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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历史文化] 邓启耀:“水尽山穷处,枕肱看野云”——忆恩师赵仲牧先生

邓启耀:“水尽山穷处,枕肱看野云”——忆恩师赵仲牧先生

“水尽山穷处,枕肱看野云”
  ——忆恩 师赵仲牧先生

  我是在美国考察期间得知赵仲牧老师去世消息的,急忙打电话给惟达询问,竟是真的!才在几天前,我还和同行一位曾在德国弗莱堡研究胡塞尔多年的哲学家谈起赵老师,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交流,没想到老师竟撒手而去!

  13年前,我到德国弗莱堡主持一个画展,赵老师告诉我,弗莱堡是胡塞尔任教的地方,他在那儿一直生活到去世。赵老师曾引导我读过胡塞尔,还有康德、列维-斯特劳斯、列维-布留尔、皮亚杰等,让我这个惯于具象感知的人领略到了抽象世界的奇妙。赵老师很少出门,但对世界地理特别是历史人文地理神游已久,天下哪里有什么,和哪段历史相关联,他一清二楚,就像他去过一样。为了向那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德国人解释中国的文化艺术和这些年的情况,我在展览的开幕词上提到了赵老师说的事。弗莱堡友人大为感动,他们原以为中国除了长衫马褂和文化大革命就什么都不知道的。为了我老师推崇的胡塞尔,他们特意带我去寻胡塞尔的墓。让我吃惊的是,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坟墓比我想象的简朴得多,甚至可以用“简陋”二字来形容。看碑文还是全家合葬墓,远不如一个酒店小老板的显眼,更不能和豪门名流相比。但那一天我明白了:人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比坟墓的。生,不带来任何东西;死,也带不走任何东西。唯一属于自己的,只有经历;唯一能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有他的创造物。

  赵老师留给了我们太多的东西。我们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受益的第一批人。从荒漠里乍出,得读书真是个如饥似渴。但劫后百废待兴,可读的东西还真不多,大学里开的课也还在尴尬地转型。昨天的课刚刚批过的人,今天就平反了,弄得一些老师很没面子。那时的77、78级,失学多年,求知心切,但经历复杂,世面也见过一些,没有那么循规蹈矩,让有的老师十分头疼。这时赵老师从辽宁大学调来了,给我们讲魏晋文学、西方美学等。赵老师特殊的经历先已风传,初登台,一开口,就与众不同。他不带讲义,古今中外,侃侃而谈,讲到动情处,还不时慷慨吟诗,颇有魏晋名士的风骨。我们先是被他惊人的记忆和渊博的学识镇住,接着为他深邃的思想和率真的性情所折服。听赵老师的课,成为我们的享受。别系的同学闻风而至,我们不得不和他们抢占座位。白天听不够,晚上我们还缠着问。师生围着翠湖边走边谈,走了一圈又一圈,不知多少夜晚。

  我因为习惯了读图和视觉表达,自感抽象思维不强,便咬了牙到赵老师那里操练短处。毕业后很多年,还差不多习惯性地每周要去赵老师家一两次,挤在他堆成山的书之间听他谈话;或请他到我家,凯模做饭,然后全家听他关于思维学、元哲学、符号学等方面的探讨。但没有认真读书去找他是很冒险的,他会弄得你十分狼狈。赵老师对人的装佯做假极其敏感,一旦发现,一点面子都不给。但只要你真在想问题,哪怕再幼稚,赵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帮你梳理、提升,让你豁然开悟。而当我们还在为刚刚进入的某个领域偶有所得而得意的时候,赵老师的思绪又已经走远,跑到另外一个领域了。他必须检验把这个理论模式放到另外一个论域或学科领域的时候是否合适。后来,在赵老师指导下,我试用思维学理论分析中国神话的习作《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受资助出版,赵老师欣然亲为作序。这篇长达40页的长序,成为这本书实际的灵魂。赵老师逻辑严密的思辨让所有听过他讲演的人钦佩,他那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来去自如的本领更令人惊叹。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老师,我不会进入学术殿堂,更不会领略理论的魅力。

  但赵老师手把手领我们一个个上路了,他却依旧安之若素,不断地买书、读书和思考,很少发表东西。有时我忍不住鼓动他,说:“赵老师,作为您的学生,我们都在左一本右一本的写,出,您却依然不动声色。这不公平。”他却沉吟:“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一一历数,层层解析。我想起他为学生写的那篇长序,绝无半句虚言,还一改再改。要不是出版社编辑赶飞机强行拿走,他还要改下去。当他自剖自己的思考应该在整个理论框架中处于什么位置,还需要什么理论和材料的支持,有什么不足等等的时候,我们这些小有所得便要“发表”出来的人不禁汗颜。

  本来,我一直相信,正如晚年才开始写作的康德,那些震动世人的东西反正就在赵老师的肚子里或抽屉里,迟早都要出来。但赵老师第一次生病住院,让我们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次我因为急,说得直接了一些。我说:“赵老师,我们知道您追求完美,但说句不该说的话,人到最终的那一天,能寻得到完美吗?”赵老师第一次沉默不语了。那次生病让赵老师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他调整了自己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当我们看到赵老师的第一部文集终于出版时,那真是比什么都高兴。

  后来我们举家迁到广州,看望老师的机会少了,唯有通过电话,不时问候一下,或请他来广州小聚。但这毕竟不能常有。赵老师再次住院,我和凯模赶回昆明去看望他,明显感到老师身体不如从前了。老师不愿在病房里摆放鲜花,我们问为什么,他说他不愿意看到花儿的凋谢。听到这话我们难受了很久。我们甚至有一种恐慌,生怕老师挺不过来。回来凯模对我说,老师老了,你要常去看看。我们曾经设想过为老师安排伴侣或接来广州照顾,但老师离不开他那些书,还有他那任何人都无法干扰的生活习惯。我只有抽空把过去和赵老师讨论问题的过程记录和听讲笔记整理出来,用电子邮件发给他。虽然我知道赵老师肯定已经超越了这些过程,但如果其中一些东西还有用,至少可以为他省点抄写的力。

  万幸的是老师挺过来了,连医生都感到意外。我们认为是意志力起的作用。今年春节我们全家回昆明过年,除了母亲和老师,我们基本没做更多的探访。在赵老师终于能放得下书的宽大书房和以书为壁的客厅里,我们喋喋不休说了许多关于养生的话,他也高兴地告知自己的写作和出版计划。看着老师的笑容和洒满阳光的新居,我们松了口气。

  3月突然听说老师再次住院,4月我赶回昆明去看他。让我十分难过的是,老师已经不能说话了。第一次去他几乎全在昏迷中。第二次去,在不多的清醒时段里,老师把眼睛看定了我,似乎有话要说,却欲言又止。我把护理的人支开,俯身听讲,他却讲不全几句话。不一会老师又昏迷了,发出阵阵呻吟。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些喷涌了一生的话会这样被卡住!一个智者的思想会这样被卡住!我就这样默默坐在他的床边,等待他再次醒来。

  当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俯在他耳边,说我们都等着读他的全集,希望他能像以往一样挺住,他点头了。我告诉他学校派我出差,回来后要在他的书房而不是在医院再见他,他点头了。

  但老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约了!

  隔了半个地球,我无法赶回来为老师送灵。独坐无语,想起手边电脑里存有一篇17年前谈及赵老师的文章,便找了出来。那是学术之外的一篇散文,题为《孤独者,请看那云》,曾述及赵老师的诗和人:“这个时候,我常会想起自己的老师。他一辈子没容得虚伪与丑恶,甚至礼节性的‘装佯’,他也很敏感。我有时写文章技穷,便用‘文笔’上的花招掩盖思想上的模糊,常可蒙许多人。唯在他面前混不走,弄得虚汗淋漓。也许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吧,他尽管学养高人品正,却一生坎坷,到老还总遭妒,被误解,特别是他沉于冥思而忽略‘常情’的时候。晚年他社交上和思想上日愈孤独,自嘲‘水尽山穷处,枕肱看野云’。但我知他,他哪是太虚境中武陵人,只是看云的。人说‘古来圣贤皆寂寞’。他贤且智,故寂寞日多。悲剧之一,可能就在总想点破那世人不以为然或不愿正视的某些本相吧。”

  如今再读,不胜感慨。无奈的是世上许多事,不是按我们的愿望,也不是按我们的努力去成全的。甚至生命,都不是按最公平的方式对待的。

  记得18年前,我带全家去爬昆明附近的轿子雪山,以为和旅游差不多,冒冒失失拉赵老师一块去。谁知到车不能走的地方,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扶老携幼,差不多天黑才到,老师和女儿却都有了高原反应。第二天回程,夫人照顾女儿,我陪老师。路太难走,人都失散了,师生二人,相依徐行。由于昨天老师的体力消耗太大,加上一路海拔较高,我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歇气,估摸路怎么走。那路,时而水尽山穷,时而柳暗花明,一会坐看他处风起云涌,一会自己走进云里雾里。这时,“水尽山穷处,枕肱看野云”二句,不由自主便在脑子里出现。不过,有惊无险,那次我们一起走过来了。

  可这一次,我无法陪伴老师走过来。转眼间,师生竟已阴阳两隔!

  我再度无语。开窗,洛杉矶天空竟也无云。

  空旷的天空我却看不到您。

  地面有教堂的尖顶伸向天空。有句话不由自主就浮现了:

  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

  我想知道老师此刻在哪一扇窗前眺望。在山水无际的那一边,老师还在看云吗?我想,云流迷茫不可知处,或是您翻腾的思绪……

  2007年5月写于洛杉矶
转引自 邓启耀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d69070100llrn.html

[ 本帖最后由 朱卿 于 2014-1-2 23: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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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对邓老师的情感,在《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那篇超长序言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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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赵先生。
我听过赵先生的一学期的课,烟雾弥漫,思接千载,心游万方,思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力量。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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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仔细细地读过之后,满心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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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森:信使(纪念恩师赵仲牧先生逝世六周年)

  信使

  李森

  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

  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

  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

  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

  ——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

  一

  哲人 赵仲牧先生走进教室,世界突然鸦雀无声。不过,还有两种东西在旋转,体制的轮轴,岁月的齿轮。这两样东西,像亘古的一个秘密链环,只有极少数人能听见它们的声音,看见它们的锋利。仲牧先生把讲稿放在讲台桌面上,接着缓慢坐下,像一缕朝阳突然刺入涧底,照见惊慌的兔子。然后,先生点燃一支香烟,闭目沉思片刻,时空中突然发出了第三种轰鸣之音。这是《西方哲学史》的第一课。此时,远方的一支玫瑰正在枯萎,而其他的玫瑰,都在时空的门槛之外等待虚构。与此同时,一株空谷幽兰,正在被一头猪拼命拱着。仲牧先生决定在光阴碎裂的迷离瞬间与瞬间,放逐自己的肉身而服从思想,这一点疼痛,俗人们没发现。事实上,仲牧先生,是一位鲜有人发现的人类信使。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思想即是信使,是信使气息盎然的锦绣年华,而非枯燥的逻辑。听者不知道作为动词的“思”与“想”为何物,也就不知道先生的信使身份。是的,一位信使的命运,一个辞藻的生机,在晨曦的浸润下,发出了孤立无援的哀怜。先生睁开眼睛。这个晨曦照耀下的辞藻,开始引领着一连串的句子拆开了洁白的信封。第一个句子慢吞吞地发出了声音:啊,泰勒斯,我的一个朋友!接着,第二个句子,第三个句子,无数个句子也开始发声:这个朋友说过,水是最好的。在这个朋友的心灵中,最好,就是最善,最善,就是万物的源泉。

  仲牧先生的这位米利都朋友终身未娶,当他的母亲跟他说,该娶妻了,他说,“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呢”,过了多年,他母亲又说,该娶妻了,他又说,“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了”。先生的眼里泪光闪烁,好像在一个瞬间就审视了自己的一生。远方,一支玫瑰还在枯萎。更远方,一株空谷幽兰,还在被猪拱着。先生喃喃自语,念出了几位人类精神信使的名字,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也终身未娶。先生其实是在自我解脱,以先哲自诩并自嘲一番。那一天,恍惚间的又一个瞬间,他的确与年轻的泰勒斯,一起站到了尼罗河边。那是一个冬天,尼罗河夏天暴涨的河水已经退去。他们俩人,看着埃及人使用几何知识在丈量土地上的淤泥,重新分配土地。埃及人每年如此,因之他们中的天才创造了几何学。先生在讲台上继续喃喃自语:何必呢,泰勒斯,何必去衡量三角形和圆周上的那些线条?那些线条本不存在,而你,非得把它们画出来,从此,世界不得安宁了。

  二

  人类智慧的信使与学者不同。学者沿着逻辑的道路行走,处处彰显推演算计之能事,相信逻辑即是真理或抵达真理的方法,而智慧的信使,则在逻辑的路上反抗逻辑,警惕逻辑的乖张与绑架。要做一个智慧的信使是难的,做一个自我观察和显露的信使更难。因为逻辑是人类不得不制造的一架暴力机器,这架暴力机器随时都在绑架人,生成所谓的学术和知识。它几乎绑架了所有的人,把所有人变成了囚徒。一万人中,或许只有一个人反抗绑架,其余的人都乐不可支地接受绑架。逻辑的绳索也来绑架仲牧先生,他一不留神就被绑上了,在脸上留下了一个墨刑的疤痕,刺上了“哲学”这两个字。自然中或有因果,但无逻辑。仲牧先生八岁那年,曾经想象过自己一生终结时壮烈的一幕:抱着一堆手稿,从一个塔尖下坠。没有人知道先生立志要写下什么,但那肯定是一堆逻辑形式,一堆关于世界的言辞,或一个哲学体系。一个人小小年纪就如此相信逻辑书写,不能不让人听之惊心动魄,感慨文化化人的力量。有一日,先生坐在杏坛上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在想象着自己逃脱逻辑绑架的另外一种情境。“离开逻辑,我要到哪里去呢?”先生想来想去,认为回归事物,或许是摆脱逻辑绑架的一个途径。“回归又有什么用呢,可是不能不回归。”他开始钟情于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考察“放弃一切偏见、成见、习惯看法”,“回到事情本身”的信条。凭先生的智慧,他立即就想到了所谓的回归,也不过是一条逻辑的道路,他失望已极,甚至想到了哲人的虚妄,智慧的无聊,存在的无依无靠,但还是要“不可为而为之”。有一次,李森听见先生说:“原始人在思维中通过投射——幻化的方式,把人类的价值观注入某些非人的事物,某些非生物、动植物、图腾、祖灵、神祇、魔怪,使它们不仅仅具有了针对人类的益或害、好或坏、善或恶的价值功能或价值取向,而且使它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评价事物的价值观。”先生深感诸多价值观的原初来路有巨大的问题,可诸多价值观已经生成,作为智慧的信使,何以自处?何以相信所谓价值为真?先生陷入了沉思默想、无以自拔的境地,只好念了一遍《道德经》第五章,自我消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先生也,“守中”,怎么能守得住呢?先生告诉弟子李森,他想到了《搜神记》中的一个故事。有一人,给一个叫杨伯雍的人送了一斗石子,杨伯雍把石子种在土中,那斗石子便生出了一窝碧玉,其中有白璧五双。仲牧先生想,从石子到碧玉,这就是逻辑吗?种下石子,渴望长出碧玉。石子何喻?碧玉又何喻?谁是石子?谁是碧玉?在石子和碧玉之间,是什么呢?是谁搭起了那个逻辑的桥梁呢?弟子李森说,先生的一生,即是反复把自己种在地里、渴望长出碧玉的一生。自己把自己种在地里,渴望长出碧玉,何其悲智!何其悲壮!弟子李森又说,先生也,其实从石子到达碧玉之间,事实上并没有一条道路,或许可以假设一条道路吧?那么,弟子想以诗的方式,为先生假设这条人生道路,同时也自我假设,以诗的名誉!弟子李森再说,这个诗的假设,诗性的表达,已经是精神信使最后的一滴眼泪。

  仲牧先生念了他曾经写下的《银杏社成立十周年》一绝:

