhus)。老中医每天来看他两次，熬很苦很苦的中药汤给他喝，说是“药不苦不灵”。牟复礼喝了苦药汤，睡了两三天，烧便退了。他回到天津，脸色苍白，一副大病未愈的样子，被他的上司命令到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临时医院去看病。他告诉美军军医，张家口老中医说他得了斑症伤寒，军医起初半信半疑，过了两天验血报告出来，证明他的病真是斑症伤寒。那位军医便向牟复礼道贺，说他极其幸运，碰上一位有经验的老中医给他诊治，把他从鬼门关拖了回来。这位军医说，他自己所知的任何治疗方法，都不一定能将牟复礼从致命的斑症伤寒中救过来。
从张家口回来后不久，牟复礼参加了一次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和美国战略服务处驻津军官的谈话。戴笠自带翻译，牟复礼的上司叫他出席会议，但不要暴露他懂中文。在这次会谈中， 戴笠数次谈到，他们很担心驻华美军中有同情的左倾分子。戴笠走后一星期，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来天津请美国战略服务处的人员午宴，特别点名要见“去过张家口的那个人”。宋子文问牟复礼：“你在张家口车站见过多少火车头?”“日本人在张家口所建的兵工厂，有多少家的烟囱在冒烟?”“你在张家口那几天，有哪些的军事将领在那里?你和他们中谁说过话?”牟复礼心知宋子文询问的不是“事实”，而是态度，便一一简单回答了。他的简单回答，“或许使宋子文最终相信，我们不是为服务的潜伏分子”。牟复礼他们都清楚宋子文贪污腐化的传言，但对他谈笑风生的待客之道印象深刻，而且那顿午宴着实丰盛。宋子文说：“你们美国人爱吃冰激凌，这家天津餐馆供应的冰激凌是全中国最好的!”
在美军将领中，牟复礼见过魏德迈将军。牟复礼忆述他和魏德迈晤谈的故事，很清晰地表达了他年轻时在人生转折关口“知其不可而不为”的抉择。原来，1946年初，马歇尔被派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因美军急需翻译人才，牟复礼的上司敦促他去承担这样的翻译工作。但牟复礼对“马歇尔和平调节使命”成功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对去做翻译兴趣不大。但他的上司还是安排他在上海当时最豪华的“华懋饭店”会见魏德迈。魏德迈和牟复礼聊天，询问他有关中国的看法，赞许他学习中国历史的打算，终席无一字谈及需要翻译之事。多年后，牟复礼阅读魏德迈的当年报告及晚年回忆文字，知道魏德迈对“马歇尔和平调解使命”早在当年亦“知其不可”。
牟复礼还简要叙述了他和一些内蒙古人的来往。牟复礼见过蒙古德王 (Demcugdongrub, Demchudongro, 1902-1966) 和他的追随者，听他们解释“蒙古独立运动”的目的、他们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的理由、他们对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自治”的不满，等等，因而进一步增加了对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在东亚的地理位置，它和邻近各文明的复杂关系的认识。
这样，当牟复礼从美军退伍、1946年秋季进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时，他不仅是该校唯一的外国学生，他的经历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见过各种类型的中国人(国民党、、汪伪人员)、日本人(失败投降了却依然自命亚洲第一的死硬派、和中共合作的日共)、蒙古人，他会见过戴笠、宋子文、魏德迈。试想，有多少二十三岁的青年人，能有这样的经历?
牟复礼说，他1945到1946那一年在中国的经历，本给了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条件，而他觉得正因为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判断或许会不客观，因此他选择研究中国古代史。
为己之学
牟复礼这部回忆录的文字，是一种纯正学人的文字，有中国古人所说的“为己之学”的意味，在他的表述中，他做学问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求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牟复礼年轻时决定到金陵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用中文读历史，为的是求知，他中年时下大决心翻译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为了求知。牟复礼从1958年起，花了十多年功夫翻译萧著，到了1971年，他不顾一切放下所有其他工作，特地到西雅图住了一段时间，以便就近和已退休的萧公权讨论翻译中的种种问题，最后终于在1972年将萧著英文翻译第一卷完成，牟复礼在“译者序”中说：
这项翻译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门持续进行的学习中国哲学、历史经典及西方概念和方法的严峻课程。我最初要翻译此书的动机是完全自私的 ——我想在(萧公权) 这位大师的指导下获得这样的训练;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谁不愿意有这样的如此激励人、如此有收获，如此给人无尽喜悦的经验呢?
