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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参加过土改吗?

张爱玲参加过土改吗?

祝淳翔 发表于2013-03-24 00:19



  1952年7月,张爱玲持港大证明以复学名义只身离沪赴港,不久,应聘美驻港总领馆新闻处,从事翻译及创作。1954年,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由《今日世界》社次第刊载。尽管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夏志清给予高评,但因其内容一反此前《十八春》《小艾》中对解放区的好感,转而“暴露‘铁幕’后面的黑暗”(柯灵语),由此在大陆被打入另册,至今也未能正式出版。

  近年来,学界有识之士试图从学术中立角度探讨:“张版”土改小说真实与否的问题,其中涉及张爱玲是否亲身参加过土改。

  1995年11月10日,萧关鸿在《南方周末》发文《寻找张爱玲》,借张爱玲姑父李开第之口,首次指出张爱玲受夏衍提名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并下乡参加土改。《上海书评》所刊陈子善《张爱玲与上海第一届文代会》(2010年12月5日),引台湾研究者高全之《张爱玲学》增订版殷允芃访张爱玲、萧关鸿访李开第一事,并补充魏绍昌的说法,力图将首届文代会与土改相联系,给“苏北土改说”作注。

  正如陈教授指出的,“张爱玲土改说”争议不断。笔者也持疑议,特撰文详论。

  张爱玲早年的编辑朋友柯灵曾作长文《遥寄张爱玲》,称其“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不过,诚如龙应台《一支淡淡的哀歌:评张爱玲的〈秧歌〉》指出,它是“一部极端视觉化的小说”,书中第十二章杀猪场景,一系列的洗猪、剔甲、拔毛描写,恍如电影近景镜头。这些细部刻画,教人很难相信作者未作近距离观察。1968年,张爱玲接受台湾媒体人殷允芃的访谈,也谈及“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

  2010年,张爱玲遗稿《异乡记》挖掘出版。其中第六章:

  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第50页)

  比照《秧歌》第十二章杀猪剃毛:

  他们让那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它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摊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剃完了头,谭老大与谭大娘把那个尸身扳了过来,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弯弯的,眯成一丝,极度愉快似的。(《秧歌》,皇冠,1968,第135页)

  两者何其相似!《异乡记》记录了1946年张爱玲往温州找寻胡兰成途中的所见所闻。这段下乡经历,多次写入《华丽缘》《秧歌》《赤地之恋》等的例证,详见余斌《张爱玲传》、宋以朗《异乡记》前言及书稿校订者止庵《〈异乡记〉杂谈》。则前述殷、张对话中冬天的农村经历,也许是在说此事。

  至于张爱玲的土改经历,曾有三人提及。经深入分析,各自都存在疑点。

  一,李开第说:

  上海解放后,主管文艺工作的是夏衍。夏衍爱才,很看重张爱玲,点名让她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还让她下乡参加过土改。当时张爱玲还是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她希望有个工作,主要是为了生活。(萧关鸿:《寻找张爱玲》)

  按:萧关鸿的这篇访谈录,采写于张爱玲逝世后不久。访谈对象之一李开第1927年与张爱玲姑姑张茂渊相识于上海。1939年,张爱玲赴港大读书,李受托短暂做其监护人。直到1979年,丧偶多年的李,方与老友张茂渊成婚。李自述他和张爱玲是点头之交,而离沪后直至1979年张与李无从联系,李从何得知是夏衍让张爱玲下乡参加土改的呢?按理说,此说法最有可能来自张茂渊(1991年去世),不过为什么土改地点会不明确呢?

  此前,李开第从1989年7月26日《新民晚报》读到周劭的文章《张爱玲“数典忘祖”》,十分气愤,遂找同事黄伟民代他撰文更正。黄文转述李的话,同样涉及张爱玲离沪前的事:

  解放后张爱玲写过一篇小说《十八春》,在晚报(应为《亦报》,后并入《新民晚报》——引者注)连载。夏衍同志对她十分器重,邀请她出席第一届文代会。此时张爱玲无业,以写稿为生,香港大学复校后,为了完成未竟的学业,赴港继续就学。(发表时署名误作王惠民:《张爱玲的身世与生平》,《环球文学》1990年1期)

  此时张茂渊还健在,而黄文虽谈及夏衍,却并无片言涉及土改。

  由此笔者推测:1990年前,李读过柯灵《遥寄》文,知夏衍曾邀张爱玲出席文代会;1995年前,也读过1992年安徽文艺版《张爱玲文集》所附《张爱玲传略》,知《秧歌》内容涉及土改。也许为了维护张爱玲名誉,李便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证明“张版”土改小说真实无虚。

  二,魏绍昌道:

  1951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夏衍提名张爱玲参加。会后张还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回来不久,她就离沪去港了。(魏绍昌:《在上海的最后几年》,收入《永远的张爱玲》,1996)

  按:上海首届文代会召开于1950年,非1951年。后文提及夏衍让龚之方去劝张不要离沪,同时龚还受托撮合桑弧与张爱玲的婚事。张表态:“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这与龚之方的回忆出入很大:撮合婚事是1946年后,而龚受夏衍委托去看张爱玲询问日后打算时已在1952年。且张爱玲每次都未正面答复,或摇头或笑而不答,这才符合其脾性及当时情境。

  萧关鸿是上海作协成员,魏先生则长期坐镇作协资料室,会不会在萧李谈话时,魏先生才听说张爱玲有土改经历呢?鉴于李并未道明土改地点,“苏北土改说”不排除是魏先生的猜测。