  种石伯雍终获玉,十年银杏已成林。

  文坛风雨常相问,漫寄诗人一寸心

  三

  晚年,有一个词在折磨着仲牧先生。这个词叫“开显”。不知在何时何地,先生突然觉察到,在“打开”和“显露”的那个世界之外,似乎并无世界可言。过去的过去,先生并不这样看,他要追求事物的本质,截断众流,让水落石出。换句话说,在早些时候,先生并没有想到,以语言或逻辑去追求事物的本质多么荒唐。即便那次梦游古今,在英国与大卫·休谟相遇之后,他也还没有下定决心,尽管休谟的《人性论》已使他困惑不已。休谟说,来自东方的赵,你和我,其实只是两个印象的感觉链环,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接一个的感觉印象的闪现,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仲牧先生说,苏格兰之子,难道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些眼睛,一些耳朵,一些鼻子,一些手臂,一些脚踝吗?休谟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事物之间甚至没有因果,更没有所谓的理性,你能找到因果和理性藏在何处吗?如果某种情态下出现了因果联系,也是从印象到达印象,背后,并无因果,至少人是看不见的呀。仲牧陷入了醍醐灌顶之后的沉思,他的确找不到因果和理性,也就是说,他找不到柏拉图了,这是何等的失落!然而,他深知,因果和理性,对于学院派们来说,似乎是一目了然的。那种不加怀疑的一目了然,使他有点愤怒。仲牧先生对休谟的推崇,可能源于厌恶理性主义的张狂和逻辑主义的放肆。有好几次,他在讲台上,深切地为休谟念起了悼辞:“休谟,你安息吧!”念完,眼眶里充盈着泪水,那是大梦初醒之后的眼泪。先生的声音,使教室里的耳朵纷纷枯萎,然后凋谢。不是所有耳朵,都配听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哀悼之音,那震颤不已的轰响。

  从寻找自然或事物存在的本质,到视“开显”为“本质”,说明先生的哲学,是二十世纪的哲学之思,源远流长。“开显”既不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命题的主词或宾词,而是一个运动着的谓词,是恍惚世间的印象绵延。显然,仲牧先生已将“开显”作为一种现象学方法一样的视点,去看世界、体悟世界了。“开显说”之提出,说明仲牧先生的哲思已经走出了哲学“三峡”,到达了广袤的“江汉平原”,在弱水三千中,取瓢自饮。自休谟怀疑本体,康德划分了人的智慧界限而下,先生之哲思,无愧于休谟、康德与胡塞尔诸圣的信使。

  弟子李森问先生,“开显”是“开显者”的“开显”吗?是“空相”还是“实相”?先生答:“‘法性’,‘真如’,‘非相为相’在‘开显’;‘诸法空相’,也在‘开显’。”

  弟子李森笑云:“先生,哲学的春天来了吗,万事万物都开显出来了吗?”

  先生亦笑曰:“都‘开’了。”

  弟子李森又说:“我似乎看见了,真若形,善若果,美若花。”

  四

  精神的信使,背负着智慧的痛楚踽踽独行,如山为水而立,水为山以形。形影相吊。

  信使的精神游曳于存在与虚妄之中。在存在与虚妄之间,有没有“物”,有没有可知、可感、可视之“物”?此“事”“惚兮恍兮”,折磨着仲牧先生的弟子李森。“物”是幻象,还是事实?无论是认可幻象,还是认可事实,观察它们的方位在哪里?

  又一次,在杏坛的风起叶落之时,弟子李森问晚年的仲牧先生:“此时此刻,先生的哲思有没有一个原命题,即所有命题的逻辑起点?”

  仲牧先生答:“有的,它叫‘开显’。”

  弟子李森问:“先生,是什么在‘开显’呢?是幻象,还是事实?”

  仲牧先生答:“是‘事象’在‘开显’。不是事实,也非幻象。”

  弟子李森有点疑惑,又问:“物本体的‘事象’吗?”

  仲牧先生答:“非也。在哲学史上,‘物’曾经有个本体,创造了趋之若鹜的本体论者。现在,至少在我的哲学思考中,‘物’没有本体了,或者换句话说,物本体崩溃了,悄无声息地崩溃,只有‘事象’的‘开显’。你没有听见那崩溃的声音吗?在语言世界中崩溃的轰鸣之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泻千里的倒塌。”

  弟子李森还是疑惑不解:“学生怎能听见先生‘心’中的声音呢,连来自自然中的声音,听起来都那么吃力,因为辨认不清,某种声音是表象还是本质,是风暴还是云雨。至于说那语言中的声音,更是神秘莫测。万卷辞章,时时秘而不宣。每一个辞藻和句子,都那样神秘莫测,闭关自守,讳莫如深。有时候,每一个辞藻都在拒绝我,它们似乎更喜欢那些学院派的教员,与教员们亲密无间、如胶似漆得很呢。”

  仲牧先生说:“我理解你的困惑。你知道那些辞藻和句子为什么喜欢学院派教员吗?因为,辞藻和句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奴役教员们的心灵,教员们也欢天喜地地在接受奴役。当然,教员们是不知道,辞藻和句子正在奴役他们,正在占有了它们。”

  弟子李森说:“的确如先生所言,‘不知道者’不知他们‘不知道’这一点。这一点也给他们带来了以‘不知道’为‘知道’的好处,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了也,这就够了。有一次,我明明看见,某哲学教员的心中爬满了语词或一连串的句子,就像爬满了苍蝇。是的,无疑是苍蝇,成堆的苍蝇,我甚至闻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腥味,或臭味,苍蝇司职‘腥’‘臭’,好得很啊。问题是,那位哲学教员却自认为,心中爬满的,是一群小蜜蜂,还正在采他酿造的甜蜜呢。”

  仲牧先生笑着说:“你的这个比喻有点损啊,不过,你这么一说,我也看见了。那位教员总是在课堂上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仿佛他就是花果山的孙悟空呢。”

  弟子李森说:“先生的‘猴头’比喻也损啊。他是猴子们的精神和行动导师吧,的确像,不,真的是一位导师。他还是西天取经的大护法呢。在他的头上,的确有一个紧箍咒。可怜的‘猴头’。”

  仲牧先生说:“真是,可怜的猴头。可惜,那个教员最多是花果山的一只猴子,可能还达不到‘猴头’的级别。‘猴头’不在我们这个边城,而在远方的大世面上呢。”

  弟子李森说:“先生,把猴子们暂且悬搁起来吧。我想知道,此时此刻,无论苍蝇还是猴子,它们是在先生的‘心’中‘开显’吗?或者说,是先生的‘心’在开显吗?比如说,有一个或者众多叫做‘心灵’或‘灵魂’的东西在‘开显’吗?或者像一个小哲学工作者那样说,是认识论的某种主体性在‘开显’吗?学生愚钝,请先生明示。”

  仲牧先生闭目摇头,吐了个烟圈,答曰:“非也。没有心本论的‘开显’,认识论的心灵哲学也崩溃了。难道你没有听见,主体性也在崩溃吗?”

  弟子李森接着道:“先生,十多年前,我看见过,当然,同时也听见过一个所谓的主体性在先生的‘心灵’和‘心智’中疯狂地蔓延、扩张,像万壑春风,浸润天地,再生物华。可是,现在怎么就崩溃了呢?”

  仲牧先生:“那年月,我的确为那个所谓的‘主体性’鸣锣开道过的,可春秋无常,事象无常,思无常。事象总是在栩栩如生之时崩溃的,如春花凋零,秋实腐败。”

  弟子李森接着问:“先生的‘开显’,是‘人’在‘开显’吗?比如说,所谓人本的文化系统?各种价值体系?比如说,仁、义、礼、智、信?”

  仲牧先生睁开半闭的眼睛,兴味盎然,连连摇头:“人本主义是靠不住的,价值体系也是岌岌可危,人本和价值两座‘姊妹双塔’也倒塌了。从来没有坚不可摧的东西,没有一成不变的事象。只要假设的出发点崩溃了,一切都会分崩离析。”

  弟子李森再问:“先生,是谁制造了这次哲学史上的‘恐怖袭击’,一如美国的‘911事件’?”

  仲牧先答:“是我。一个恍兮惚兮的生命事象。”

  弟子李森笑逐颜开,他总是喜欢与先生开玩笑,因为先生也是一位幽默大师。有幽默才能的人,方可交往。

  李森说:“先生是哲学上的‘本·拉登’吗?无论谁出多少美金,我也不会暴露先生的藏身之处的。”

  仲牧先生说:“你就那么忠诚吗?你忠诚的出发点在哪里?忠诚可是一种人文价值,它何以可靠?”

  弟子李森诵《论语·子罕篇》一则作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

  仲牧先生的心中充满了欢欣,笑着说:“我既不是本·拉登,也非孔圣人,可能是众多西西弗斯中的一个。”

  弟子李森叹曰:“我当然也非颜子!颜渊的命太短了,可惜呀。先生是位土生土长的本地西西弗斯吧?”

  仲牧先生笑而答曰:“看你说的,西西弗斯还有本地的,外埠的吗?”

  弟子李森喟然长叹,嘘嘘不止,要求朗诵太史公《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得到仲牧先生的应允。李森以男低音诵之:“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仲牧先生若有所思:“太史公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振铎之声,不绝于耳。”

  弟子李森又以男低音诵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

  仲牧先生嘘嘘嗟叹。

  过了一会儿,弟子李森又问:“先生,‘事象’之‘开显’,既然无‘本’,何以确证?”

  仲牧先生答:“事象在‘过程’之中,‘过程’在‘关系’之中。如果有所谓本体的话,事象之‘开显’,即是‘本体’,如此而已。”

  弟子李森:“先生思想,可新世界。”

  仲牧先生笑而不答,仿佛指标摇曳。弟子李森想,世间有仲牧先生茕茕卓尔,山中必有一木,灿出林表;世间有仲牧先生锃亮若铁,山中必有一卉,馨领群芳。此种人与物的隐秘联想,乃是“事象”到达人心世界的大美通途。

  五

  在仲牧先生的客厅靠窗的地方,支着一架小型望眼镜。有时,先生会凭着望眼镜看一看窗外的星空。那一时刻,群星来潮,缀满屋顶。弟子李森即便不在场,也时时能看见,先生的屋子里,还住着一位戴假发的老头,那个人叫伊曼努尔·康德,他来自德国的一个边城哥尼斯堡。康德说,我只有两种东西可与先生分享:“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仲牧说,我有两件事,请先生赐教:“说出可说的东西和不可说的东西。”仲牧先生阅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维特根斯坦的第七个命题“不能说出的东西只能保持沉默”很不以为然,他要说出不能说的东西。仲牧先生的这一抱负,使他将自己置于一个言说的巨大困境。说到底,这是要超越康德和维特根斯坦为人类的理智和言说划分的界限,此无疑是在不可知、不可为的深渊中泅渡。我看见,康德听到先生的两件事后,吃了一惊,甚至放弃了语言,陷入了表达的死寂。仲牧先生也曾将这两件事说与弟子李森,李森也无言以对。弟子李森想,说出不可说的东西,不是又回到柏拉图了吗?甚至比柏拉图更勇敢了。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都只能以“假设”命题的真来说事呢。为什么要“假设”呢,柏拉图潜在的意思是说,命题的“真”,是可疑的。

  仲牧先生也,如何才能说出那不可说的东西呢?难道那不可说的东西也有“事象”吗?或者说,可以假设“事象”、虚构“事象”吗?难道那不能说的东西,是不在言说框架中的东西吗?不在语言框架中的东西,又如何言说?先生没有回答。说出那不可说的东西,不知是需要巫师的行为书写,还是制造隐喻的深渊,先生也没有回答。先生的“开显说”的确是一个现象学方法的出发点,但既然是“开显”,背后的“事象”或推动力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在“开显”呢?先生也,“开显说”讨伐理性桎梏,欲破解逻辑框架的迷魂阵,却也在放弃隐喻深渊中的文化链环吗?而那要说出“不可说的东西”,是否又要虚构“深渊中”的文化链环?弟子李森还来不及与您探讨,您就驾鹤西去也。

  此时此刻,弟子李森怀念着仲牧先生,揣测一位信使永远不能送达的隐秘。他心中正在为仲牧先生招魂,他只听见天下所有门框上的铜环在乒乓作响,呜咽不止;而天下门楼上的风铃,还在迎风而鸣,仿佛信使心中的万顷幽怨。世间已无坚卓刚毅的智慧和灵魂,杏坛已被花果山的学院派猴子们所控制,万劫不复的学术江湖,唯权是从,唯名是争,唯利是图,夫复何言也。仲牧先生,归来!爱智者的三魂七魄,归来!

  六

  一位智慧的信使,自有信使的情怀。心中无诗,便无“事象”的勃发生机。熠熠生辉的“事象”即诗。文者应为天下锦绣;文化者,应化文(文即纹,象也)为天下锦绣。

  弟子李森看见,一把笙,一把筝,在仲牧先生的心灵中风奏有年。缠绵的音符蹦跳不已,蹉跎天地,育成万象。

  弟子李森看见,仲牧先生时而哀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小雅·鹿鸣》)时而扶风而起,逍遥以游,自北溟而南溟。(庄子《逍遥游》)时而化蝶成彩,又自喻啼血杜鹃。(先生最爱李义山)时而化羽为凤,翱翔千仞,非梧不栖,但凡栖之,则若垂云。(《说文》释‘笙’,“象凤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谓之笙。”)

  弟子李森看见,且又听见,在仲牧先生所到之处,物生于心,形抟成象,是有古今;事发于言,声律隐幽,丘壑横陈,万卷辞章奔流,是有心灵。一切均在先生的心中风云际会,又在瞬间冷却为灰烬。生与灭,幻化无极。

  弟子李森听见,有时,先生也自嘲,说别人吹笙,载歌载舞,而自己,则自喻寒筝,独调风月。先生诗曰:“笙歌别院满城春,独调寒筝对玉轮。俚曲岂堪攀大雅,清商依旧动梁尘。”

  弟子李森听见,仲牧先生反复吟咏空谷幽兰:

  空谷雪融寒半销,独开自赏一枝娇。

  冰容未肯分春色,时有幽馨云外飘。

  ——《幽兰》

  春云舒卷倚青丘,莲叶田田委碧流。

  深谷幽兰空自赏,天涯花雨任谁收。

  情凝南国生红豆,梦断沈园垂白头。

  北渚烟波兰枻远,佳人已去失汀洲。

  ——《暮春》(次韵李君《惜春》)

  弟子李森又看见,空谷幽兰,反复被猪拱着。李森有一阕《哀怨》云:“一头猪在用嘴拱一株兰草。这几乎是古今全部诗作的哀怨。”

  想到空谷幽兰,李森总是看见“猪拱”的一幕。看见两只猪耳,生出无数只猪耳;一个猪嘴,生出无数个猪嘴;四只猪腿,生出所有的猪腿;猪哼声声,生出阵阵猪哼。

  李森总在想,猪拱幽兰,在这学术江湖,在这人间世,是何写照呢?

