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书还得再读……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当时，翻开这书的时候，感觉这书像小说一般，可读性很强，本以为在读理论性比较强的专业书之余调剂一下脑子，不想这本书很值得品味。
这本书是美国人类学者拉比诺在1968-1969年在摩洛哥的田野调查纪实。其调查对象是摩洛哥的亲属制度，水利，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宗教等。拉比诺是格尔茨的学生，所以在本书里他也再次强调了“文化及阐释”的解释人类学观点。他提到，人类学家到田野中找到的资料，本身就是阐释，也就是当地人的文化。还提到了“资讯人”的角色扮演，并反思对于资讯人，人类学家或者访问者是否应该全部采信，言听计从，对于资讯人的一些要求和需要（往往和调查关系不大）是否应该全部予以满足，来换取调查的顺利进行？在田野过程中，拉比诺注意到一些简单的显而易见的现象，他也自问能否解释。当人类学者进入一种文化，他需要人们为他将自己的生活“对象化”，用另一种眼光来回看自己原来普通的生活。所有的文化本身也都存在着对象化和自我反省，但这种清晰的自我意识很少借助外部媒介来表达。通过把研究对象主体化，而把研究者自身客体化的办法来达到理解对方，反思自身的目的。田野工作，是一个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
这让我想到了麦克.布洛维在《公共社会学》里“拓展个案法”里提到的：以“我们的参与”为前提，反思性科学利用多重对话来慢慢实现对经验现象的解释。他提到了三种关系：参与者和观察者；地方过程和外部力量；理论和自身。而反思性科学将对话提升为它的界定原则，并将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的互为主体性作为它的前提假设。
甚至可以扩散到表演理论，在鲍曼看来，口头艺术是一种表演，表演则是一种交流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表演者和观众都是主体性的参与者，讲述人、听众、和参与者之间互动交流，从一种静态的研究转向动态的研究。
《文化、权力与国家》
作者是美国汉学家杜赞奇。通过对1900年-1942年华北农村的乡村社会结构调研，阐述了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的互动关系。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间隔，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 的文化网络”两个中心概念来充分展示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引入了“国家经纪”这一概念，国家经纪分为两类：一类是保护型经纪，经纪人在交易中获得的主要是象征权威，在传统社会里，一般由宗族领袖、首领以及其他有威望的地方精英担任，而这些地方精英们也通过“文化”的形式来树立之间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这种经纪模式包容于文化网络之中。另一类是营利型经纪，也可以称之为“掠夺型经纪”，这类的经纪人主要是牟取私利的。保护型经纪是脆弱的，当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国家政权强化对乡村的控制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时，保护型经纪逐渐遭到破坏，而这时也是营利性经纪势力膨胀的时候。
接着，作者又借用吉尔茨“内卷化”的概念，提出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华北地区国家政权现代化的正、负面效果。继而分别分析了宗族、乡村宗教、财富、声望等因素对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
最后两章集中论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进程及后果。
这本书对接下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很有启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他本身就出生于一个新教家庭，自己也是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
在文中，韦伯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开始谈起，逐步引申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否定了资本主义对获利的追求、对金钱的渴望、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认为这都与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要抛弃认为资本主义本性贪婪的幼稚想法，认为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这种非理性的欲求，资本主义甚至完全是一种抑制力量或者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力量。
韦伯认为，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精确的核算，是作为资本主义所有行为的基础，也是理性的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企业运作所必需的，这里韦伯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和管理方式，比如簿记方式、体系。
接下来，韦伯从宗教伦理角度出发，从欧洲宗教改革开始梳理宗教流派中关于传统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博弈，认为宗教教养最有可能破除传统主义， 关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的不同解释和传承，把加尔文、加尔文宗以及其他清教派别作为起点，认为清教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对资本和劳动进行理性的组织，进而研究早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韦伯强调固定天职在宗教禁欲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为现代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伦理依据。同样地，对资本主义营利性活动的神意阐释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商人追求金钱和利益的正当性，同时还对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和自力更生给予了极高的伦理评价。他肯定了入世禁欲主义对财富的限制性消费，认可理性而实用主义地使用财富，将对财富的获取从传统主义伦理观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呃，这本书读得好失败，对宗教太不感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