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汪宁生先生
尹绍亭
2014年2月1日大年初二，下午3时许，在外地接到王东昕教授的电话：汪宁生先生今天下午1:40去世了。3天前大年三十，我曾打电话到汪先生家，欲去府上拜年，王云慧师母告知先生住医院，此前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呆不住，稍好一点便离院回家，病情反复，只得再次入住。去年夏天，到府上看望先生，数月不见，变化较大，言胸闷气短，行走困难，已不能独自下楼散步，然而精神尚好，依然健谈。见沙发边摆着文稿，我劝先生应减少工作，静心休养，他说休息不好主要是夜里经常失眠，到了这个年纪，有许多考虑的事情。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又肩负重托和众多期望，要做和可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先生之焦虑我深为理解。然而毕竟年事已高，精力有限，近年又疾病缠身，我意《学报》的主要工作是否可以考虑另选贤能？先生说《学报》编辑部一干人员是他选择的，跟着做了那么长时间，要对他们负责，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人选。看先生疲倦，起身告辞，他要我随其穿过卧室去看其新近用玻璃封闭的露台。露台宽敞明亮，远无遮拦，阳光和煦，多了这样一个读书休息的好所在，利于健康，很为先生高兴。先生柱着拐杖送我到门口，看我下楼，我回首致谢，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得知噩耗之夜，辗转难眠，与汪先生相交的往事和情景，一幕幕浮现脑际，令人不胜怀念唏嘘。记得最初认识先生，是在1980年。那时我在云南机械研究设计院工作，因为协助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程侃声先生翻译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先生的《稻米之路》一书，涉及考古学内容，程先生推荐拜访了汪先生，此后便成为汪先生家里的常客。对于我这样一个既非门生又非学术中人的后生，他总是热诚相待，给书给资料，聊学术谈田野，并选择资料让我翻译。较长的一篇译文是日本学者松本信廣所著《印度支那的民族》，翻译后由他安排发表于云南民族研究所编印的《民族考古译丛》第三辑（1983,6）。出于景仰，非常希望做先生的入室弟子，可是其时民研所尚无研究生学位，未能如愿，结果考到杜玉亭先生门下。虽然如此，然而作为私淑弟子亦颇受关照。硕士研究生期间，常请教汪先生，论文答辩，他是评委，无论是田野和写作，均深受他的影响。1988年，汪先生担任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建立民族学专业，希望调我到该系担任副主任协助其工作，调令发了三次，阴错阳差没有去成，后来去了云南民族博物馆，辜负了他的期望。办民族学专业需要师资，汪先生囑我挑选人才，我推荐了二人，不料此二人录用后工作不久便决意出国，把历史系作为跳板，先生颇为不快，但对我没有丝毫怨言，为此深感愧疚。1990年代大半时间，先生去挪威等国讲学，我去了日本，各自东西，联系少了，回国后难免又多有打扰。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云南物质文化》丛书，电视台欲请汪先生做评论节目，以先生的脾气，是不愿意做这等事的，但因为我是主编又是作者，他破例给了支持。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和南碱生态村博物馆建成开馆，我请先生莅临指导，他指出某些解说词浮华不当，要求平实简洁，给年轻馆员上了一课。我们从事“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课题，曾邀请先生赴试点考察指导，他不顾路途遥远，欣然前往，研讨会上结合国外应用人类学的案例进行点评，显示出其广博的学识。2007年，为迎接国际人类学大会在昆明召开，应云南人民出版社之托，我与夏代忠先生主编《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首先向先生约稿，得其《民族考古学探索》大作，使《文库》大为增色。2013年我受聘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推荐人是王国祥先生和汪先生等几位资深馆员。最近几年，受汪先生之聘，担任由其主编的《民族学报》编委，每次审稿会，谈文论道，针砭时弊，亲炙先生晚年风采，成为一大快事。想到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聚会，不禁怅然。