  七

  韩柳之文,为仲牧先生至爱。仲牧吟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来到永州,寻“永州八记”故地而游。当吟至“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等句,潸然泪流。柳子厚因“八司马事件”被贬谪永州为司马,写下了“永州八记”。仲牧守卫学术边陲,似有柳司马被放逐之感。先生吟罢韩文,又吟子厚《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先生写下了《柳州柳宗元祠联》,此联宏阔胸襟,悲壮情愫,可传千古:

  顺宗革新,宪宗复旧,十年投迹蛮荒地,且喜苍天有眼,昭昭青史重标八司马

  柳州题句,永州记游,百代出尘云汉章,岂曰流水无情,默默寒江犹自九回肠

  八

  某年某月某一天,复旦大学一位哲学教授应吴松校长之邀,来云南大学讲学。在吴松校长的安排下,哲学系组织了一个学术擂台,邀请仲牧先生、云南大学历史系的顾士敏先生和藐藐小子李森等参加论战。那位教授研究德国哲学,主治从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在复旦,这位教授授课口才极好,纵横课堂,吞吐知识,被学生誉为“哲学王子”。李森随仲牧先生而来,到达哲学系会议室,先生上座,李森末座。擂台开始,顾士敏先生以马哲经济学理论与之对,顾先生与复旦“王子”各执一词,似乎打了个平手。俩相较量之下,虽不乏攻城拔寨气势,然而,仍保持着学者雅仪,毕竟顾先生是位尊者,年长“王子”。轮到李森小子发言,其以所谓科学逻辑模型,论及“王子”研究的马哲与现象学诸命题的逻辑起点问题,理论虽暗藏锋芒,但出于礼貌,言辞甚为闪烁。仲牧先生听出了学生的言下之意,论辩隐衷,便明示:“你干脆把话说白了。”李森得令,便露出剑锋,以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庖丁解牛一番,剖析“王子”所治的马哲与现象学两个学派之间的逻辑罅隙,甚至是逻辑荒诞。“哲学王子”看见一位未见经传的小子,竟然敢挑战他的学院派学术体系,还要从逻辑原点捣毁他的学术根基,完全是在搞思想挑衅。于是乎,“哲学王子”按耐不住学术伤痛,不顾学术论战精神、学者雅仪,又不便骂李森小子,竟然骂起了卡尔·波普尔,说波普尔根本不是什么哲学家,在哲学领域竟然也来插一脚。“哲学王子”这么一失态,仲牧先生就开始出招了。先生以马哲、现象学、分析哲学、佛学、知识论诸领域的逻辑原点为论,将“王子”的学术观点拨弄了一番,其视域之广袤,气势之恢弘,实在令“王子”招架不住。“王子”只好叹息一声,恢复了学者雅仪,说“今天终于见识了,云大,真是云南的北大”。擂台打完,李森陪仲牧先生和“哲学王子”到云大宾馆。一路上,“王子”说:“要是再读一个哲学博士学位,我要投到赵老师门下。”到了宾馆,仲牧先生和李森又与“王子”像拉家常般,论了一番当时的哲学思潮。仲牧先生臧否时下哲学人物,字字珠玑,句句剑戟,好不痛快也。

  九

  在仲牧先生书籍堆积成丘的客厅里,师徒两人坐着,显得非常孤单,仿佛一缕清幽的落霞,遇到一只孤鹜。

  仲牧先生说:“起风了,是秋风。”

  弟子李森答:“有一个声音好像在敲先生的窗户,似乎是值得怜悯的声音。”

  仲牧先生说:“是的,它一直在敲,可是,我总觉得它在怜悯我。”

  弟子李森说:“不知究竟是善的声音,还是恶的声音?那声音的气息,咄咄逼人,我听着是一个操公共话语的声音,而非私人的声音。一个公共话语,怎么会来访问先生呢?”

  仲牧先生说:“我也不得而知,好像它一直在传达一个决定,比如让我闭嘴的决定。”

  弟子李森说:“也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发令,比如,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后转、向前看,等等。”

  仲牧先生说:“从你的听觉来看,好像那声音中隐藏着善恶似的。你的听觉难道发现了那声音的一个可怕的来源?”

  弟子李森说:“我总觉得那声音是从一个总部、一个发号施令的心灵,或一堆文件里发出来的,听起来非常锋利。”

  仲牧先生说:“刚才我正想着宋玉的《九辨》呀,‘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你却让我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善与恶的纠结,缠绵悱恻。你为什么要让我听见?为什么要打破我的平静?”

  弟子李森说:“我只不过在使用语言而已,比如说,‘恶已经变成了善’,先生知道吗?”

  仲牧先生答:“善也在变成恶,此事从未停止。”

  弟子李森说:“善恶之辨,已经没有意义,恶的铁幕上,已经绘满了善的蓝图,写满了善的文辞。”

  仲牧先生说:“善与恶,都要警惕,它们彼此之间关系暧昧,有时候打得热火朝天,有时候秋波频传呢。”

  弟子李森说:“弗兰茨·卡夫卡有一则箴言——‘恶是善的星空’。我反过来言之,‘善是恶的星空’。”

  师徒俩坐在客厅里,陷入了沉思默想的两个语言的深渊。风更大了,外面的许多窗户乒乓作响,世界呼号不止。

  仲牧先生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节目正播老布什总统在星条旗前振振有辞地讲话。仲牧先生突然说:“乔治·布什总统,1924年生,年长我6岁。”

  弟子李森接着先生的话说:“这个人,年长我42岁。”

  仲牧先生微微点头,笑而不应,若含芬吐蕊。

  十

  2007年5月16日下午,弟子李森在云南大学怀周院104室上课,为研究生讲授《艺术哲学》。课间,中文系主任王卫东教授打来电话,说仲牧先生刚刚在医院去世,时间是三点二十分。卫东的话音未落,李森恍惚间看见,校园里高耸的钟塔突然倒下了,无声无息,那个高耸的位置归还了天空。李森泪流满面,立即招呼学生进入教室就坐。李森嗓音发颤,断断续续地说:“我的老师,赵仲牧先生,一位卓越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人刚刚去世了,我得赶往医院,现在停课。”学生们惊讶地望着李森,他们不知道赵仲牧先生何许人,为何让这位教师如此悲伤。

  李森打车赶往昆明医学院附二院赵仲牧先生病房。那间病房,在二楼走廊尽头的右边。通往病房的走廊上,有一位弟子靠墙站立,其他人还未赶到。李森进入病房,医生已将先生的衣服尽数解下,然后出去准备清理遗体的工具去了。先生一丝不挂,仰天置于床上。李森独自一人站在床边,守候着遗体。大约十几分钟后,医生、家属和几位弟子陆续来了。先生的遗体上,有几处疤痕,那是曾经做手术留下的。

  弟子李森不再流泪。面对先生的遗体,他反而平静下来,默念着一阕古老的歌谣:

  甘罗十二为丞相,

  太公八十遇文王。

  世间多少先贤士,

  如今都在土中藏。

  贾氏夫人坠楼亡,

  颜回命短彭祖长。

  ……

  2013-3-13 燕庐
转引自李森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f11f8c0101dsl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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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云大学术人物——赵仲牧(一)

  “北李南赵”的奇迹由他创造!虽然赵老师已然辞去,但他的学术精神,治学态度会永远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名门之后

  先生1930年出生于上海。父亲赵诚伯是孙中山先生手下的将军,毕业于陆军讲武学堂,与朱德、龙云系同班同学。诚伯先生戎装多年,为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诚伯先生又是当时一大才子。罗常培先生在《苍洱之间》一书中,多处写到赵诚伯先生。如,“诚伯腾冲人,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民国九年曾任大元帅参议,博闻强识,健谈工诗,每适茶余酒后,谈笑风生,四座叹服,几乎不容旁人有插嘴的机会,近所作无题八律,怀人八绝,很得李玉溪的韵味。”

  才子自然涉猎甚丰,诚伯先生家中有不少藏书,幼小的仲牧先生便如饥似渴地徜徉在这片书海中。1937年上海沦陷于日本人手中,仲牧先生一家迁回云南,时仲牧先生正读小学。1941年,赵诚伯先生出任楚大师管区司令。任期内,他邀请了许多艺术家、学者赴大理讲学。一时间,大理英才荟集。著名画家徐悲鸿,学者罗常培、费孝通、潘光旦、孙福熙等人经常是诚伯先生家的座上客。仲牧先生终生投身学术,或许在那时就已经受到耳濡目染,而先生的两个弟弟正是受了徐悲鸿的影响而成为画家。

  仲牧先生幼时醉心于天文学,17岁时精读父亲收藏的梯利著《西洋哲学史》,深感哲人之思比世界更辽阔、更深邃,于是,跻身于哲人之列成为其终身追求的目标。

  抗战期间,仲牧先生来到昆明读中学,第一次走近了青云街,青云街上,条石铺成的路面,年湮代久,人踩马踏,棱角早已消磨殆尽。看着青云街古旧的木构建筑,先生倍感亲切,然他当年大概没想到会与它结缘一生。

  大学时代

  1949年9月,当仲牧先生由“边纵”回到昆明,再次走过青云街,他已经是云南大学文史系的大学生了。大学生时期,先生以听课为辅,课外博览群书为主。诸如哲学、逻辑学、文艺理论、道德哲学、心理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无不涉猎。此外他又把对哲学和文学的兴趣结合起来,潜心攻读美学理论,这样便大大开阔了知识视野、理论视野和哲学视野。青云街上,先生迈出了哲学事业的第一步。

  仲牧先生每天穿过青云街的西段都要在茶铺中小坐片刻。教室、寝室、图书馆,再加上茶馆是那个时代大学生的寻常去处。寝室拥挤不堪,连书桌也放不下。茶铺较为宽敞,茶桌可充书桌,阅读、书写都很方便。教室和图书馆里不能说话,更不宜切磋讨论,茶铺是个可供研讨的好地方。于是,青云街西头的几家茶铺,便成了仲牧先生和其学弟学长们的第二课堂。从1949年到1953年,整整四个年头,除了偶尔涉足街东头的茶铺,听听滇戏清唱外,街西头几家茶馆仲牧先生几乎是每日必到的常客。

  青云街西头的茶舍,是校园的扩展和课堂的延伸。坐在当街的茶座里,经常能见到老师们的身影。而学子们也往往会邀请老师们一道品茶,谈古论今。有一次,吴近仁先生走过茶舍门口,仲牧先生和其他几个同学约他喝茶,谈论他潜心研究的诗词声韵。那时,近仁先生刚刚任助教,开始领工资了。喝完茶,仲牧先生和几个同学却发现身无分文。最后还是吴先生替大家付茶钱,为他们解了围。诸如此类的故事很多,青云街给了仲牧先生很多的回忆。那些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会被风吹散,但留在先生心中的是温暖的痕迹。不管怎么说,青云街的影子在仲牧先生心中,是抹之不去了。

  江湖夜雨

  1953年,仲牧先生从云大毕业。那年夏天,他被分配至辽宁某大学任教。当“出征”的卡车载着先生驶出校门,路经青云街时,先生探寻着街边熟悉的茶舍,望着向后移动的石砌路面,不禁黯然泪下。这淆然泪下,连仲牧先生也没有想到,竟然有了某种预示。与青云街一别,竟长达近三十年之久。无数个不能成眠的夜晚,青云街的促膝长谈,高谈阔论,反复折磨着先生年轻而孤寂的心。

  在辽期间,风云突变。在那块天寒地冻的土地上,仲牧先生一度二十年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仲牧先生处境艰辛,茕茕孑立。在当今后学不可想象的境况下,先生的思维从来未曾中断过。先生的烟瘾很大,在他吐出的每一个烟圈里,都笼罩着一个属于大师的沉沉的梦。仲牧先生的浓眉像利剑,抗争着多劫的人生。望天空云卷云舒,看庭前花开花落,仲牧先生淡泊人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思索的空间。这个空间如果能缩成一条线的话,它是一条射线,起点便在青云街。

  1980年,在时任云大中文系主任、著名“龙学”研究专家张文勋先生的努力下,仲牧先生调回云大。云南大学不着一文钱,引进了一个大师。青云街上,终于又出现了先生的影子。重新漫步于久别的青云街,远处圆通山上的洋草果树,还是那样蓊蓊郁郁;近处翠湖一潭碧水,依然微波漪涟。“辽鹤归来兮,山水依旧,人事已非。”老一辈的师长相继故去,当年的学弟学长亦历经坎坷。眼前的少年渐渐多了起来。

  北李南赵

  在西南几省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美学界有“北李南赵”。“北李”指的是李泽厚,“南赵”就是赵仲牧先生。在许多学者眼中,两位老人的美学思想各有千秋,不分伯仲。李泽厚的美学思想更为本土化一些,而仲牧先生的美学思想是中西合璧式的。仲牧先生首先是个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因而他的思想是深邃的。就我个人看法而言,仲牧先生的思想走得更为深远。

  多年来,仲牧先生潜心研究思维哲学和语言哲学,并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创立了“文化哲学”、“场论”、“事象哲学”、“时间哲学”和“符号哲学”。除哲学外,美学是仲牧先生理论研究的第二个主攻方向。他既涉足西方美学也涉足中国传统美学。当“元哲学”、“元美学”理论为一些学者,甚至研究生、大学生所津津乐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理论模式,仲牧先生在1987年就已经提出来了。

  仲牧先生淡泊名利,一生低调。但滇省毕竟是一块文化热土,走在青云街上,几乎所有学术圈的人都认识仲牧先生。所以,陪仲牧先生散步很累,每走两步都得停下来,听先生与人寒喧。仲牧先生很慈祥,对于后学,他百般爱惜。后学讨一瓢水,先生给予的往往是一条长河。陪先生无数次漫步在青云街,我得到的是乘风破浪的精神和先生背后助我的力量。

  诗人仲牧

  也许是受赵诚伯先生的影响,仲牧先生的诗写得很好,颇有杜甫和李商隐之风。作为其门下弟子之一,我至今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身天性愚钝,不能从先生处学写一手好诗。我曾多次好奇地问先生,您首先是个哲学家,理性思维能力极强。为什么写起诗来,感性思维会那么发达?仲牧先生答曰,这不冲突,思维的空间是广渺的。仲牧先生是真诗人,既然是诗人,先生身上自然带有诗人的气质。千万不要因为先生是哲人,就妄加猜测他很古板,其实,仲牧先生的兴趣广泛着呢!

  老人尤喜美国摇滚乐和爵士乐。在青云街的饭馆和先生家中,我与先生就摇滚乐和爵士乐聊得热火朝天,动情处仲牧先生便会引吭高歌。一次在先生家中,我与先生一同观看《同一首歌》大型演唱会。歌手周华健唱了一首节奏明快的流行歌曲。只两秒钟,先生便判断出配乐是爵士乐,并踩着节奏跳起舞来。这是位哲人吗?不,这是一位音乐诗人,舞蹈诗人!

  ……

  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他的生命中充满着激情。或许正是这种诗人般的激情,成就了先生的学术与事业。先生至今仍在建构着自己的哲学体系,还会到青云街去漫步。青云街的石板路是通向远方的,先生对哲学、美学的探索也永无止境。先生终生未婚,把哲学当成了自己的家。后学们当然不一定要学习先生的生活方式,但先生的治学精神是我们一生受用的泉源。而先生的精神在哪里?我想,不在青云街的石板路上,就在先生构筑的哲学的家里。

  做人先要独善其身

  赵仲牧穷尽一生心血探究哲学,时至暮仍秉持学问,他自言研究哲学这条路虽然孤苦艰辛难为外人道,却九死不悔。他人文关怀精神,每天关注新闻、关心社会、关注当代人的生活和各种思潮。他不只一次地说道,哲学应该面向事实,应该贴近常识,“哲学是可以接近生活地平线的!”

  记:您是中文系教授,但您的毕生精力都倾注到了哲学领域,并且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您能谈谈为什么您会对哲学如此痴迷?

  赵仲牧: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爱上了天文学,对于浩淼无垠的宇宙深感惊奇,这是我好奇心和求知欲萌发的起点。“哲学”在古希腊文里就是“爱智、求知”的意思,兴趣是我从事哲学研究的原动力。哲学我已经潜心研究60多年,已经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以此解构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哲学思考从语言和事项开始,要从事实出发,要贴近常识。

  记:您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是什么?当代人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什么东西?

  赵仲牧:孟子说“人人能成尧舜”,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禅宗的“人人皆有佛性”,可见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人。中国传统哲学更贴近人性、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就包含有以下几层认识,第一是讲求“以人为本”;第二是肯定每个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第三是重视人际关系。

  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特别是元代以降的统治者越来越落后、素质越来越低下,直接造成中国传统哲学被扭曲、被变形、被误解,形成对人性束缚极大的理教。我们应该恢复重视个人修养的中国哲学传统,比如说,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按孔子说的“推己及人”,就是要从我出发,辐射到我周围的人,这就对个人的修养要求非常高,自我完善了,才能够“及”到亲人、“及”到朋友、“及”到更多的人。这是非常实际、非常实用的哲学思想。

  记:哲学向来给人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高高在上,生活中有没有哲学?哲学究竟能不能解答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用来指导我们日常生活?

