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民俗学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谱系”
七、“价值”还是“意义”:中国民俗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吕老自曝自身的学术谱系与问题意识之来源,他公开承认,他的问题意识,一是来自中国的现实,一是来自民俗学理论史(未知包括欧美民俗学理论史与否?)。这应该是大多民俗学家问题意识之共同的源起。
但是,吕老、户老他们,心中怀着赤子之心,“中国的现实,以及先贤的努力,让我们不断地反思自己,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的学问能够于中国的现实有什么用处?”经过学科的现代性反思以及自我反思,总之,以赤子之心面对中国的现实,是他的问题意识的出发点之一;另一个出发点是对于学术史的反思,从中发现了学界先贤对于“民”的主体性地位的强调。
总之,吕老说,“当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面临最艰难的选择,中国民俗学家不愿意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社会义务和历史责任,更不会向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和商品意识形态低头”。他要为“‘民’的主体地位的绝对性”奔走。于是乎,他通过胡塞尔找到了康德,并最终抛弃了胡塞尔。
至于为什么明知“后现代思想体系”而弃之不用,专用“启蒙主义最高思想成就的德国古典哲学”,一方面是前者“不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现实”选择了后者。
尽管在有意无意之间,吕、户二老都极端地强调了康德哲学的“极权”地位,但是,作为忠厚长者,吕老仍然说,“仅仅有价值研究,民俗学是空的;但仅仅有事实研究,民俗学是盲的”。他仍然为普遍民俗学家的研究工作保留了空间。
但是,尽管吕老不无真诚地劝告说,“要在价值立场和工具方法这两个方面真正理解后现代,中国学者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不能满足于学得一点皮毛”。我真诚地接受吕老的批评,但是仍然摁捺不住自己的好胜心,要基于这点“皮毛”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除了“价值研究”,所谓“事实研究”的“事实”是什么?有所谓“事实”吗?
第二,索绪尔、巴特等人不是告诉我们只有“神话”“话语”“建构”吗?
第三,“(普世)价值”不也是一种“神话”(罗兰•巴特意义上的)吗?
基于这些质疑,中国民俗学的“问题意识”是不是也可以是“意义”以及“意义被建构的方式”?既然雅克•德里达提供了“引述”;巴赫金提供了“对话”;阿尔都塞提供了“质询”;拉康提供了“镜像”;列斐伏尔发展了“异化”;葛兰西提供了“霸权”;霍尔提供了“收编”等术语;而塞托提供了“策略”;司各特提供了“抵制”;巴特勒发展了“表演性”等术语,既然所有学术界(尤其是以融汇百家之长的“文化研究”与“日常生活研究”为代表)都在讨论“意义”以及“意义被建构的方式”,那么,中国民俗学反而要退出到18世纪的康德的“普世价值”的讨论中去吗?
也许在熟悉哲学的吕、户二老眼里,我的后现代知识仅仅是“皮毛”,只会“误用”他们的知识与观点,这些我都诚恳地接受,并将努力认真学习,力求深刻。但是,仅仅简单地、弃绝“后现代思潮”,对于我们这些“后现代魔鬼的眷属”是没有说服力的。
一句话,与吕、户二老主张“普世价值”的问题意识,追随康德古典哲学理论的系谱不同,我主张“意义以及意义产生的方式”的问题意识,追随结构语言学以及语用学的理论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