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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未人]“绽开在贵州高原的小花”——记刘锡诚先生

[余未人]“绽开在贵州高原的小花”——记刘锡诚先生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5月21日 作者:余未人

  一份刘锡诚先生的著作要目呈现在电脑屏幕上,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没法在一篇小文中评价这样一份厚重的人生成果,只是随意撷取了几朵绽开在贵州高原的小花。

  刘先生身居京城,又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但他的学术视野远远越出了书斋,一直在田野中徜徉。在上一个马年,我曾请他为一本无名作者写贵州屯堡文化的书籍写序,他两三天后就发来了序稿,角度新颖、视域辽远,对贵州屯堡文化如数家珍,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年轻学人的关切。

  2009年,贵州紫云县麻山的苗族唱诵刚被发现,我们将这个长篇唱诵初定为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但本地的搜集者和学者都还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亟需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与帮助。我曾经多次通过电话和电邮向刘先生请教、与之切磋。其焦点集中在唱诵的定位上。我们共同关注的是,麻山的这些唱诵

  是苗族史诗吗?《亚鲁王》是苗族英雄史诗吗……我虽然持肯定观点,但论据无疑是不足的。刘先生说,他24岁时,就曾被中国民研会第一个派到青海去组织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研究,那时兰州通往西宁的铁路刚竣工,他是乘第一辆火车去的西宁。他由自己的亲历,引申出许多关于史诗搜集整理的难点。对于麻山发现的苗族唱诵,刘先生坚持不能仅凭口述、凭感觉认定;因为我们不懂苗文,所以要认真研读汉译文本,才能做出判断。后来,搜集者加班加点,先翻译、整理了1500行史诗文本,由贵州省非遗中心主任亲自送达北京刘先生的手中,经他的认真阅读、研究,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我觉得,刘先生在当时做出这个评判也是有风险的,因为那时《亚鲁王》的搜集虽已不少,但只有一个人能够笔译,进度上只翻译了史诗第一部的六七分之一。但现实情况是,这部长篇史诗的搜集工作如若不能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与支持,没有经费的投入,搜集翻译工作显然是做不下去的。刘先生抛开个人的种种考虑,凭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大胆地肯定了其英雄史诗的定位。这对《亚鲁王》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一副最有力的强心剂。《亚鲁王》翻译的初稿形成后,刘先生读了很不满意,我也觉得那部译稿是通不过的,但自己又不想介入具体的整理、编辑工作。这时,刘先生提出了要求,冯骥才先生又找我谈话,坚持要我介入具体文字的整理,我只得从命。回头看,我很感谢他们二位的严格要求,保证了书籍的高质量。《亚鲁王》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后,刘先生随时关心它的后续工作,比如史诗下几部的搜集整理,传承人的情形,翻译者的心态,等等。这也是一个学者对这部史诗持之以恒的、发自内心的学术关怀。

  刘先生深知贵州民间文学蕴藏的丰厚,随时关注这这方面的态势、信息。2012年年底,刘先生应邀到贵州省图书馆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的学员们作讲座。他抽出了有限的半天时间,冒雨前往清镇市龙窝村猫寨组造访苗族四印苗支系的歌师王老咪。那里有一个新发现的苗族唱诵,我初步将其定名为《簪汪》,是一个关于四印苗创世、征战、迁徙的唱诵。

  先生是北方人,听贵州清镇的汉族方言就有困难,何况唱诵是苗语,先生的听力也明显较弱。于是他便让我和一位当地文化馆的小伙子提问,他细细辨听,回去后又多方查找资料。我们去的一行人中,后来只有他既写了文章《走马苗寨》,又拍了若干照片。而清镇当地人和我这样的本土学者,却至今没能将那些唱段完整地摄录下来,更没找到四印苗中能够胜任汉文翻译的人,实为愧疚。

  在刘先生身上,除了学富五车的积累外,更有一种执著的学术精神,它使得先生年至八旬而充满活力,学术生涯无尽。祝愿先生生命与学术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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