  赵仲牧:生活中处处都有哲学。哲学当然能为日常生活中的任何问题提供答案;生活中的任何问题其实都可以上溯到哲学。比如说我眼前这张书桌,就包含了哲学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它离不开“书桌”这个名词,这是语言哲学的问题;同时这又是我们看见的书桌,它的形象离不开我们的视觉,所以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这是认识论的问题;我们都能感觉到书桌,那么书桌是不是客观存在的呢?这又涉及到本体论。

  在中国古代哲人的眼里,哲学包含了天人关系、心物关系以及身心关系等很多方面。是可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用来指导生活的是方法论,比如因果论方法、辩证法、系统论等。如果每个人都学一点哲学,学会审慎思考,多注重道德理性的修养、多一份道德自律,很多悲剧都能够避免。最近,媒体对于青少年暴力事件的关注也在加深,这是好现象。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孩子懂一点哲学,多接受一些积极的中国传统修养、道德是非观念的教育,他们就会更多、更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多会用公德来约束自己的偏激行为,从而避免采取极端暴力行为。

  记:面对青少年思想的偏差,乃至社会修养道德规范的缺失,学校和每个家庭应该如何对待呢?

  赵仲牧:学校要培养学生的道德理性,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道德良知”,要使学生有自律的道德规范。

  我们从“五四”以来对传统道德批判过多,“文革”期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现在文化教育界的一些追求经济效益、利益压倒一切的做法,也对我们的学校道德教育产生了负面影响。

  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注重德育,让道德贴近青少年生活的地平线,能够让他们自主规范行为,不能让功利性的实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比方说,可以切实地将道德素质作为青少年加入少先队、青年团的考虑因素,而不是说一些高远的理想、喊几句空泛的口号。

  记:那么,追求功利是不是和哲学相矛盾?

  赵仲牧:不矛盾。我们的理性中,实用理性是其中的一种,但它不能排斥其他所有的理性,像知识理性、科学理性、道德理性和宗教理性等。实用理性是我们处理日常事务必须用到的一种理性,也是从眼前功利出发的一种理性,但是我们不能让它占有太大的空间,不能让它将其他领域的理性压缩得太小了。我们不能把自身作为追求功利的手段,这样会完全失去了自我的价值,也就是失去了马斯洛所定义的最高层次的人格的完善。

  记:普通人如果想学习哲学、以哲学指导自己的思想行为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应该如何入手?

  赵仲牧:首先可以读一些入门的通俗读物,因为大师的著作相对而言太精深抽象了;然后可以读一些哲学史和哲学家的传记,了解哲学家是怎么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会从哲学的高度看事物,遇到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刨根问底地追问下去。哲学研究一定是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浅到深奥,培养最初的求知欲很重要。

  纵浪大化,不喜不惧

  赵仲牧谈锋甚健,但言气谦和、思路细密严谨,流露出历尽沧桑的宁静与淡泊。对于身处哲学世界的“高处不胜寒”,他只淡然一笑;对于有人将他和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并称“北李南赵”,他表示“保留自己的看法”。

  记:哲学似乎总与普罗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常人眼里的哲学家都是孤高的、难以接近的?

  赵仲牧:好奇心和求知欲是我的原动力,这是我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原因。我不敢说我完全不要名利,但是名利不是主要的。在反右斗争和文革时期,研究哲学不仅得不到名利,要是被人知道,严重的话会有杀身之祸。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仅仅是因为兴趣所在。当然背后也有道德理性的支撑。就凭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支撑着我的这一项兴趣。奉献也是一种动力,但在我的人生历程当中,大部分时候人们完全不承认我的奉献,所以它不是主要的。

  记:自古文人都将著书立说作为终生追寻的目标,现在考评一位学者的成就时,也将他的著作看得很重要。您从事学术研究半个多世纪,著述却并不太多,您不怕您的思想后人无从了解吗?

  赵仲牧:学术著作不在多寡,而在于精深。作为符号的文字已难以准确全面地表述人的思维和逻辑,所以我对于发表的文字很慎重。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哲人的成名都是在故去以后,后人整理他们的手稿、听课笔记后公开他们的思想,才得以流芳百世,他们不是靠写书来成名的。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生前只留下了两万八千字,已足以奠定他在哲学界的地位,我公开发表的有三万多字,比他还多。再比如叔本华,他的第一本书首印500册,过了三十年,才卖了100多册,直到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了解他、尊重他。所以叔本华有一句感慨:“我的生命的霞光,像晚霞一样,到了暮年才升起。”

  记:您在讲座中提到过,学术界很少有人能够跟您对话,您觉得很寂寞?

  赵仲牧:是的。第一,因为哲学毕竟不是常识,甚至如果将常识来进行哲学分析,也会变得很抽象。第二点,我研究的哲学不是主流意识的哲学也就是教科书哲学,所以有时候写了东西,不一定马上就能得到认同,不能马上就发表。即便在哲学界,能够和我对话的人也没有几个。尤其我要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人们的理解还需要过程。第三点是现在人们普遍对哲学很淡漠,哲学这只燕子飞入不了寻常百姓家。当然哲学不可能不深奥。举个例子,曾经有一次哲学会议,有人就说“所谓‘哲学’,这个‘哲’字,上面一个‘折’,下面一个‘口’字,就是你们这些研究哲学的人把一件事情折过来讲又折过去讲。”普通人只能理解到这个水平。

  当然我现在就在做着哲学的普及化、通俗化工作。首先让它被大学生、研究生们接受,主要是通过我的讲课和写作。将哲学在知识界广泛传播,然后才能让社会大众接受。我培养了几代人,现在我的学生有不少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而我自己还在继续教书育人,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哲学、理解哲学。

  存天理,不灭人欲

  很少有人知道,赵仲牧还是一位对古典诗词造诣颇深的诗人。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启蒙,数百首诗词、楹联佳作散见各地。目前,他为买书每月仍有500余元的支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保持与学术界的联系,多知道一些信息,一定要勤勤恳恳、好学不怠。

  记:听说您为了追求哲学,抛弃常人生活,终身不娶,似乎很多哲学家都是这样子的?

  赵仲牧:是的,我一辈子没有结婚。西方的大多数第一流哲学家都是终生孑然一人的,柏拉图、康德、笛卡尔、休谟、叔本华都是这样。因为女性很难进入纯粹的哲学领域,抽象思维的领域并非大多数女性所擅长,她们比较重视的是实用理性,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理性已经把其他方面的理性挤占了。我对谈论家常没有什么兴趣,谈哲学对方又没有兴趣,所以一直没有成家。

  记:一辈子独身一人您不觉得孤单吗?是不是哲学这门学科本身就带有这样一种性质:它拒绝日常生活?

  赵仲牧:不,我生活上并不感到孤单,因为我天天同哲学打交道,每天思考都会有一些小收获,积累一段时间就是大收获,这就是陶渊明所说的“偶有所得,窃窃私喜”,在思考的经历中我非常充实。叔本华说:“不懂得什么是孤独的人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哲学并不意味着拒绝日常生活,只是常常需要超越实用理性,哲人不能大半生同强调实用理性的女性生活下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知识理性和逻辑理性已经升华了,大大超越了本能欲望这些非理性。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人欲,这个“灭”是节制的意思。

  记:您什么时候开始对哲学痴迷到可以摒弃日常生活这么深的?从来就没有想过找一个伴侣沟通沟通吗?

  赵仲牧:初高中时老师们就认为“这孩子非常聪明”,我50岁时从辽宁大学调回云南大学的时候,我的中学老师还健在,他还对我哥哥夸我的智商高。

  高中的时候我的思辩能力已经远非别的同学能比了,我也发现自己对于哲学的热爱已经到了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境地。我从未考虑过婚姻的事情,从小读的许多哲学家的传记对我的影响很大,进入哲学领域以后我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独身。

  与赵仲牧谈话,心中总感到有云泥之隔。为说明一个问题,他会列出许多论点和论据,加上语速缓慢,开始总给人离题万里的感觉,但当他再次回归到那个问题上时,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了,问题已迎刃而解了,多次恍悟后,我们也仿佛远远看到了哲学存在的意义,更理解了赵仲牧的诗《重登泰山》:独爱玄思凌太空,穿云重上日观峰。心游沧海蓝天外,志在高山流水中。

  记:赵老师,您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同时,您在诗歌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您是如何将“思”和“诗”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

  赵:这并不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哲学是一种思辩——分析思维型学科,而诗歌则是一种审美——艺术思维型学科,它们之间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就要涉及到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许多范畴。语言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语言中的“能指”层面又包括“语音能指”和“字形能指”。这里的“语音能指”与诗歌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中国的古代诗歌与西方的十四行诗都非常讲究语音节律。语言的所指又分为所指对象和所指意义,一般来说,诗人偏重于所指对象,对象的具体形象,这样,读者在欣赏诗歌时便会产生联翩浮想!而对哲学家来说则更注重语言的所指意义,将语言能指与语言所指对象悬搁起来。但对我来说却不一样,我是将它们都纳入思考与创作中,尽管有时候也会悬搁一些,如在进行哲学思考时,可能会将语言能指悬搁起来,但这只是暂时的悬搁,是需要加括弧的。括弧可以加,也就可以去掉。同时,我也没有忽略语言的其它功能,如指示情感意义,但到底如何操作则需视情况而定,根据不同场合,按不同的要求,进行结合。

  记:您能不能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哲学体系?

  赵:谈到我们自己所谓的哲学体系,这是我多年来努力建构的现在还在建构着的体系,我的哲学思考从语言出发,博采百家之长。在语言哲学中,一方面,世界是语言描述着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世界之中,我们自身也是世界的组成部分,我们又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我的哲学思考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去分析语言指示着的具体事物,具体形象。当我们用语言去指示时,已经有一种约定性公共性。比如,“花”和“草”这两个词,我们都知道它们所指的是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语言的约定性认同。当我们感受花草时,它的形体,他的具体形象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这里边涉及到我们的知觉映象。在谈到花草时,是不是你所感受到的就和他所感受到的一样呢?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生理构造和感知能力具有相似性,你看到了花和草是绿的,我也看到花和草,这是被主体之间具有的公共性规定了的,我们有主体构造的公共性。类似于康德所说的“交互性主体性”。当我们都不看时,花草在不在?你说你没看见花草,它们不在,他却看见花草说花草在,那看见的花草的形象中还包含着一种超越我们感知的东西,这就是客体性的公共性。用这三种公共性(语言的约定性公共性,主体间性的公共性,客观性的公共性)来分析花草,就可透过花草看两个词本身,对它们进行循序渐进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既不事先进行任何的本体论预设,也不事先作任何的认识论预设,而是从一个词的所指对象出发,这与许多人的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哲学既不是本体论哲学,也不是认识论哲学,而是从语词和语词的所指对象出发去分析,不是在分析前作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预设。

  记:这就是超越了传统的哲学。

  赵:对,超越了传统哲学,超越了本体论和认识论。

  记: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的日常语言哲学将语词放在一种关系中。

  赵:他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我听说的语言在群体中的约定俗成性,但不完全一样。当我们谈花草时,不作任何事先预设。通过语言的交谈关系,可以分析出任何民族语言均包含着约定性公共性。这就与许多哲学家,比如你接触过的康德、休谟、贝克莱、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不一样。

  记:您的哲学从一个角度可称为“开显哲学”,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开显哲学”吗?

  赵:“开显”是一个佛学术语,来自印度哲学。联系到前面谈到的语言哲学,事象哲学或元哲学。世界,我们自身,所指对象和所指意义,首先是在语言中开显的我们凭借语言进行思考,这个活动是在我们的思维中进行的,语言的所指对象即具体事象,具体事象的具体形象又是在我们的观察感知中开显。整个世界,包括我们感知着的、思考着的、言说中的世界都是开显着的世界。同时,在我们思考某个问题、观察感知某个对象时,又将其他的问题或对象悬搁起来,这有点类似于海德格尔的“遮蔽”与“去蔽”(这两个词的翻译是借用佛家的术语)。维特根斯坦说过:“对那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就保持沉默。”那么,维特根斯坦对说不清楚的东西是不是保持沉默了呢?没有,他说了“保持沉默”,他还在说,就开显了。

  记:赵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对您的学术生涯影响较大的人或事?

  赵:为什么一定要按常人的规则来讲呢,你可能在生活中,学习中受到哪位导师的影响比较深。而对我来说,一直坚持的是独立思考,我只能说我兼采百家之长,然后融会成我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这里面很难说哪家哪派对我影响特别大或是没有影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对我有影响,我还研究佛学,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哲学对我也有影响。

  记:您对未来哲学的走向怎么看?

  赵: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他所构建的哲学体系,都涉及现在,回顾过去,同时也指向未来的。若没有这份信念,他就不会去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哲人对哲学的未来走向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哪家哪派,都不能离开语言和思考,既然离不开语言,那么未来的哲学就需要研究与语言相关的哲学问题;既然离不开思考,那么未来哲学就要对思考进行思考。

  记:这与您的思维学与元理论关系很密切。

  赵:有联系。未来哲学在对语言、思考和事象进行分析时,不必作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预设,也即传统的形而上学要消解,至于说未来的哲学还有没有本体论,各家各派有不同的看法。对哲学的未来走向,我提供一个信念,就是不必事先认定某个本体论模式和认识论模式,研究哲学的问题,建构哲学体系时,不必事先就作出本体论的预设;也不必作出认识论的预设。

文章来源链接 http://ce.sysu.edu.cn/hope/Item.aspx?id=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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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云大学术人物——赵仲牧(二)

  诗人赵仲牧

  赵仲牧先生是哲学家、美学家。他思接千载,胸汇万有,孜孜于创建一个融汇中西、涵盖所有事象的哲学体系。

  赵仲牧先生是诗人。他的诗,凄清峻朗,风调独艳。在风雨如磐,浊流滔滔,政治运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他直面人生,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以自己的诗篇,观照社会,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感情。读先生的诗,眼前便翻滚着时代的风云,诗人风骨凛然的形象也鲜明地矗立在眼前。

  读诗写诗,是先生长期坚持不解的审美爱好,也是他数十年间理想情趣的寄托。诗词创作时间之长,如果从大学时代算起,至今早已超过了半个世纪。过去读到先生的零篇断句,每每惊叹不已,但所见有限。为什么发表甚少呢?在非常年月里,人们需要真话而难说真话,真话、以抒发真情的诗歌,是没有存在余地的。“文革”期间,人命危浅,先生不得已把持稿投入水中,搅成了纸浆,攒成了纸团。“文革”以前的部分诗词得以保存,一些凭回忆记录下来,另一些则是朋友们抄还的。大家深爱先生诗词的情采风骨,不忍其丧失,便冒着风险,夹抄在唐诗宋词中。这部分诗稿的留存,是喜是悲,是有幸还是不幸,难言之矣!发表较少的另一个原因,是先生难得轻易出手,刮垢磨洗,推敲沉吟,“语不惊人死不休”,此之谓也。

  为了介绍云南当代诗人,我向先生约稿。先生选录一组诗歌约三十余首交付,又与我促膝长谈。我喜不自胜,棒诵再三,兹略述读后感想如下。

  歌哭成史

  我惊异地看到,半个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先生都有诗记述。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批吴晗、批三家村、刘少奇之死、林彪出逃、四人帮横行……无不一一纳入诗篇。每一首诗都是先生沉郁心声的喷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赵仲牧先生的诗,歌哭时事,不意成为中国现当代的诗史。

  先生27岁,被错划为右派。他沉痛地吟诗道:

  丁酉年(五七年)

  谈虎容颜变,飘摇一叶舟。

  祸惊天外降,泪咽肚中流。

  禹贡临秋肃,圣朝多楚囚。

  万民期雨露,大劫几时休。

  运动中的情形,是祸从天降,谈虎色变,人人自危,饮泪吞声。但年轻的学者没有被吓倒,他所忧虑的,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禹贡改秋肃,圣朝多楚囚。”诗句中,有对社会情状的高层建瓴的描写,有对运动钳制人口实质的深刻揭露,交织着哀伤、忧虑、愤怒等等复杂而又强烈的感情。“反右”是打杀言论自由的大规模运动,从此万民缄口,万马齐瘖。这次运动,也暴露了极左思潮的封建本质。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自己被错划为右派的情况下,赵仲牧先生写出这样的诗篇,其勇气之大,胸襟之广,胆识之高,令人钦敬不已。

  在三年困难时期,天灾加上人祸,使饥荒遍于寰中,先生赋诗云:

  荒年有感

  千林摇落起狂飚,圣诏初闻六十条。

  敢问哀鸿鸣大野,同歌甘露降云霄。

  春滋新麦碧如玉,秋染高梁红似烧。

  相看容颜留菜色,暗期饕餮待明朝。

  人们周身浮肿,面带菜色,巴望着能吃上一顿饱饭。但新麦尚绿,高梁未熟,只得在饥饿中撑持下去,这是对社会苦难的真切描写。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思考灾难的根源,对当时只谈天灾,不说人祸,而且一味宣传“形势大好”的做法提出质疑。“敢问哀鸿鸣大野,同歌甘露降云霄。”这样的诗句,掷地可作金石之声!