牟复礼毕生以求知为志业，因而他特别反感西方学界强不知以为知的傲慢，尤其是这种傲慢在美国学术重镇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权威身上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牟复礼在回忆录的“前言”中提到，这些史学权威在他们的欧洲历史训练中得到一个“中国没有历史”的偏见，便终身保持这一偏见，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上将这一偏见凝固化，把“中国研究”排斥在历史系之外。牟复礼描述他1950年代中到普林斯顿任教后数年，提议建立“历史学”和“东亚研究”的联合学位遭到拒绝的往事，笔下仍带愤慨。
从“求知”的立场，牟复礼记述、批判当年美国高等学府对中国研究的傲慢和歧视，亦从“求知”的立场，牟复礼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体会，很明确地说，欧美汉学界并没有像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那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那种依西方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充满偏见和蔑视的有关“东方”的著作。牟复礼认为，恰恰相反，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的训诂传统，对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批判精神，总是怀有敬意。他们努力学习、熟悉中国的学术传统，以能够在这大传统中添加自己的一得之见而骄傲。牟复礼讲述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故事，以为例证。伯希和名震一时，在中国学界也备受尊崇，因为他中国学问实在太好，据说他能背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在拜访北京学者时，背诵其中的生僻典故，使那些熟读典籍的中国学者大为叹服。这个故事，是王崇武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听说、四十年代在金陵大学亲口告诉牟复礼的。
求知的延展与深化
牟复礼这部回忆录便是一本记述他“求知”过程的书。他在这部书中所讨论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许多问题，是中国专业史学者甚至一般读者都熟悉的，但他的视角和他的表述却绝对是他个人的，他的个人自觉贯穿全书，显示他作为一个求知者“求知的延展与深化”(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of learning)。
牟复礼毕生治中国史，一直密切注视中国史学界和国际汉学界的学术发展，同时关注双方互动造成的影响，他的视野开阔。他是专业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有从学科训练和学术发展着眼的专业讨论;而他根据自己当年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的亲身经历，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巨大变动对历史写作的影响，亦有真切清明的认识和评估，因而他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讨论，就不仅仅是讨论一个学科的发展，而且是讨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一种文化现象。
牟复礼反复说过，他是中国文化的局外人。但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局外人”——他是毕生献身于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中国文化局外人”。作为这种独特的“文化局外人”，他有独特的敏感和视角，和对各家各派立论根据及背景求得历史性理解的冷静、超然。
牟复礼指出，历史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中心位置。自有文字，中国便有丰富的历史记录。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典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有规范性的影响。中国与西方的最大不同，是中国没有西方宗教“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的概念，没有“上帝主宰”的概念，中国的世俗政治、家族权威(authority)全部根源于经典中树立的伦理原则。先秦诸子经典，保存了早期中国文明的要素，也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基础。牟复礼在他的《中国思想之渊源》一书中，对这一基本观察有详尽的讨论和精细的分析。
先秦诸子经典中有中国远古神话和传说，逐渐成为中国历史记载的一部分。但这些包含了神话和传说的经典，并不是“神圣”的，人们对它们有敬意，然而并不是不敢怀疑。事实上，两千多年来一直有人质疑经典中神话和传说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这种理性的批评精神，主要体现在一小部分学者身上，在中国文化里，与对经典的正统解释和接受长期共存。
这种局面，到清末发生了绝大变化。康有为创立新说，将孔圣人诠释为变动时代的改革家，并以此新说推动“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却成为近代中国巨大变化的推动力之一。牟复礼说，若要问，为什么对经典的重新解释、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如康有为学说那样，会最终导致改朝换代、帝制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巨变，就一定要始终记住，中国文化中的权威根源于经典这一中国文明的特性;如果异端新说能够动摇对经典的正统解释，便会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挑战以至摧毁政治权威。
牟复礼指出，康有为学说对中国道德秩序的正当性和中国早期历史的基本事实都是强有力的挑战，为后来几十年质疑、否定传统和现存社会秩序的激进思潮奠下基调。康有为等人对传统历史中事实的质疑，并没有减弱对历史的尊敬，而是刺激产生了认真研究历史是很重要的这样一种新感觉。康本人对这样的历史研究、对历史的准确性本身，其实没有兴趣。康只不过是用他的历史解释来支持他的政治行为。从此便有两种人之间的冲突，一种人献身历史研究，将它视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事业，另一种人，则像康有为一样，到历史中寻找能服务他们政治目标的东西。这一冲突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了五四时期，激进思潮更为强劲。五四运动对传统价值的攻击，和代之以新的思维、行为模式的努力，是极有成效的，并在受过教育的这一部分人中基本上肯定了新的模式。与此同时，对摧毁传统的反弹，造成传统派和现代派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许多著名人士走向妥协，在捍卫传统学术、传统价值某些方面的同时，继续促进各种现代化的变革。
