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0

乌老先生在他的《民俗学原理》P126-129，中提出了民俗角色的概念，其中提到，母亲、儿媳妇、女儿、婆婆等是民俗角色，
巫师、媒人、接生婆等是专业的民俗角色，另外如祭礼人、抬灵人等是随俗角色……后两种定义较好理解，但是，母亲、
儿媳妇、女儿、婆婆等是否等同与社会学提出的先赋角色？这个民俗角色的概念如何鉴定？请教所以老师们。

乌丙安

陈秋同学：你提出的问题在民俗学理论与实践中都是很有意义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首先，这是民俗主体论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在主体论中找到相关的理论支点。第一个支点是民俗主体是人，是具有俗民身份的人，母亲、女儿；婆婆、媳妇；当然都是俗民中的人，同时结成民俗的关系。第二个支点是人的民俗养成及其“习俗化过程”，即母亲在习俗化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对儿女（特别是对女儿）实施习俗养成的“传”的职能，担当“传”民俗的角色；儿女（特别是女儿）在此过程中处于被养成的“受”的时段和位置，担当着“习”民俗的角色。婆婆和媳妇同样，在“传习”着如何做媳妇的传统习俗，从而担当相应的民俗角色。第三个支点是民俗是人类文化范畴的概念，民俗角色是一种担当民俗文化记忆、文化传习的的直接当事人，他们是在自然而然、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状态下担任民俗角色的。所有这些都是民俗学范畴的界定，和社会学对社会成员的角色识别、分工是有明显区别的。
    无论社会学的社会角色怎样界定，我可以肯定，他们或她们都在传习民俗文化中分担着各种民俗学定义下的民俗角色。据我调查：吉林有一位满族老教授（社会角色）同时也是满族富察哈喇的萨满传人（非职业的民俗传人）。研究民俗学要牢牢把握住民俗学范畴和领域的视野或视角，对相邻学科可以参照和关照，但在理论鉴别时，最好不要轻易进行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置换。以免影响自己对本学科的研究信心。
                                                    乌丙安

施爱东

　　强烈支持乌先生的观点。
　　民俗学应该生产更多有意义、有学术含量的属于自己学科的语言，并借助这些更精准的学术话语去操作自己的学科，通过提高学术门槛来自然排除那些江湖郎中打着“民俗学家”的招牌招摇撞骗。
　　学科术语在本学科的普泛化过程，也是民俗学者的“民俗养成及其‘习俗化过程’”。

陈秋0

乌先生、施老师 ，
     好几天未上论坛了，多亏同窗苗苗的热心，今天来邮，提醒我两位老师已经给我回帖了。
   感动两位老师在百忙之中抽时间给我这位初学者细致、耐心、春风化雨般的解答。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源于最近自己的一点想法。我的家乡在温州一个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城郊村，温州模式让我的乡亲们早在上个世纪的九是年代初就彻底离开了土地，生活在着片土地上的女人许多都是经商、理财的一把手，她们的日常生活也永远同步的追逐着温州市区，乃至港台的时尚……但是……
    比如婚俗方面，如今村里新人结婚（第一次），时常是他们自己的5、6岁的孩子当花童，甚至有的是一儿一女（儿女双全）来当他们的金童玉女……母亲告诉我，现在村里年轻人很多这样，结婚前习惯把儿子生出来，再结婚。第一胎是女孩子，就盼第二胎是男孩子，再不是就打胎，所以常常出现小姐姐拉着弟弟见证父母婚礼的新模式。“新孺人（老家方言对新娘的称呼）带孩子出嫁不是新鲜事了”。我曾经试着问一两个年轻的姑娘，她们说，香港明星刘嘉玲和梁朝伟不都是这样吗？光谈朋友，不结婚，也挺好的，但是与我母亲年纪相仿的妇女都说为了生个儿子再结婚塌实……
     又比如说，年节时候的划首饰龙灯仪式，家家户户（基督教徒除外），凡是有儿子刚娶了媳妇的，刚生了男孩子的（添丁），都要摆香案，准备福礼，在龙灯上“挂红”。灯师领头负责“参龙”（参谒龙神的意思），挨家逐户去演唱一种别具一格的曲种——《龙灯歌》，祈求龙神保佑“挂红”的人家子孙平安、家业兴旺。现在，生了女孩子的人家也开始要求“挂红”，并且得到村里人的接纳。
    ……
    民俗文化在变异中传承，女性在民俗中的角色变化非常明显、独特，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我的家乡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看了一些女性学的文章，社会学的文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较多。但是通过对家乡民俗的观察，突然觉得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所以突然想到当代温州农村妇女的民俗角色问题，所以不知深浅的向老师们提出问题。
    乌先生的“研究民俗学要牢牢把握住民俗学范畴和领域的视野或视角” ，施老师的“民俗学应该生产更多有意义、有学术含量的属于自己学科的语言”都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有了非常强烈的学科意识，刚刚读了一些专业书籍的我，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点拨。接着我要在回到家乡，做好田野调查……
    期待能够得到老师们更多的指点。
    祝两位老师生活、工作愉快！
    祝乌先生身体健康！
                   学生陈秋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