  在七律《寒流(悼吴晗教授)》中,先生把“文革”比作寒流:“春风瞬息转寒流,一夜繁霜天下秋。”对吴晗屈死之冤,对文革灾难之重,诗中有句云:

  莫论含冤沉大海,徒伤请命坠鸿沟。

  圣颜喜怒终难测,大狱株连竟未休。

  具体的描述,一针见血的评论,可谓有史有论,史论结合,使人读来如睹明镜,感慨不已。

  赵仲牧先生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社会,在真挚而强烈的感情激荡下,“情与景会,意与象通”,写出了一首首凄清峻朗,风调独绝的诗篇。

  白居易曾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但好诗并不多见。为什么呢?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江海横溢,高天冻云,人们惊呆了,吓垮了,于是缄默不语。有的人则顺势而起,满口颂辞。连篇累牍的诗文,无不染上假、大、空的通病,其大意,无非八个字:“吾皇圣明,臣罪当诛。”所谓诗人,不过诗婢、诗奴而已。

  但是,灾难不可能压断所有人的脊梁。对于有理想、有见识的人而言,灾难只能使他们更坚强、更清醒、更敏锐、也更成熟。他们的理想追求,因强力锻打而更加纯粹,他们的感情志趣,也因溶冶升华而更真挚,更强烈。

  赵仲牧先生的诗,苍凉孤愤,感人至深。从中正可感受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正大崇高的价值取向。

  浩气凌霄

  真正的诗,必须以形象传达感情。而这种感情,又必须是崇高理想支撑的真情。古人云,“诗言志”、“诗缘情”。情与志的关系,表里相依,不可分离。可见自古以来,中国文论对诗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他们富于理想,有广阔的胸襟气度。

  其实,基本的创作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方也有类似的论述。黑格尔说:“艺术里真正是诗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想。”关于情志交融,别林斯基说:“思想消融在情感里,而情感也消融在思想里。”

  理想、胸襟、气度需要培养,正如孟子所说:“我培养吾浩然之气。”养气,是一种内心修养。所养成的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是一种至大至刚,无所畏惧的精神状态。赵仲牧先生善于学习、继承前人的美德懿行,融铸自己的理想与识见。读先生的诗,亦可感受到一种磅礴刚健之气。我们不妨读一读先生的几首小诗:

  癸卯初春(一九六三年二月),先生由昆明返回沈阳,途经汩罗江,赋五律云:

  汩罗江

  楚歌久不闻,天远洞庭深。

  《哀郢》长赍志,《怀沙》终自沉。

  汩罗流日夜,杜若溢芳芬。

  螺屿芦菰密,行舟访水神。

  面对苍茫的螺屿和芦菰,感叹久已不闻“楚歌”,于是特意行舟,去寻访“水神”。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爱国之心不改。他的精神不死,如汩罗江水,滔滔不绝,也如香草杜若,芬芳四溢。从这首交织着感叹、崇敬、追慕感情的诗里,我们明白,屈原,是赵先生的人生座标,是他心中的神。

  庚戊八月(一九七0年九月),先生途经上海。当时,正值“文革”时期,野心家们正鼓噪着“纪念鲁迅”,“学习鲁迅”。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这些人最害怕鲁迅,却又打着纪念的幌子,阉割鲁迅的战斗精神。面对野心家们的行径,先生写下七律一首,抒发忧愤之情和埋在心底的信念: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浩茫心事接青云,化作奔雷堕万钧。

  岂谓《风骚》终阒寂,耸听《呐喊》动乾坤。

  笔融冰雪添春色,血荐轩辕草檄文。

  不尽长江流日夜,坟前芳草碧如茵。

  这首诗内涵丰富,气薄云天。诗中有忧思:“浩茫心事接青云”;有愤怒:“化作奔雷堕万钧”;有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必将发扬的期冀:“岂谓《风骚》终阒寂”;有对鲁迅思想大力理的信念:“耸听《呐喊》动乾坤”。而这一切,则来源于对鲁迅精神的确切评价:“笔融冰雪添春色,血荐轩辕草檄文。”有如冰炭在怀,爱憎之情分明而又强烈。诗的最后两句,“不尽长江流日夜,坟前芳草碧如茵”,是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和礼拜,也如同历史的预言,在向世人庄严宣告:鲁迅活在人民的心中!

  读这首诗,我们明白,鲁迅是赵先生生活中的又一个人生座标。学习鲁迅精神,是为了熔铸自己的风骨,我们因此感受到,整首诗贯注着一股浩然之气。“文革”的喧器,野心家的伎俩,已被这股浩气扫荡殆尽了。

  下面这首吊古诗,脾睨权势,气贯时空,有深沉的历史感:

  秋日游北陵

  孤陵衰草泣西风,古木霜天过断鸿。

  骨朽成灰空有梦,气吞如虎昔称雄。

  兵临凤阙中原暗,血洗松山塞草红。

  三百年间谁阅尽,伏龟立象夕阳中。

  北陵在沈阳,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乙亥年(一九五九年)深秋时节,赵仲牧先生游览北陵,看着孤陵衰草,发出深深的感慨。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为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屡次对明朝用兵。“兵临凤阙中原暗”,指崇祯二年(1629年),他率兵绕道古北口入长城,包围北京(凤阙)。后来又施离间计,让崇祯杀死抗清英雄袁崇唤,进而“血洗松山”,大败明军。这位“气吞虎”的昔日英雄,如今“骨朽成灰”。陪伴他的,只有夕阳中的石龟、石象,不禁想起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长联作者嘲讽历代封建统治者,“伟烈半功,费尽移山心力”,最终只剩下“断碣残碑”,倾倒在“苍烟落照”之中。对封建统治者结局的描写,长联是“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现金行秋雁,一枕清霜”,本诗是“孤陵衰草泣西风,古木霜天过断鸿”,真可谓异曲同工。

  数千年来,“鞭笞天下”的“英雄”,都是匆匆过各,谁也挡不住历史前行的步伐。唯有江山永存,万古长青;人民勤劳,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灌注于这种历史观中的,不也正是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使事寄托

  赵仲牧先生是美学家,无论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教学中,对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论,都有精深的研究。以优秀理论指导创作,因此,先生继承传统,又精心熔铸,使作品呈现色彩斑谰、风资俊秀、境界动人,寄意遥深的风貌。

  在诸多表现手法中,使事和寄托,是先生着意运用的两种。使事,即用典,在先生的诗中用得很广泛。如:

  匡 庐

  巨霆动地热风吹,肢底云山赤熛飞。

  明镜犯颜惊海隅,刚峰如剑触天威。

  尚书已赴珠崖郡,大内新颁元祐碑。

  他日徐观真面目,香炉烽上染斜晖。

  这首诗是乙亥(一九五九年)夏,针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而写的。颔联和颈联,连用四个典故,把彭德怀直谏,天威震怒,彭德怀去职,以及全国欣起“反右倾”运动等诸多内容,全都概括在内了。“明镜犯颜”,“明镜”指代魏征。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临朝叹息着:“以铜为鉴(即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鉴,内防已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刚锋如剑”,刚峰是海瑞的号。魏征和海瑞敢于廷争面折,得到的是理解和宽容;彭德怀却因此“犯颜”、“触天威”。使用典故,用古人比拟今人,以彰明今人的品格、风骨正典反用,又使人浮想联翩,感慨不已。“尚书”,指的是晚唐时代兵部尚书李德裕(革新派),他被贬珠崖郡(在今海南岛),“大内新颁无祐碑”,指宋哲宗即位,朝廷(大内)颁旨全国,禁用新党(革新派)。这样的政令,还刻碑为记,警示官民。这两个典故,影射国防部长彭德怀去职,以及全国天展“反右倾”运动。引入忠而被谤、革新贾祸的古人、古事,既可使人对今人今事的性质有清醒的认识,又在抚今追昔中,让人体味历史的曲折,现实的苍凉。四个典故相连而下,贯注其间的,乃是非判断之“志”,胸臆抒发之“情”,以及情志交融形成的“气”。

  中国有几千年灿烂的文明,有丰富的文化积淀,加之汉语音义包容量极大,因此,诗词中常常使用典故,正像民间口语中使用成语一样。典故用得好,可以收到言简意丰,曲折委婉的效果。诗人在受到环境限制或诗词形式约束的时候,更是不能不用典故了。比如上述这首诗,诗人能直抒胸臆,把事情和感受和盘托出吗?即便能够,二十八个字能说清,道得明吗?

  要把典故用好用活,诗人必须有丰富的知识,而且做到融会贯通。这样,才能熔铸经史,驱遣诗文。此外,使用典故还必须遵循诗歌本身的创作规律,即运用形象思维,以形象传达感情。决不能生搬硬套,晦涩不明。典故使用的最高标准是“化”,即所谓“水中着盐”,不迹可寻。以典故本身的形象去吸引读者,使之进入诗歌的意境。“明镜犯颜惊海隅,刚锋如剑触天威。”从形象化的语言中,人们不难体会“犯颜”者勇气之大,反响之重,以及天威震怒之恐怖。即便不懂典故含意的人,也能以形象会意,其中不懂的“古典”,不仅不障碍阅读,反而增强了作品暗示性,吸引力。

  赵仲牧先生喜读商隐无题,自己也写了不少无题诗。李商隐的无题诗,难作确解,但脍灸人口,传诵古今,这是诗歌史上的奇异现象,其中秘密何在?秘密在于:一、意境悠美;二、曲折礞胧;三、深托遥深;四、感情真挚。以真情灌注于摇曳多资,变化而又迷离的凄美意境之中,令人陶醉,促人联想,在思往神驰中,领会作品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赵仲物先生取其神髓,所写的无题诗深得义山风神。例如:

  无题诗之三

  一束微光映壁空,水晶帘外月朦胧。

  长宵独共寒灯语,短梦偏寻神女踪。

  秀野踏春烟树碧,画桥归晚夕波红。

  细听碎叶敲窗牖,落木萧萧满院风。

  辛丑仲夏[61年7月]于沈阳白泥厂

  这首诗,以一个凄情的画面构成寂寞、哀伤的意境。寒灯、微光、月色朦胧。诗人对灯独语,倦极假寐,短梦而醒。醒时和梦中,都在怀想中的“神女”。“神女”安在?“细听碎叶敲窗牖”,唯有“落木萧萧满院风”而已。诗的结构精朽,在现实场景的描绘中,插入了昔日与“神女”相处的画面:“秀野中踏春烟树碧,画桥归晚夕波红。”多么幸福美好的情景啊,可惜,已成了亲切的怀念!

  不必问“神女”是谁,也不必问往日相处的细节,今日独处的缘由,仅由曼妙的文字引导,读者已直入意境,对诗人寄以同情,对其不能与“神女”相会而遗憾。

  无题诗,或写爱情,或另有深层寄托,读者难以辨别。赵仲牧先生对我说:我读义山诗,一是爱其委婉深致;二是有所寄托,适宜表达难言的感慨。今天可以说穿了,我的无题诗,表面上写爱情的失落,实际上是写政治的失落、理想的失落!联系先生的经历,再读一读这首诗,对其理想失落带来的内心的哀痛,当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既知先生无题诗的写作意图,对下面这首诗的寄托情,就大概可解了。

  无题诗之二十

  盘江重步月色昏,流光欲辨涨新痕。

  炎方已结相思子,冰瑟犹沾长路尘。

  人志芸台穷典籍,我寻蹊径劈荆榛。

  玉关长去终迷惘,风雪谁招北海魂。

  丁未八月(一九六七年九月)于昆明

  这是文革中回到故乡昆明,赵先生写的一首无题诗。别有寄寓“相思子”,就是“我寻蹊径劈荆榛”。我们可以推断,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炎方,即昆明),先生已下定决心,要独劈蹊径,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文革”浊浪滔滔,离校太长就有被通缉的危险,不久之后,必须回到工作的辽宁大学去。这是一条凛冽的归途啊。“冰瑟”不翻,还将蒙尘,“相思子”岂能萌发!前途更是渺茫。“玉关长去终迷惘,风雪谁招北海魂。”这样写,决非危言耸。有一次,赵先生对我说:“文革中,有半年之久,无人跟我说话。久不开口,几乎失语。”文革中,学者们被批斗被整死,乃是寻常景象啊!

  就这样,先生把自己的理想、追求,为学术献身的愿望决心,以及个人的悲哀,时代的灾难,都“寄托”到诗中,然后盖上一层轻纱,恍兮忽兮,保护起来。

  正大诗道

  赵仲牧先生诗歌的风格特点,是“凄清峻朗”。作品意境悠美,感情丰沛,寄意遥深,风调独绝。

  先生的华才高致来自哪里?简言之,一曰天分,二曰家庭薰陶,三曰环境逼迫,四曰学识精深,五曰谨格律,六曰善于镕冶。

  先生天分高,是师友们学生们都首肯的。但天分这东西,既有先天遗传的因素,还须后天的培育发展。所以,先生与人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如何艰苦治学的情形,正如同其他著名学者专家,不承认自己是“天才”一样。

  先生的父亲赵诚伯,参加过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在抗日战争和云南和平解决过程中,积极奉献力量。诚伯先生又是著名诗人,联大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评论说:“诚伯……近作无题八律,怀人八绝,很得李玉溪的韵味。又有大理绝句三十二首,风格情韵超轶杨升庵宋芷湾之上,把这个南诏故都染得生色不少。”(《苍洱之间》)。诚伯先生的人品和诗品,也深得徐悲鸿、郭沫若等诸多名家的赞誉。朋友们把他称为“小杜牧”,甚至呼之为“赵牧之”。赵仲牧先生幼承庭训,受到父亲的甑陶,从小培养起爱诗、读诗、写诗的兴趣。

  “我一生的经历是相当崎岖坎坷的。”这是赵仲牧先生的自述。特殊的经历,使先生的诗歌,注入了“凄寒”、“苍凉”“沉郁”的色彩。环境逼迫,“文穷而后工”,因此,字里行间,又充溢着热忱、自信、坚强、执着,以及睥睨假、丑、恶等诸多情志凝结而成的浩然之气,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

  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用这段话来评论赵仲牧先生诗歌创作情况,刚好契合无间。严羽的大意是说,诗歌应以形象传情达意,形象与情意应完全融合,不留痕迹。在作品中,不能堆砌知识,简单说理。而诗人要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上乘,又不能不多读书,多穷理。读书和穷理,才能有开阔的眼界,深刻的识见,强烈的感情,敏锐的感觉,以及善于联想与想象的创造力。

  上文列举的作品,足可印证这些要求。我们不妨再看一首小诗:

  莲花池(兼怀广田师)

  淡烟细浪散轻寒,玉露晶莹翡翠盘。

  投水碑前声悄寂,莲花池上月团圞。

  诗后有一段“注”:相传陈圆圆曾于此投水自尽。壬寅(六二年)二月于昆明。六八年中传闻李广田亦自投莲花池。六八年附注。

  这首诗使用比兴手法,以清清的池水和皎洁的明月,来衬托陈圆圆品格的高洁。陈圆圆入滇以后,对吴三桂的淫乐很不满意,多次劝戒,吴都置若罔闻。她好像已预见吴三桂蓄谋叛清,就以年长为由,出家为女道士,后又投池自尽,表明与吴三桂划清界限的决心。上面这首诗的写作,有历史知识和理性的道德判断作为支撑,而知识和判断,完全不见痕迹。六八年听到云大副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亦投莲花池自尽,于是沉痛地加了融标题,加了一段“注”语。这样做,也需要鲜明的理性判断,也注入了强烈的同情。––“文革”中,社会话语是李广田“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是“叛徒行为”。作为相反的判断,难道不需要胆识?

