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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骥:真诚治学的思想家

杨公骥:真诚治学的思想家

2014年05月06日 10: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1期 作者:赵敏俐





  杨公骥先生(1921—1989)是当代优秀的文学史专家。他的学问不限于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亦均有创获。

  学问的事业总是薪火相传,当年自己亲炙杨先生,如今又有更年轻的一代成为自己的学生。这些年通过不断学习杨先生的著作,对他的学问有了更多的体会。同时,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时时想起杨先生语重心长的教诲,对他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年是杨先生诞辰90周年,写下这篇文字,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杨先生曾说:“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所谓追求真理,就是要在研究中求真、求实,敢于怀疑和推翻一切不科学的成见。所谓思想家,就是要有独立的思考精神,能够作出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因为有了这样的治学境界,所以他在学术研究中从来不盲从别人,他总是能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精辟独到的见解。

  杨先生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但他不是把理论当做教条来使用,而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的基本原则,即从社会物质生活的特定条件与运动过程中,来认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现象,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这一点,在他的《诗经》和《楚辞》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要把《诗经》放在殷周社会背景下去认识和研究,他反对笼统地从庸俗社会学的角度给《诗经》的作品贴标签,反对当时在《诗经》研究中重《国风》而轻《雅》、《颂》的现象。他在《中国文学》第一分册中对殷周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状况先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再结合作品本身分别进行细致的解读,并对《雅》、《颂》中的作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使他的《诗经》研究迥异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著作。

  在《楚辞》研究中,他对楚民族产生的过程和屈原所生活的时代所进行的细致考证,更是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史著作所不具备的。杨先生认为,不但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与时代息息相关,甚至包括作品的形式乃至诗歌的修辞等,也无不受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制约。他说:“在周代农业经济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诗歌,偏爱用‘草、木、虫、鱼之名’作形容词(见《诗经》、《楚辞》)。但在唐宋都市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诗歌,却偏爱用金、玉、珠宝、翡翠、玛瑙、锦绣等高价商品作形容词(见《花间集》、《乐府雅词》)。同样是基于人化物,终于物化人,但两者所以不同,岂能说与不同时代的经济环境无关?”(《自传及著作简述》)以此为出发点,杨先生对《诗经》的语言、表现手法和样式所作的研究同样别开生面,言前人所未言。

  杨先生的每篇论文,都有新颖的见解和极强的逻辑说服力,因而,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以理论思辨见长的学者。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先生的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还因为他特别重视资料的搜集。他主张:“当研究某一问题时,首先必须全面占有第一手材料。只有作全面调查,才有可能做深入研究;只有占有全部材料,才能比较推理作综合判断,才能触类旁通作全盘思考。”(《自传及著作简述》)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对材料的综合分析和科学推理。反对先设观点,然后一相情愿地去搜求片面材料来证实自己;反对玩弄“形音义互通互转”的训诂法,随心所欲地以材料为我注脚。在《商颂考》中,他对魏源等人的这种考证法,用事实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在搜集材料进行研究时,还特别强调“反证法”和“自讼法”。所谓“反证法”,就是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不仅要搜集对自己有利的材料,还要搜集不利于自己的反证材料。所谓“自讼法”,就是在自己观点形成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自我反驳,经过反复的自讼,才能拿出比较客观和稳妥的观点。杨先生在搜集材料方面主张“杀鸡也要用牛刀”,反对“宰牛而用杀鸡刀”。他认为,这不仅是治学方法问题,而且是治学态度问题。

  杨先生重视材料在研究中的作用,并且在搜集材料、分析材料、考证材料上下了极大的工夫。他的每篇文章都有大量的考证,但他从来都不赞成为了考证而考证。他认为,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发展主要靠对文学实践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整理与考证不过是进行科学研究必须的、起码的手段,而不能用它来代替科学研究本身。杨先生既具备很高的理论修养,又重视对文献材料的搜集与考证,把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走出了一条独具个性的文学史研究之路。

  杨先生是成长于20世纪中期的优秀学者,他是那个时代古代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先秦文学研究的突出代表。不仅如此,杨先生还以他的道德人品以及对于学术的执著追求,体现了一代名师的风范。杨先生1953年被任命为研究生导师,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招收了四届八名博士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一套系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我在跟随杨先生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受到专业方面的指导外,更重要的是被他的执著精神和高尚人格所感染。杨先生认为,研究者先进的思想和道德是研究的伟大动力。前人说学问深时意气平,可杨先生在是非面前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记得1985年3月我们入学后第一次见他,他给我们讲的不是如何做学问而是如何做人。他说:“如果从事社会科学思想意识之研究而又不是思想家,那就势必变成以知识谋生的知识小贩,或变成以文化牟利的文化巨商,甚至变成以‘学术’趋炎附势,用‘学问’佐奸助恶的无耻文人。立身于名利场,思维不在科学中,社会科学云乎哉?”

  杨先生特别强调治学的真诚。他说,一个人如果因为认识能力不够,而在文章中写了错话是可以被谅解的。但是,如果编造虚假证据,剽窃他人成果,颠倒是非,就是欺骗行为,是不可被原谅的。杨先生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应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要成为一个精神生产者。杨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直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他每发表一篇论著,必要纠陈言、树新见。

  杨先生对学问有着执著的追求。“文革”中,他被揪、被斗、被关押,多年心血积累起来的五千多册图书、十万余张卡片及《中国文学》第二分册未完稿全部被损毁。在身患脑血栓、半身瘫痪的情况下,还被下放到吉林省长白山区黑瞎子岭下靠山屯插队落户。在这种情况下,杨先生也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又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认真地通读一遍,目的是想认识他生活的这一时代。他说:“处于深山老林上漏下湿的茅屋中,或在蚊蚋扑面的深宵,或在风雪严寒的长夜,在半明半灭的小油灯下,我请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好好地教育了我,使我发现了自己以往思想是幼稚的、简单的和错误的。”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必胜信念”,拖着病躯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杨先生用自己的生命去追求学问、追求真理,为我们作出了表率,这就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一位优秀的导师留给学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先生的学问、人品及其对于学术的追求,同样是我们这些弟子一生敬仰的对象和努力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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