五四运动致力倡导科学、民主，但它最强大的副产物却是民族主义代替了传统文化价值。尽管早些年有国际主义和西化的精神，但到了1921年，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主观意识(a powerful nationalistic subjectivism)兴起，其中有相互竞争的各种派别，影响了中国人的学习和思考，以及中国的历史写作，在随后的岁月里，这种影响越来越大。
牟复礼简要概括中国社会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急剧变化后，便详细讨论中国现代历史写作的发展。
牟复礼从1920年代的“疑古”运动谈起，详细介绍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以及他的新见解对当时史学界的巨大冲击，把现代中国史学的曲折发展，放到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社会变动中阐述分析。在牟复礼笔下，顾颉刚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上的重要学者，他的“疑古”，他的“层累说”，使用现代的眼光和方法，严格审查史料，以求“信史”。顾颉刚“辨伪”的种种努力，本是历史学“求真”的第一步，是欲建立现代史学最基本的标准;但他这种建立现代学科的努力，是和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有关历史的讨论往往超出学术的范围，最终则是政治因素、民族主义影响了历史写作。作为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牟复礼觉得中国建立独立、客观现代历史学的努力在1920年代有很好的开端，却在1940年代之后被民族危机等因素影响而失去了早些年的活力，他感到惋惜。但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对各种立场和意见，都表示了一种陈寅恪先生提倡的“了解之同情”。他对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和感情的理解和阐述，尤其显示了他的“了解之同情”。
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方法上继承了古代学者以至康有为的“辨伪”功夫，但他没有政治目的，不像康有为那样“学术为政治服务”。最不一样的是，康有为等传统学者“辨伪”的根本目的是要捍卫传统、捍卫儒教的基本价值，1920年代的顾颉刚则宣称，他“辨伪”的目的只是学术上求真;而这种学术求真是否会对传统造成损害，在所不计。顾颉刚以为，通过辨伪求真，清除了种种夸张、不准确之后的中国古史，将会更受到尊重，但他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则认为他只是有意破坏摧毁传统。牟复礼详细叙述柳诒徵先生对顾颉刚的驳斥，并介绍了柳先生全面捍卫中国传统的主要言论。
许多开放、温和的学者，也不同意顾颉刚1920年代作出的古代经典多经篡改全不可信的结论，和他“学术求真是否会对传统造成损害在所不计”的态度。牟复礼举例说，像钱穆、吕思勉，都是卓有建树、广受尊敬的历史学家，都肯定顾颉刚的学术成就，但也都认为他“疑古太过”，他的许多结论不足取。钱、吕两位在1940年代写作的著作中，就仍将“传说”写入历史。牟复礼这样讨论，没有丝毫不尊重钱、吕的意思，只是借此说明历史的复杂性。牟复礼举出钱穆的《黄帝》(1944年初版，牟复礼讨论的是这个版本;该书1978年台北再版;2004年北京三联版，2012年第八次印刷)，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指出他们都在书中“模糊了‘传说’和‘可证史实’的界限”，从现代历史学的眼光看，到底不是信史。牟复礼特别引述吕思勉在前后二十年间对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故事的不同处理，来说明这一问题。吕思勉在1924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对“尧舜禅让”故事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儒家的创造，不是信史。但在该书1940年代版的“例言”中，吕思勉则说，他对此“禅让”故事、以及其他古史传说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不是完全否定了，“觉今是而昨非”。
牟复礼认为，从中国现代历史学发展的专业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从1920年代已经建立起来审查史料、考订史实的客观标准退却，是很令人遗憾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从专业发展的角度看，是由于“重新评估古代经典”工程浩大，遂使“传说”与“可证史实”之间的分析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本来“传说”和“可证史实”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应混淆;传说与神话在人类文化史上非常重要，自不待言，但毕竟不是“可证史实”。
另一原因——我觉得这是牟复礼的独特观察，至少是他个性化的表述——则是牟复礼一再提到的，古代经典是权威来源这一中国文化的特点。牟复礼用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来讨论这一问题，极为亲切。牟复礼说，1940年代他在中国时，历史学是最热门的学科，最优秀的学生都想进历史系。大众也都爱读历史书籍、历史杂志，顾颉刚“疑古”学说广为流传。与此同时，古代经典仍然受到尊重，因为这些经典“包含着超出最近对它们的准确性的审视的东西”(implied something beyond the new focus on their accuracy)。中国人对古代经典的尊敬，无关它们是否准确，也无关研究它们是否准确的种种著作。古代经典在中国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是中国人可以理性地获取哲学和政治权威的唯一资源。
如果说，牟复礼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社会中，仍然到处看到对古代经典的尊重，那么，在抗日战争仍在进行，民族存亡生死未卜的岁月里，文化民族主义者吕思勉、钱穆，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也对经典以及经典中的传说表示尊重，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就自然很好理解，尽管从严格的学术标准出发，他们的论述颇有可议之处。
牟复礼回忆录中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讨论，便是这样全面而细致，将复杂、矛盾的人和事，简要精辟地叙述讨论，呈现他多年观察、思考所获得的认识和理解。很可惜这部回忆录是未完成的著作，牟复礼原计划写的几章(包括“在中国学习中国历史”一章)都没有动笔写。牟复礼极为尊崇陈寅恪先生，原计划用一专节讨论陈先生的成就，可惜也没有写成。这是一部智者的残缺之书，虽然残缺，仍然让人看到智者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