  “多读书,多穷理”,正是赵仲牧先生终身致力的事业。先生诗风出自多门,学陶学杜;学李(商隐)学龚(自珍),近代诗人,则学鲁迅、学郁达夫。涵咏深味,求其精髓。古代诗论中,先生推崇《诗经》比兴说、流行于南北朝时期的形神说,谢榛、王夫子的情景说、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况周颐的寄托说,以及王国维的“境界”说。对这些理论,比较其异同,发扬其优长,用于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

  作品已具体生动地表现,正是由于理论的指导,赵仲牧先生准确把握诗歌的本质,创造性地使用丰富的技法,又严守格律,因而,不仅意象言合谐统一,而且显示了独特的风格。

  诗的本质在于抒情,抒发诗人的一腔真情。这说来简单,真正做到却十分不易。先生多次引用西方康德的一段话,表明自己做人做事,写诗治学的原则。康德说:“我们没有权利事事处处说真话,但是我们有义务不说假话。遇到不能说真话的情况,我们就保持沉默。”先生说:“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在政治运动中,我没有写过歌功颂德的诗;在平时,也决不写虚与应酬的赠答诗。若有赠答,必定出自真情。”

  用形象传情达意,也是诗歌的基本特点,或者说,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形象的捕获,可比喻,可联想,可移植。但最重要的,是来自生活,来自自心灵,敢于直面人生,为鲜活的社会生活感发感动,发而为诗,使诗中的情志与时代脉博相感应,相一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基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赵仲牧先生的诗,多是直接“模写物态,曲尽其妙”,血肉鲜活,达到“化”而“不隔”的境界。

  写诗要遵循正道。就一些人而言,非不知也,是不为也。可见,成为一个诗人的先决条件,是首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赵仲牧先生有诗曰:

  吟坛

  吟坛忆昔雪加霜,《雅》《颂》今成名利场。

  南社遗风应未泯,毫端正气再飞扬。

  这首诗,是对当今诗坛的鞭笞,也是对刚健诗风的呼唤。换个角度看,也是一种宣言,表明自己的创作,毫端一定要飞扬正气。

  至于遵守格律,寻求语言的音乐美、形式美,先生是一丝不苟的。之所以在格律上下大功夫,是出自对汉语汉字特点的尊重,也是继承传统,使之发扬光大的一种努力。

  读赵仲牧先生的诗,在美的享受中,常常感奋激动起来。掩卷沉思,便见先生在广阔的诗道上,手播鲜花,微笑着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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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军:满钵擎来尽落花——回忆赵仲牧先生

  满钵擎来尽落花

  --------------回忆赵仲牧先生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牛军

  艾克哈特大师曾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要出门呢?”也许他认为哲学应是一场无休止的心灵独语,通常都隐匿于命定的幽暗中。我与赵仲牧先生在一起时,他曾对我说门是需要长久关闭的,而且他又说这种长久的关闭在很多人眼中难免是可疑的。很多年前,我曾有幸目睹了那扇门后的世界:窗前疏疏落落几根竹子,半青半黄,仲牧先生喟叹:“它们不景气!”屋里有一架风琴,上面堆放着杂物,落满灰尘。琴声一定很久没有响起,但琴的主人早已心开天籁,无须再劳弦上之音了。仲牧先生的小客厅拥挤狭窄,到处是书是药,但就在这里,我看见哲人之思耀出了珠贝的银辉。小屋简单质朴,没有修饰,这或许也是在提醒来访者不可矫情,不可卖弄。

  那天晚上,电视里在播放民歌大赛,我陪他坐在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时间很快过去,电视节目也快到尾声,他拍拍我的手说:“你注意没有?今晚的这些民歌,欢乐的不多啊!这个民族,忧患哪!”仿佛进入到另一种情绪,他又锁住了眉头。在我的印象中,赵仲牧先生内心好像总有郁结,有时不经意流露出来。在追求智慧与美的时候,他面对着光辉的希望;但同时他也忧虑地、甚至是厌憎地审视着这个世间的幽暗。“我这里只有四壁图书,”他的手在空中划一道弧线说:“环堵萧然。”红尘十里,满街新潮,先生愈发想守住孤傲的落寞,他要把火焰藏在深处,因他知道独自行走方能走向伟大。

  我第一次见仲牧先生时,他戴着墨镜,白色的裤子,衬衫很考究,头发向脑后梳去,一丝不乱,举手投足,一派大宗匠的气度。他跟我说话,嗓音低沉,娓娓而谈,花一般缤纷,剑一般锋锐,我被深深地撼动,内心深处有飞翔的感觉。一个人竟会有这样强悍的精神之力,以前只在书中读到过,柏拉图、康德、尼釆,但现在,灵幻的哲思这么真切地现身于眼前这个人身上。

  九零年代初期,我开始在仲牧先生门下问学,以顽劣之姿而见纳于大君子,这样绝大的机缘,也许是世间最为稀有的。听说达芬奇的弟子中有不少疯掉的、上吊的、跳楼的,做天才的学生是非常艰难的。仲牧先生的思想快如闪电,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在他讲课结束时,我常感到通身疲惫。泅渡那片宽广的海,会费尽心力的。跟仲牧先生谈话几分钟,他就会说:“这些天你没读书,没读书!”或者,摇头说:“不是这样,你表述得多笨拙!”高兴时,他点头说:“很好!你在靠近我。”他曾问我对一个问题的想法,我说:“这就好比没手的人打了没嘴的人,没嘴的人怎么说?”他望着我半晌,叹息一声说:“你真是个怪人。”

  仲牧先生有一种优雅安详的旧时代的风度,他不急不躁,烟不离手,唇间总是云雾缭绕。他酝酿思想的风暴,电闪雷鸣,却又不忘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定下心神。尼釆叫人克服自己身上的时代性,仲牧先生反复对我们说要有历史感,不要去追求对世界唯一的阐释。当时我年少轻狂,思想偏激,他对我说:“为什么要对终极关怀念念不忘呢?终极关怀是永远到不了终极的。”我们经常在餐桌上自在交谈,无拘无束,那时我醉心于法国大革命历史,说了一通大革命时代的事情,他坐在餐桌对面,深深地吸着烟,“告诉我,罗伯斯庇尔到底带来了什么?”他问,我看出他有些恼怒。我回答:“罗伯斯庇尔号称是不可腐蚀的人,至少他是纯洁的。”他俯身向前,说:“滥用权力,杀死无辜者,是不是一种腐败?”仲牧先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思绪,我们必须面对他一次次的质疑、寻问,与他的谈话使我委顿不堪,一次次被逼到墙角,这时他会递给我一支烟,直视着我的眼睛。他是昼夜观星的人,眼中也有了星火跳荡,宁静中英华隐隐。记得他说:“莫扎特的眼是一泓清澈的湖水,如果我们撒下一张网,打捞起来的都是纯洁与灵感”我在仲牧先生眼中看到的难道不是吗?

  仲牧先生门第高华,常跟我讲起年幼时见到的前辈大师们:刘文典先生、罗常培先生、徐悲鸿先生等。他满怀敬意地追忆他父亲诚伯先生的诗词,回忆父亲的书房。他拿起柜上放着的一个瓷人,端详着说这是上辈留下来的,明代的作品,然后缓缓摇头说:“一个喝醉的人,多么憨态可掬!这样的仪态今天的人是做不出来了。”我总能感到他对既往时光的怀念和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在讲课中他也不断强调哲学史背景的重要性,他严厉地告诫我们:思,不可凭空而来,不可灵机一动。我曾提到黑格尔说康德完成了关于物质的学说,他马上追问在哪本书中这样说的,我答不上来,他不满地说这般浮云飘荡如何能把书读好?有人问我中华书局版的《坛经校释》的校释者为谁,我记不住,对仲牧先生说起此事,他高声说:“是郭朋嘛!是位老先生,怎么连这个都记不起来啦?你们平时在干些什么?在宿舍里谈不谈学问?”我说:“我们都在谈女人。”他瞪着我,象见到魔怪一般,连声说:“悲哀!悲哀!”

  先生集魏晋风度,宋明哲思于一身。他的思中常含风韵,深邃又不脱飘逸。听他谈话,一句句的光釆,一句句的优雅。我曾说如果仲牧先生的语言可用钱购买,我愿倾家荡产。一次课后我叹息说:“刚才讲课的是何晏、王弼一流的人物!”后来这话传到他耳中,课间休息时他叫我:“牛军过来。”我躬身上前,他问:“读过王弼的书么?”我说:“只大致知道一点,不敢说读过。”他来了谈兴,跟我们讲起王弼的哲学,末了赞叹说:“王弼真是中国哲学史上了不起的少年天才!”正始之后,有人悲叹微言断绝,仲牧先生去后,金声玉振复归于寂,怆何可言?

  有一日下午,我路遇仲牧先生。他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上课呀!没意思,真不想去啊!”他点点头说:“对!别去!”我立时嘻皮笑脸,“那我不去啦!我陪您走走。”他笑了起来,说:“走啊!有的课实在是听不得的,不如我们吹吹牛。”听仲牧先生吹牛是大长见识的事,才情、器识、学问全在都在里边,忽而大海潮音,忽而花落如雨,王阳明号称“隨地指点良知”,仲牧先生的思想和语言也是隨时隨地都在振翅而飞的。如遇有心人,仲牧先生的几句话就能让你脱了胎,换了骨。看到园中花树他会问我:“写花的诗何者为妙?”我答:“林和靖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最有风致。”他点头说:“其实后两句,‘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亦佳,只是写得太过工巧,伤了天真。”他三言两语隨意挥洒的教诲,实际是他毕生学养的呈现,不可等闲视之的。

  漫长的读书生涯,日复一日,殊觉无味,我有些闷了,对仲牧先生说我不想干了,想出去游荡一番。他没有表示反对,象往常一样,我们不停抽烟,片刻后他说:“李商隐有诗‘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到外面看看也好,但有一天,也许难免厌倦。记着,无论你去干什么,都不要忘了读书,书才是我们人生最后的一叶扁舟啊!”我听得耸然动容,每当妄念纷驰时,总会记起这几句话,被它提住,不敢与世沉浮。

  仲牧先生对书的爱近乎迷狂,他常对我说:“我们一定要保持书讯啊,书的讯息,不可忘了。”每次得到好书,总会打电话告诉他,他也会告诉我。我在先生门下十几年,亦可说是结下了一段书海奇缘。那时他的寓所很小,我们去拜谒他,就坐在那间不是客厅的客厅中。到处是书,窗台上是药,拥挤不堪。沙发后面满满一大排书快堆到了天花板。同学们开玩笑说哪天书倒了,坐在沙发上的人必领会到知识的力量。高而不垮,似危实安,仲牧先生放书的本领也是神乎其技的。我在家亦想似他一般堆书,但我总是不能堆得如他一般高。他每星期最少有三四次去书店,有时天天去,每次去从不空手而归的。即使如此,尚怕有所遗漏,十几年中他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找到什么书没有?”而我心里却在说:“还有什么书没被您找到?”他的茶几上放着正在阅读的书,他从不折书页,夹一些烟盒纸片作为标记,读完的书总像新的一样。买来的新书单独堆放,封底朝上。曾有一位同学翻阅了一本书,却封面朝上放回去。仲牧先生很不高兴地说:“封面朝上会落上灰尘,如果你女朋友脸上红一块、黑一块,想必你不会开心吧?”从书的封面扯到女朋友的脸,当真匪夷所思,我们吃吃而笑,而先生却一板正经。

  仲牧先生有一间房门是从不打开的,他隐约说起里边都是最好的藏书。我们很好奇,直到数年以后,我向他借阅凯恩斯的传记,他才打开了这间房带我进入。房里全是书架,他边给我找书边高兴地讲一些书的趣闻。我说架上那本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我也有,他说:“这书要看管好啦!无论是谁都不可借出的。”一次饭后,我讲起明末阮大铖作过《燕子笺》,听说构思奇巧,文字清丽,可惜阮大铖名声太坏,此书流传不广。仲牧先生乐不可支地告诉我此书他有,我知他视书若命,到底没好意思向他借。我曾抱怨经常会买回不太好的书,他对我说买书和读书一样,越买越会买,越读越会读。我问他藏书到底有多少,他也只能说个大概。他去世后,书捐给图书馆,成了现在的赵仲牧书屋,听说有两万册。我只在书屋门口看过几眼,没敢进去,很多书都是我陪他买回的,当年的情景宛在目前,如今却邈若山河,使人顿生琴俱亡之叹。

  仲牧先生向来不喜俗客盈门,我曾许多次看到宾主间令人尴尬的沉默。先生为人总是直道而行,很多人、很多事,他是绝不买帐的。他说阮籍善作青白眼,“可惜,我翻不来白眼!”言下颇有恨意。有时他情绪不高,声声叹息皆从肺腑间流出。他看不惯碌碌无为、柔弱无骨之人,常说:“我被愚昧包围着!”有一次愤愤难平,我问遇到何事?他说刚从一位宗教界人士的餐会上回来,“他们要搞什么?一个修行之人,其俗在骨!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大家还要给他敬酒,我当时就发作,勃然而去。”他说没吃东西就闯出来了,我陪他去吃米线,路上犹自说:“小牛,我看这些家伙还不及我们守得住规矩。”我想起佛经故事中那只鹦鹉,用翅膀濡水以救山林之大火,仲牧先生愚乎?智乎?他在黄昏中的侧影深深打动了我,我记得那一刻,他伟岸如石壁。

  神州鼎沸,西风残照的时代,世事早已一片狼藉,有时真是怀疑是否还可寄寓心灵。仲牧先生亦知我们心中的惶恐厌倦,但他从不给我们廉价的安慰和勉励,他只是不断地对我们言说永恒,让我们观看垂暮生命中晚涛的辉煌。夏日傍晚,我去拜谒先生,和往常一样,屋里的灯光晦暗,四壁图书只见大致轮廓,如层层远山。他问我给学生怎样讲授佛学,他谈了对真俗二谛的看法,谈到现象界与超越的问题,他开心地说:“这些观点我以前讲过的,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又谈起民国时冯友兰与熊十力的那次辨论,冯友兰说良知乃假设,熊十力则说良知乃呈现,而且要直下承担。他叹息说:“一个假设,一个呈现,冯友兰、熊十力皆称大师,但冯友兰的境界上不去就是上不去呀!”我告诉他我刚读了牟宗三先生的《五十自述》,牟先生在文中说冯氏由良知的假设开始最终导致良知的泯灭,仲牧先生说前几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来拜访,所谈甚欢。我问牟先生的高足还说了些什么,仲牧先生平静地说:“分别时他说‘赵先生,您是真正的哲人!’”当今社会,物质铺天盖地,啸叫而来,而我们曾有幸坐在仲牧先生小客厅中,听他用莹洁的语言洗尽风尘,当年去过的人也许会忆起,这激流中的小岛曾是繁花之邦。

  仲牧先生没有家室,但他是一往有深情之人。他曾说不是性情中人学什么文学艺术?这样的人也不可成为朋友。在一次聚会上他举起酒杯,大声说:“我们为狂妄干杯,狂妄万岁!”先生骄傲自负,但他从未要求或暗示别人对他进行恭维。我在他门下问学时向来自由自在,有时弄出点什么诡异怪诞的东西,他也听之任之,见怪不怪。有人问仲牧先生是怎么教我的,我答:“长空不碍白云飞。”先生在意的是他的言说是否已真正把我们卷入到思想中,我们是否真正的行走于道路之上。但他从不强求,传法之后,静待花开。