在汪先生同辈学者中，著书立说者不乏其人，而就我熟悉的圈子来看，具有传统学者教养和风骨者却不在多数。汪先生受人尊重，首先是其人格魅力。前述我向他推荐教师，其中一人之至亲与汪先生曾因学术问题有过芥蒂，我担心此事难成，而他却说我看重的是本人德才，其他因素与此无关。此事已然过去多年，然而记忆犹新，一件小事，足见先生品行胸襟。陈友康、罗家湘两位教授所著《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后记”有一段关于汪先生对待他人评价的记述：“汪宁生先生在国际主流考古学界享有大名，虽然我们供职于同一间学校，但我们一直没有直接交往。关于他的部分即将发表时，我才以高山仰止的心情请教他的看法，他说：‘文章正式发表之前我不看，怎么写是你们的事，发表后我们可以交换看法。我们遵守学术规则好不好？’他的这几句话，让我更深地体会了什么是真正的学者。”此段记述使我联想到钱钟书先生拒绝外国学者访谈的“母鸡与鸡蛋”的佳话，只有“心性高洁，淡泊名利”（陈、罗《史稿》评语）之人，才能如此超然脱俗，宠辱不惊。在学界，汪先生为人耿直广为人知，对于浮华不实、沽名钓誉之人，向来不以为伍，对于时下浮躁的学风，则深恶痛绝。“当今之世，研究古代史不者能读古书，研究外国史者不必通外文，民族学者不知以科学方法作田野调查，举国皆然，云南为甚。”这是他为侯冲教授《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一书所写序言的文字，私下交谈，也多次听过他类似的批评。国内学风不正，国外亦未必都好。汪先生第一次从美国回来，向他请教国外学术情况，肯定之余，话锋一转：“国外也有一些年轻学者喜欢跟风，一味追求时髦，空谈理论，我给他们说做学问不是卖电视机，越新越好，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严谨扎实，毫不逊色”。先生鄙视浮躁浅薄，看似自负孤傲，其实不然。在《以治学为职业，做真实之贡献——读《顾颉刚读书笔记》有感》一文里他写道：“在熟读古书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比起顾先生和其他史学前辈来，相差太远，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去年与先生谈读书，言及岳南所著《南渡北归》一书展现的民国时期名师鸿儒的众生态，先生感慨系之曰，前辈的高度，我们是难以达到了，而现在的学者又不如我们，前景堪忧。我被此话深深触动，作为鞭策，是晚写入日记之中。
在记忆中，汪先生曾三次搬家，无论搬到哪里，客厅显眼处总是挂着顾颉刚先生所书的《荀子.劝学》：“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汪先生说：“顾先生为我写这段话是寓有深意的，他希望我们研究任何学问要注意方法。只要能找到正确治学方法，大家都可以做出成绩来。”先生的这番教导，我是谨记于心的。1989年10月，我到沧源调查，特地去看崖画，同行者沧源县文化馆李学宏先生曾是汪先生调查崖画的成员之一，看着崖画周边依稀可辨的测绘方格痕迹，听着李先生讲述当年调查的情况，如历其景，倍感亲切。在云南，研究崖画者不止汪先生一人，然而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影响的仅限汪先生大作，何故？问题就在于治学态度和学养的差异，而治学态度和学养的差异又集中体现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汪先生的沧源崖画调查研究方法，总结为四阶段十六个步骤，整个过程按照预设的阶段和步骤循序渐进，一丝不苟，逐一认真操作，可谓费尽心力。反观时下的崖画研究者，他们不懂也不会向汪先生那样去做，他们的“方法”，多半是开着汽车跑到点上照几张照片画几幅图，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以此标榜“田野调查”而后就可以大发议论炮制文章著作了。两相比较，实为天壤之别。20世纪80年代，云南学界出现了几个有影响的交叉学科，民族考古学即为其中之一，汪先生是该领域的开拓者。什么是民族考古学？汪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就是民族志资料和考古学资料的比较研究”。由此看来，民族考古学以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方法更为贴切。早在1960年代，汪先生受顾颉刚先生的影响，即开始尝试应用学科交叉比较方法从事调查研究，经20年探索积累，至80年代初国门打开，引入民族考古学概念，一个新的交叉学科便在中国应运而生，此可谓实至名归，水到渠成。汪先生勤奋执着，学贯中西，注重研究方法，追求“尽陈言之务去，乃他人所未发”，他的治学精神和业绩，值得我辈终身学习。
考古学家张增祺先生是汪先生的老同事，我将汪先生逝世的消息告诉他，张先生沉吟良久，然后说道：“他是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一位重要学者，他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是的，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其留下的学术遗产不会湮没，且将随着岁月之变迁而弥足珍贵，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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