  三,袁良骏引唐弢生前与之谈话: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曾去浙江乡下参加短期土改“工作队”,并曾参加1950年召开的上海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参《香港小说史(第一卷)》,1999)

  以后袁良骏发表《论〈秧歌〉》,同样来自唐弢所述的土改地点却离奇地变为“江苏农村”。

  按:唐弢是现代文学研究家,也曾亲赴皖北,带队土改。不过,在其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所著《晦庵书话》中,张爱玲连名字都未出现。1982年,唐弢发表《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才提及:

  由于作家写的是人生道上她所熟悉的那段有限的生活,她将全部社会经历、生活感受、艺术修养集中在一点上,成功地写出了她的《金锁记》。以后出于政治偏见,张爱玲满足于浮光掠影,道听途说不能深入地描写真实的生活,《金锁记》成了她的代表作。

  “道听途说”表明,当年唐氏的认知停留在张并非亲历而写土改小说。袁良骏转述土改地点的飘忽不定,也证明其不可靠。

  其实,当张爱玲亲历土改的说法出现伊始,质疑声也“如影随形”。

  龚之方在报界和影业享有盛名。是龚和桑弧出面力邀张爱玲试水电影编剧。解放后,张的《十八春》《小艾》也在龚任社长的《亦报》连载。结合前述龚曾为张做过媒,则两人的关系之熟稔非同一般。

  若依陈子善教授之见,张爱玲参加土改或在1950年底至1951年1月。但1950年3月25日至翌年2月11日,《十八春》在《亦报》连载。据张子静回忆,当时因是边写边登,他怕干扰姐姐写作,故较少去看她。以后等坊间出现了“苏北土改说”,张子静心内起疑,特意去问龚之方,龚竟表示:“我不清楚这回事。我也没听张爱玲提起过。” (《我的姊姊张爱玲》,1997)

  离沪前,张爱玲没有工作,夏衍欲安排张赴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曾委托龚探询张如何打算。此前夏衍如安排张爱玲参加土改,即便不委托龚,而龚居然毫不知情(同时魏绍昌却知情),似乎说不过去吧?

  再者,1997年10月14日《新民晚报》刊载赵易林、徐重庆《有关张爱玲的一些史料》,其中提到:

  当年,上海的文艺家们积极配合社会形势,纷纷自愿报名参加土改和下乡参观团。刚成立的市文联还特别设立了“土改工作委员会”,诸如许杰等去青浦,邓散木、罗洪、何公超、孙福熙等去绍兴,任钧等去苏州。……在这些几乎涉及每个人的活动中,我们找不到张爱玲的名字。

  赵易林乃著名编辑赵景深哲嗣,1951年时已经成年。细究赵文,他以点名方式,分别提出肯定和否定的见闻,数据详实,显有出处。再结合1951年3月30日《文汇报》报道,上海文联曾先后组织过三个土改工作队,去松江、苏州及浙东绍兴等,第四队将去上海近郊。——其中并不包括苏北。

  张爱玲曾说:“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假如她真有一段长达几个月的土改经历,小说里难免会透露出一些印迹,即历史事实。通读《秧歌》,确能找到。不过次序却很乱。

  小说第七章提及傅全香下乡土改的真事,它发生于1951年底至次年1月。按故事情节发展,在傅全香之后,小说还提及:

  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

  这处细节,据陈思和《六十年文学话土改》,1951年8月25日《文艺报》署名“志”的随谈《关于“新事物”》,内容较接近。显然小说的内在时间有违历史真实。

  为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张爱玲更藉《秧歌·跋》,说“三反”运动时《人民文学》刊有短文提及1950年春华北某地的一次抢粮暴动。可两位较真的学者艾晓明、丁文纲找来《人民文学》甚至《文学报》努力翻检,却查无出处。

  这段抢粮情节,极似1950年正月十一日扬州槐泗区龙尾乡的公粮哄抢事件(参刘握宇《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1950-1952》所引档案)。只是该事件在当时高度敏感,常人难以知晓。不过当联系到陈若曦对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加锡的相关回忆:

  认识麦加锡后,才知道张爱玲住在香港时,乃是受到他的鼓励并提供资料,才关起门书写《秧歌》。……张爱玲能“闭门造车”写出好小说,果然才华过人。(《张爱玲、夏志清一瞥》)

  可知,对话双方都心知肚明,即便没有亲历土改,缺乏感性认识,但凭着过人的才华(及其农村经历),再加一些客观材料,张爱玲照样能虚构出逼真的土改小说《秧歌》来。

  至于《赤地之恋》,虽然也写了土改,但它除了张爱玲本人并不满意,并从文本来看,许多地方来自丁玲的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参张谦芬《从互文性评张爱玲与丁玲的土改书写》)。故此不论。

  综合前文:说是由夏衍指派,而龚之方却不知情;说是亲历土改,可农村描写多来自以前的温州之行;说是上海文联组织,小说偏提傅全香(华东局组织皖北土改);虽有真实材料,时序又是混乱的……凡此种种,能得出张爱玲亲历土改的结论么?似乎柯灵的说法虽不中亦不远。

  如需彻底否定,尚需铁证,或俟上海文联档案披露土改名单;抑或者,在张爱玲与姑姑,与友人们的往来书信中,确有关涉其土改经历的只言片语,则上述推断全部作废。在此也希冀知情者能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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