  搬到龙泉路后,仲牧先生的体力愈发不济,他承受着一些压力,影响到了他的情绪和身体。先生一生坎坷,风雨苍黄的年代,他仍然保持耿介,保持童心,在黑暗中擂响战鼓,并为此历经苦难。在他的身上良知不是假设,而是呈现,先生直下承担了。他临终前不久,我去看他,病房中灯光昏黄,我坐于床边,默默无言,良久,他望着我说:“我觉世间寒冷。”这是我与他最后的道别。

  仲牧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施惟达老师让我写一点纪念文字。时光荏苒,当年的事我大半都已忘却,只能勉力写出一小部份。先生对我说过很多话,那些话语都带着生命的温度和人性的体贴。他毕生以真示人,磊落豪迈,运思、为人皆具山河气象,见者无不心折。曾经数次到他坟前祭拜,水冷云荒,不见斯人,耳边回响起他经常吟颂的诗篇:“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有些人我们是不应忘记的,现在的学生是否知道校园中曾有过这样绚烂的生命?我很在意,很介怀。

  2013年4月2日
文章来源链接 http://www.blogbus.com/www-logs/231321349.html

[ 本帖最后由 朱卿 于 2014-1-3 00: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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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 智性与良知:赵仲牧先生的哲学追求

  智性与良知

  ——赵仲牧先生的哲学追求

  张 震

  谨以此文纪念赵仲牧先生逝世二周年

  ——题记

  2007年5月16日,赵仲牧先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先生的辞世,让我们沉浸在深深的缅怀与哀痛之中。同时,这也召唤着我们,承担起传承先生的学术与思想的责任。在我们的心目中,先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卓越的思想家、杰出的旧体诗人,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和宽厚的长者。这里的每一个称谓,都向我们敞开了先生生命中的一扇窗户。不过,在先生的多舛的生命历程中,思想家的光芒最为夺目和耀眼。对思想家来说,他的生平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就是他的生平。因此,对思想家的纪念,毋宁就是投身到他的思想之中,领略其思域的博大、探索的激情与智性的庄严。

  以下,我将从四个方面来介绍先生的哲学追求。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传达的也只是对我所知的先生思想的一种理解。海明威曾经就小说提出一种著名的“冰山理论”: 冰山在海里移动,但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我们今天对先生的思想的了解或许也近似于此,更多的庄严与富丽还有待先生著述的整理与发掘。

  一、学的事情与思的事情

  这里所说的“学”与“思”,既来自于孔子,也来自于海德格尔。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此,“学”与“思”几乎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尔这里,情况却似乎有了变化。在《从思的经验而来》一文中,海德格尔作出了著名的“学术的对象”与“思想的事情”之间的严格区分。海德格尔的这一区分首先来自其对作为“存在之遗忘”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及其所引导的学科分工的把握,但同样也与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现实境况——即科学-技术的世界与我们的自然-生活的世界的巨大分裂有关。因此,赵仲牧先生固然一方面直承孔子,力图重建“学”与“思”之间的根本上的关联,另一方面,他也直面海德格尔所揭示的这一巨大的难题:如何才能弥和科学-技术世界与自然-生活世界之间的巨大分裂?或者说,如何才能重建科学-技术世界与自然-生活世界之间的和解与统一?这几乎可以认为是先生用一生的经历殚精竭虑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事实上,在先生看来,对世界整体的统一性思考,是哲学的真正任务之一。在发表于1993年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学——哲学和文化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构想》一文中,先生对建构哲学理论的几条基本原则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从中西哲学的宏观视野来看,历代哲人的思维活动及其营造的理论框架,大体上都趋向或遵循几条基本的原则:1、进行统一思考;2、建构总体秩序;3、寻求共同本原;4、确认价值理想。简称为统一性、秩序性、本原性与价值性。由此可见,弥和科学-技术世界与自然-生活世界之间的巨大分裂,正是哲学思考的统一性要求与任务的体现。不过,这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统一的思考意味着全方位的思考,也就意味着必须贯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摄各种人文与自然科学,并且建立起总体性的秩序网络或规则体系。在我们这个知识极度膨胀,学科分工日益细密的时代,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先生却坚定走在这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从哲学、美学到文化学、语言学,从心理学、社会学到历史学、人类学,乃至物理学、天文学等等,几乎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和诸多自然科学都留下了先生的跋涉的足迹。而这一切,却又统一在哲学思考的严格性与秩序性之中。这无疑是“学的事情”与“思的事情”在现时代的一次辉煌的、近乎悲壮的统一。2006年5月,先生因不慎摔伤住院,生命几度垂危,多次昏迷。在一次短暂的昏迷后,先生醒来。他说:“白色,全是白色啊!生命如此完满!”我想,先生在那一刻,一定刚经历过一次思想的壮丽的日出,一次炫目的哲学思维的统一性的凯旋。

  二、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

  哲学的统一性的思考必然追溯到本原。本原性的追求同样是先生的哲学追求的基本维度。不过,与西方传统哲学对“本原”看作终极依据与固化原点的实体主义、本质主义的理解不同,先生把哲学的“本原性”原则视作一种“起点”或“出发点”的探寻。用先生的话说,这是对传统哲学的本原性追求中的本体论承诺或预设的消解。当然,对本体论承诺或预设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哲学思考的严肃性与严格性的丧失。相反,这使得哲学的“起点”或“出发点”本身成为了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他认为,选择哲学的本原性的起点或出发点,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把所有的哲学思考、哲学讨论悬搁起来,贴近“常识”,回归“常识”;2、本原性的起点也就是人类进行哲学思考最初所选择的那个起点;3、选择这样的起点,能够梳理出人类的哲学发展的历程;4、选择这样的起点,有利于宏观鸟瞰当代各家各派哲学。由此可见,这一“起点”的选择,绝非易事。

  那么,什么是先生选择的“起点”呢?对此,先生在2001年秋冬之际所作的名为《元初事象——哲学思考与哲学讨论的新起点》的系列哲学讲座中进行了回答:“元初事象”即是这一哲学的本原性的起点。先生指出,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已经开始从“元哲学”的角度思考“起点”问题。1993年,写作3万多字的长文《事象、关系和过程》,则可视为其“起点”问题探索的一个台阶。此后,历经8年时间,先生进一步把“事象”还原为“元初事象”,并以之作为哲学思考与讨论的新起点。其探索之艰辛,可见一斑。

  所谓“元初事象”,既是日常生活的常识视野中所呈现的未分化的事象,也是未被古今中外的哲学思考与言说所“污染”的事象。“元初”,在这里就是本来面目、未被污染的意思。反之,哲学传统中的本原的设定,恰恰都是元初事象的还原与分化的产物。因此,元初事象实际上就是人类进行最初的哲学思考所选择的那个起点。尽管在后来的哲学中,它被种种观念性、人格性等附加成分所“污染”或“遮蔽”了,它仍然是其隐性的、最具本原性的起点。此外,“元初事象”作为未分化的事象是中立的,不需要本体论的承诺或预设。只要设立了这样的哲学起点,由元初事象所分化出来的“物”(物理事象)、“心”(心理事象)、“人”(人文事象)也无需本体论的承诺或预设。先生认为,传统哲学以各种各样的本体论、认识论承诺使得我们无法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像水源被污染了一样,因此,对作为哲学起点的元初事象的追寻与思考,正是一种“去污”与“正本清源”的工作。

  “正本清源”同时也就意味着“返本开新”。从“元初事象”这一哲学的新起点出发,哲学的世界图景呈现出崭新的景象。这是因为,“元初事象”并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化的实体,而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具有形态、性状,并处于无限的关系网络与大化流行之中的实物或现象。桌子、水杯、房屋、云朵、母亲的微笑、玫瑰的花瓣,都是元初事象,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最普通的常识与经验,却包含着最深奥的哲学问题。由此我们再回到前文所说的哲学思考的统一性问题上来。统一,同时也就是多元。世界并没有因为哲学的统一性思考与本原性追寻而贫乏僵化,相反却在智性的荣耀中丰富多彩、光芒夺目、气象万千。

  三、世界的开显:语词与事象

  在先生对事象与元初事象的追溯与探寻中,有一类事象,在一开始就引起了先生的惊异。思之愈深,惊异亦愈深。这类事象就是语言。

  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在先生七、八十年代的思维学、元哲学研究中,就已经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到后期的事象与元初事象哲学的研究中,语言问题已经成为了先生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之一。事实上,从事象向元初事象的还原的一个基本方位,就是语言哲学的方位:“从讲述着的词起步——确切而言,从作为讲述着的词的所指对象的那个事象起步——而不考虑词本身,把词的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都悬搁起来。”如此得到的,就是元初事象,或者说事象的纯粹形式。而当我们说出“元初事象”之时,元初事象则又已经是语词的事象了。

  语词,或者说词项,是先生的语言哲学研究的基本层级。这也是先生的语言哲学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区别之一。他认为,语词由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构成。所指层面又包括所指对象与所指意义。就语词与事象之间的关系而言,语词的所指对象就是由事象或元初事象构成的。因此,语词与事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语词的所指对象与事象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先生的语言哲学所思考的核心问题。2001年下半年,先生开设了名为《词项分析中的语言哲学问题》的研究生课程。在此课程中,他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论述。1、语词的所指对象是由多重要素合成的,从不同的方位来看,这些要素包括物象与映象、经验与先验、感知的主体与客体、感知主体的主体间性的公共性与感知客体的客观性的公共性等等。2、语词的所指对象的多重构成要素可以进一步加以悬搁与还原,比如映象的悬搁与物象的还原,或物象的悬搁与映象的还原等等。反过来说,词语的所指对象本身则是未分化、未还原的,因而表现为一种“中立一元论”,实际上也就是元初事象。3、从语词的所指对象的事象显现出发,可以将事象的类型与词语的类型联系对应起来,对语词进行分类:形体之象与形体词、相状之象与相状词、行为或动态之象与行为词或动态词、性能之象与性能词、心态体验、表情之象与体验词或心态词、评价活动、被评价的事象与评价词或价值词、没有所指对象只有所指意义的抽象词或理论词。4、事象与词的所指对象、所指意义的场论分析。这就是说,词的所指对象作为事象,处在诸事象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连续过程的场之中,也处在对象与意义的相互作用及其连续过程的场之中,还处在词典语境、场所语境等诸语境之间的的相互作用及其连续过程的“语境场”之中。5、事象作为语词的所指对象还必须考虑到“即时”与“在场”的问题,由此,语词的哲学分析本身获得了与人相关的时间与场所。

  据我所知,语词与事象的关系问题,是先生晚年的哲学思考的重心所在。遗憾的是,先生自己的文字表述尚不多见。不过,从已有的课堂讲义和有关访谈、记录等来看,先生对此的思考已达到相当深入的境地。在先生这里,事象或元初事象既内在又超越于语词。世界是事象的世界,也是语词的世界。语词与事象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因此,从语词出发的哲学思考,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世界经验的思考。世界开显于语词与事象的相互构成之中。

  四、良知、自由与个体生命的尊严

  在论及哲学的文化特性时,先生曾经谈到:“哲人进行哲学思考、解决哲学问题和建构哲学体系决非无的放矢,而总是为了追求和实现某种价值目标。”这里所阐述的,实际上就是哲学思考的价值性原则。也就是说,在哲学的统一性思考、秩序性建构与本原性探寻之中,总是追求着某种价值目标,贯穿着某种价值理想,传达出某种价值内涵。

  根据我的理解,贯穿于先生的哲学体系中的价值理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主题:1、良知。在先生看来,良知实际上是一种价值理性、道德理性。它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社会本性和文化本性的基础之上的,一种以“善”的追求为核心的理性思考与行为。它不离感情,因而既是主智的,又是主情的。它强调自己规范自己,也就是自律,但也不排除他律。先生坚信,在一种正常的人性氛围与教育环境中,人们可以激发出向善的意志,培养起自己的良知,建立起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道德规范。2、自由。在先生哲学一如既往的消解实体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倾向中,隐含着的是对“诸如绝对真理、善的终极关怀和美的绝对本质”等等冠冕堂皇的价值独裁与思想专制的绝对主义价值论赖以生存的理论基地的拆除,隐含的是对自由的渴望。3、个体生命的尊严。先生力求弥和科学-技术世界与自然-生活世界之间的分裂的努力,在哲学起点上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常识的诉求,对语词与事象的相互构成关系中的意义世界开显及其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张力的把握,无不体现出对普通个体的生命尊严的尊重与张扬。

  良知、自由与个体生命的尊严,构成了贯穿先生哲学的价值理想。如果再结合到先生一生的艰辛与坎坷,这样的价值理想无疑当有更深沉的意蕴。曾经有一个漫长的时期,先生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先生仍然没有放弃哲学的思考与探究。“人定思潮远,夜深烛火红。”先生的思虑,一定是悠远而激烈的。因此,当平反迟迟到来,思考不再是一种罪过,独立不再是一种冒险之时,那久以萌动的自由的渴望与良知的召唤,那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的深切体认,也顺理成章地融入思想的激情挥洒之中。

  2000年春节,先生七十寿辰,作五律《七十述怀》:“久恋云深处,古稀何所图。玄思终不止,狂慧本难除。岁尽霜天闭,梅开阳气苏。独寻荒径去,玉树万千株。”这首诗是先生整个学术与思想生涯的如实写照与真情流露。“诗中,既回顾了漫长而坎坷的往昔,缅怀‘狂慧’,历尽沧桑。又憧憬着古稀之后的未来,遥想今后玄思的远景。”如今,先生虽已离我们而去,但先生的哲学追求却是不朽的。在我们这个贫乏的时代,先生的思想,是罕有的智性的光亮与良知的召唤,在此刻,也在将来,为我们鼓起生活的勇气,激荡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作者简介:文学博士,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哲学、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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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礼:等闲千载风兼雨——纪念赵仲牧老师逝世三周年

  等闲千载风兼雨:纪念赵仲牧老师逝世三周年

  等闲千载风兼雨

  郑思礼

  5月20日清晨,盘龙江水静静流淌,一缕晨曦透过帷幔映照在油管桥殡仪馆的西墙上,为静卧在鲜花翠柏中的仲牧老师染上一道淡淡的柔光。

  追悼会氛围庄严而凝重,来人很多,大多是仲牧先生的学生及友人,其中也有仲牧先生师字辈的人,比如吴静仁先生。当年,赵老师在云大中文系读书时,吴先生刚留校做助教。赵老师和同学最爱在青云街的茶馆中盘桓,一日在茶馆中品茶聊天,吴先生正好路过,被仲牧等学生拉入茶馆,一通神侃及茶点之后,自然是吴先生买单。吴静仁先生学问深、性情好,仲牧老师曾笑言,吴先生是被学生“敲诈”茶钱最多的老师。想不到,后来竟是老师送学生,那天,吴先生走在人群中,高瘦的个子,悲戚的眼神,哀惜之情溢于言表。

  哀悼人群中最多的赵先生的学生,其中又以云大中文系78级的居多。章建刚从北京赶来,邓启耀适在欧洲,赶不回来。78级在昆的多数都来了,罗钟毅在重庆有事,一时抽不开身,嘱咐我一定要献上花圈挽联,钟毅的挽联是——

  孤剑谁识 双刃飞天长空怒;

  悲歌自怜 一曲落地大江泣。

  罗钟毅 夏春秋 徐 宪 周章毅敬挽

  我和陆杰等同学敬献的挽联是——

  人品如磊磊青松等闲千载风雨;

  学问似滔滔江河会泽百家英华。

  郑思礼 陆 杰 卢刚健 陈恩铭敬挽

  其他同学肯定还有许多情深意切的挽联,但大厅中摆满了花圈和挽联,不及一一细看。云南大学送的两个巨大的花圈放置在大厅中央,鲜花翠柏簇拥着安睡的仲牧老师,他一生思考操劳,此刻,终于可以安眠了。

  悼念人群中不乏仲牧老师学生的学生、弟子的弟子,对他们而言,仲牧老师可谓“师爷”了。我带的一班研究生也都来了,他们中多数未曾亲聆赵老师的教诲,关于赵老师的学问和人品,都是通过转述得到的,尽管如此,他们对赵老师一直怀景仰之情。那天早上,陈斯华、李可、李娟、牛兴华等研二学生、付琦、王凤歧、冯韬等研一学生早早来到悼唁现场。娟子手捧一大束白色菊花站在门口。菊花是我特意吩咐她去买的,赵老师生前喜爱菊花,一定要让菊花伴他最后一程,此刻,“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也算是对先生最后的告慰吧!

  在仲牧老师平生众多的成就中,桃李满天下大概是他的主要成就之一。这里所说的“桃李满天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数众多、分布甚广,这点,很多教师皆可引以为例。仲牧老师的难得之处在于,从内心深处赢得学生的爱戴与敬重,这种敬爱,与功利无关,与审美有缘,很多学生正是被仲牧老师的美学风范所感染、所折服,由是从心底生出敬意和崇拜。

  说起仲牧老师的美学风范,众弟子回忆多了,有些说法可谓神马浮云,诸如仲牧老师有一个神奇的“秘不示人”的铁匣子、内有重要手稿之类,关于先生的终身不娶,似乎是众多话题中最热门的话题,尽管仲牧老师生前多次有过解释。我与仲牧老师交往将近30年,既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说起仲牧先生的美学风范,立即让我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三位伟大的圣哲,他们是,魏晋的嵇康、刘宋的陶潜和北宋的苏轼。

  《世说新语》记嵇康说:“嵇叔夜之为人,磊磊若岩上松。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一个人的醉态能如此之美,令人神往。赵老师醉酒我没见过,他不大喝酒,不过,我见过赵老师“醉面”——就是说,为一碗面而沉醉的样子。那是读大学时,我和罗钟毅、隋军、陈平“遗世独立”,住守在云大游泳池畔的一间小屋。赵老师晚饭后散步,游泳池小屋是他散步的拐点,至此,他便要回返他居住的北院了。更多的情况是,到此一坐一谈,兴之所至,忘了归期,不觉间夜阑人静。我们每晚11点的节目是吃清水挂面,是不是邀赵老师一同进餐呢?这样的清水煮面也敢请老师吃么?罗钟毅一向大大咧咧,用他的重庆高腔说:“赵老师,来点夜餐,煮面吃?”赵老师笑道:“好啊,来一点,我们当年也在宿舍里煮面吃。”随后,津津有味地品尝了那碗仅有盐味、连一点油星子都见不着的清水煮面。一点不做作、一点不勉强,还连连说:“好吃,好像回到学生时代。”

  嵇康是赵老师景仰的人物之一。在课堂上,他详细介绍了嵇康的哲学观点和诗文篇章,对其“师心以遣论”的观点尤为赞赏。赵老师多次对我们说,写文章要发自内心,要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真实思想,不要作违心之论,哪怕是一篇小文章。在云大读书期间,赵老师组织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章建刚、施惟达、郑凡、邓启耀和我——为《云南日报》写一组美学短文《美学一叶》,我分撰的是《美与节奏》。我原以为,一篇报屁股上的小文章,何必太认真,找点资料拼凑一篇交了上去。这下可惨了,被赵老师叫去批了一顿,指出文章没有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末了说:“你要再这样写,就不要写了。”吓得我额头直冒冷汗。于是改弦更张,重新写过,总算有了一点自己个人的观点和新颖的案例,通过了。一问其他几位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遭遇。《美学一叶》发表后,居然在学界有反响,《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我们也因此得到学术上最初的锻炼,后来全都走上了学术道路。当时拿到一点稿费,大伙寻思着买点什么礼物送给赵老师。好像是听了建刚的主意,买了一套茶具送给老师。仲牧老师欣然接受,他爱喝茶。此外,爱抽烟、爱散步,爱聊天,当然,这都是指生活情趣方面,爱读书、爱写作、爱上课等工作主流方面不在其列。

  赵老师酷爱散步,不仅晚饭后散步,深夜也散步。我留校之初,住北院数学楼,赵老师住北院教授楼。晚上10点左右,看书看累了,我常到外头走走。那时的云大北院,到处芳草萋萋,四下虫声唧唧,一条大道从外语楼通往大门,大道两旁是高大的梧桐,一排排教授小楼亮着金黄色的灯光,静谧、幽雅,是晚间散步的好去处。一晚,我手持一根香烟漫步在大道上,忽见前面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赵老师么?连忙趋近,果然是赵老师,他也在散步。这一来,晚间10点的散步就成为数年中的保留项目。常常是,为赵老师点燃一根烟,听他天南海北地闲聊,聊得最多的是哲学,中哲西哲,从老子到康德。是时,月光满地,树影婆娑,我们在梧桐大道上来回走着。赵老师仰望深邃而高远的星空,讲起康德那个著名命题——我头上是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于是讲康德的散步、讲康德的哲学、也讲康德的怪脾气。听多了,我越来越发现赵老师与康德的相似之处,不是吗,一样的准时散步,一样的哲学追求,一样的怪脾气,甚至,一样的终身未娶。这最后一点,平时不敢问,这时可以问了。言及此,赵老师沉默了,良久,他话头一转,转到对女性的评价。众所周知,赵老师对女性的逻辑思维一向评价不高,甚至不愿做女生的论文指导老师,为此,惹得我们班一批女生满肚子不高兴。然而,在静夜散步的闲聊中,赵老师对女性的美学价值评价极高,他认同马卡连科的观点——“好女人是一所学校”。渐渐地,我听出赵老师所说的“好女人”并非泛泛而指,他心目中一定有一位漂亮、多才而又善良的好女人,只因种种原因未能走到一起。犹如曹植之于甄后、陆游之于唐婉、鲁迅之于刘和珍、金岳霖之于林徽因。甄后和唐婉长什么模样,只能见诸文字描述。刘和珍和林徽因是有照片的,虽然是民国时代的黑白照片,然而,刘和珍和林徽因的天生丽质有目共睹,那不是一般地漂亮、一般地惊艳,可谓宛若天人,加上超凡出众的才华,再加上难得的大气贵气,这样的好女人岂止是所学校,俨然美的化身。可是,这样的美女古往今来能有几个?心中揣着这样的美女,其结果只能是元稹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难怪了,一般女性不入赵老师的眼,其终身未娶,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于是,许身哲学,终不旁鹜,反正,康德、叔本华、金岳霖等大哲学家也是终身未娶,在哲学探索的艰难路途中倒也不乏同伴。所以,每当有人在大场合中问及婚姻家庭之事,赵老师总是反问道,康德结婚了吗?叔本华结婚了吗?

  赵老师一直教授西方美学,然而,他到云大的第一轮课是“中国古代文学·魏晋南北朝”,听过此课的只有云大中文系78级。赵老师一来就声明,他不过是客串,可是,这客串的课程一点不比他的主课逊色。一天,讲陶渊明,讲陶渊明的生平、为人及“冲淡平和”与“金刚怒目”相交融的诗风,赵老师时而是“采菊东篱下”的静穆、时而是“刑天舞干戚”的激昂,讲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时,他迈开大步,从讲台一端走到另一端,仿佛这就是“大化”,这就是“纵浪”,同学们为之感奋,有人小声说:“活了,陶渊明。”

  很多人只看到赵老师的淡泊平和的一面,正如只看到陶渊明静穆的一面,然而,他们都有刚烈的、“金刚怒目”的一面。这另一面,我是在大风大浪中亲自领教了。1989年5月,“反官倒反腐败”的浪潮席卷全国。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的第二天,以云大学生为主的各高校学生相继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反对贪污腐败。大队学生从云大北门出发,涌向街头。新闻专业86级(就是我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学生首当其冲。忽然,我在队伍中看到赵老师,他与木继弘(汉专86级班主任)一起随大队前行。我走上前去,和木继弘一起劝赵老师不必前行了,毕竟,这是冒风险的事。青年学生人多势众,当局拿他们无奈。我和木继弘是“有身份”的人,我们的身份是班主任,学校明令我们保护学生、维持秩序,我们上街理所当然。赵老师则不然,他是教授、是名人,一旦被追查,他可是没有任何说辞的。举目望去,整个游行大军中可有像他这样的人物?一个也没有。可是,赵老师根本不听我等的劝说,坚定不移地随着学生队伍前进。同学们见有那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走在他们队伍中间,群情激昂、紧拥在赵老师周围,仿佛要用她们的身躯保护敬重的老师。赵老师在队伍中央走得较慢,两侧的学生走得快,队伍很快形成一个弧形,这一来,赵老师更为显眼。到达省博物馆时,一群手持照相机的人拥上前来,快门嚓嚓作响。这群人中,有记者、有摄影爱好者,也有几个看不出身份的角色。这几个可疑的人端着相机正面拍、侧面拍,赵老师沉静地面对他们,丝毫没有退缩。我等见状,再次劝赵老师退出游行队伍,当然,话说得很委婉,从学校走到这里,可以了,够累的,回吧!赵老师脸色铁青,只说了一句话,跟上队伍。到近日公园南屏街口时,无数市民簇拥在路旁,学生高呼:“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市民们高呼:“大学生万岁!”两侧大楼中的人们从窗户中探出头来,与大街上的人群遥相呼应,场面蔚为壮观。我走在队伍前面维持秩序,回首一看,后面的队伍手挽手缓缓前进,赵老师走在队列中间,学生走在他身旁。曾在哪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呢?似曾相识啊!想起来了,在电影《青春之歌》的最后。在电影中,林道静、王晓燕挽着老教授(王晓燕的父亲)的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这一幕,何其相似乃尔!这一幕,是当代中国大学生的青春之歌,也是仲牧老师的青春之歌!

  其后,在那个至今讳莫如深的历史时段,黑云压城,万马齐喑。gaomi者有之、卖身者有之、杀气腾腾者有之。仲牧先生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为一些处境艰难的学生四处奔走。彼时,我的处境也极困难,当局坚持要将我班上(新专86级)的两名“学生领袖”发配至某煤矿“劳动一年”。我反对无效,只得说:“那么,请加上一个名额,把我也算上吧,因为我是他们的班主任,我有责任……”说实话,我这样说并非有多大的担当,鄙人没有那么高尚。我这样说也算是以守为攻——我一个小小的班主任有责任,系主任有没有责任?这样那样的书记有没有责任?古语道:“养子不教父之过,教子不严师之惰。”学生出了问题,做老师的能逃脱责任?老师出了问题,做校长的能逃脱责任?我的意见是,放过我班上的两个学生,让他们与全班同学一道,读完大四、读完大学这最后的一年,一年后怎么办,到时候再说。说完这番话,我疾步走出某办公室的门,在楼梯口差点撞倒正在上楼的赵老师。赵老师见我神情不对,拉我到一旁问个究竟。我将上述情况向赵老师说了。他沉吟片刻,信口引苏轼词《定风波》答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说,回去打点行装,没准很快就要走了。他笑道:“不急,不用着急,等等看。当局不是定性为‘风波’吗?风自会息、波自会静。形势在变,静观其变。”后来,此事果然不了了之,正如《定风波》后两句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说起苏轼,也是仲牧老师景仰的人物之一。苏轼爱竹,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仲牧先生也爱竹,在他狭窄的居室里,居然养了两大盆竹。到过仲牧老师家的人都知道,他在北院住的小楼十分逼仄,到处堆满了书,就这,他还养了两大盆竹子。他每到外地出差,就要我替他浇水。有一次,大概是浇水不及时或不得当,竹叶焦黄了许多,他回来大发脾气,说了我一顿,不难看出他对竹的珍爱。苏轼才高八斗而一生坎坷,中年时被一班小人以“乌台诗案”打入死牢,差点丢了性命。其后累遭放逐,颠沛流离,从黄州、惠州到儋州,然而,他始终豪放旷达,面对艰辛的流放生涯,从容道:“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仲牧老师也是一生坎坷,青年时代被打为“右派”,“右派”过的是什么日子?过来人都知道。文革后,在文勋先生的鼎力帮助下,从辽大调到云大,算是过上比较舒心的日子,即便如是,他生活中仍旧有许多不称心、不得志的辛酸和苦涩,诚如李商隐所言:“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可是,他从不向苦难低头、从不向厄运俯首,在他的诗词中,表达出与东坡先生同样的豪放和旷达。我们毕业时,请他题一句留别的话,他提笔写道:“等闲千载风兼雨,又见飞花落满蹊。”随后说,青松傲然挺立在山颠,历经风雨而不改其独立之姿、长青之色,这就是“等闲千载风兼雨”。而那些大红大紫的花朵呢,甭看他一时大红大紫,很快就飘落了,风一吹,雨一打,“又见飞花落满蹊。”他这一说,让我再次想到嵇康:“嵇叔夜之为人,磊磊若岩上松。”是的,岩上之青松,东篱之黄菊,居室之绿竹,不正是古今这些伟大先哲及仲牧老师美学风范的写照么!

  仲牧老师随嵇叔夜、陶渊明、苏子瞻去了,他们真的走了吗?否!看,嵇康在打铁、陶潜在种豆、苏轼在泛舟、仲牧在讲课……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们的美学风范,永驻人间!

  2013年元旦于云大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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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仲牧文集》出版 亲朋旧友同怀云岭哲人

《赵仲牧文集》出版 亲朋旧友同怀云岭哲人
时间:2014-03-19 16:14:00 编辑:新闻中心

他是一名教师,授人以思辨精神;他是一位学者,律己终破壁而出。人品磊磊,学问滔滔,身后留一世清名。他是已故云南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诗人赵仲牧。辞世近7载,先生音容宛在,让人莫日能忘。在多方努力下,历经几年的收集、整理和编校,《赵仲牧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付梓刊行。







《赵仲牧文集》凡五卷。第一卷是思维学、元理论和哲学卷,第二卷是美学卷,第三卷是符号分析和语言分析卷,第四卷是文化学与道德哲学卷,第五卷是诗文卷,共逾百万字。同期出版的还有《薪火相传待后人——赵仲牧先生纪念文集》。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赵仲牧先生几十年为人、为学、为师的方方面面。







3月18日,《赵仲牧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东陆书院(贡院·考棚)举行。赵仲牧先生的同事、学生、亲眷及云南大学校领导等齐聚一堂,籍文集的出版,真切地缅怀这样一个为思维、为学术而生的人。

赵仲牧先生是全体云大人尊敬和仰怀的学者,文集编委会顾问、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刘绍怀在座谈会上发出这样的感触。在刘绍怀看来,先生是做真学问和真做学问的真正学者,风范长存。同时,他希望云大人要弘扬先生的学术精神,并将之融入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区域性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







文集编委会顾问、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云南大学资深教授张文勋与赵仲牧先生既是同学、同事,还是最贴心的朋友。岁至米寿,也扶杖亲来娓娓道出两人间的点滴往事,管鲍之交令人动容。张文勋先生的历述,为与会者描刻了一个从青年、中年到暮年的老友形象。

赵仲牧先生生前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与云南大学校友、云南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张勇颇为熟稔。个性十足且才气逼人,这是张勇眼中的仲牧先生。与他持类似看法的还有著名学者、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伍雄武。伍雄武先生自儿时起即与仲牧先生相识,透过他的追忆,与会者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赵仲牧。二哥极富血性、二哥歌唱的好……,前来参加座谈会的仲牧先生胞妹等亲属,谈起兄长,泪盈眶声哽咽,手足之情溢于言表。赵仲牧先生当年指导过的学生,有的虽也是白丝浮鬓,但谈起老师,都是感激,他们认为从先生那承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受用终身。学生们的心声是,能以先生为师,此生之幸!







生前,仲牧先生铢积寸累,醉心于沉浸在纯理论的探究。身后,遵仲牧先生遗愿,其全部藏书近2万册悉数捐给云南大学,于图书馆设立“仲牧书屋”慰后学。生前身后,都是那个赵仲牧。

文集编委会顾问、云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昌山应邀参加座谈。文集编委会主任、云南大学东陆书院院长施惟达就文集编辑出版的情况作了介绍。文集编委会副主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段炳昌主持座谈会。

撰稿:祁志浩 摄影:李哲

(编辑:李哲)
《赵仲牧文集》出版 亲朋旧友同怀云岭哲人-云南大学新闻网
http://www.news.ynu.edu.cn/xysd/2014-03-19/0-6-9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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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远行,山高水长。
遗泽东陆,惠及三迤。
云大学子,任重道远。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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