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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为什么要用“梼杌”命名史书呢?

楚人为什么要用“梼杌”命名史书呢?

正如《春秋》为史书之名一样。春秋本是一年四季中的两个季节名称,或谓商周时期一年只分春秋二季,后来才增加冬夏而有四季。当时人们就用“春秋”指一年,历史是一年一年地记载的,所以引申为历史。周人、鲁人用“春秋”作为史书之名,反映了周鲁之人的聪明才智。楚人用“梼杌”作史书之名,则由楚人的特殊情况而定。“梼杌”可以反映树木生长的历史。横断后的树桩子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一轮或为一年,有多少轮则表明树木生长了多少年。引申为历史,真是太恰当了。 江淹在《游黄檗山》诗中写道:“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诗人正是从“残杌”上看到了千代之木。我们不得不十分佩服楚人的聪明。用“梼杌”为楚史之名,不仅在于它内涵的准确性,还在它充分地体现了楚的民族特征。“楚”字从木,是族名,也是国名。楚从林中建国,故楚人对林木的认识,较他人更深刻,感情较他人更浓烈。春秋时期,百国史书皆用“春秋”命名,而楚人却别有见地地以“梼杌”来为自己的史书命名,其个性特色当令人拍案叫绝!明白了“梼杌”引申为年轮之义,而楚史《梼杌》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同鲁之《春秋》、晋之《乘》一样,只能是一部编年记事的通史。楚国有筚路蓝缕的岁月,也有问鼎周室的辉煌。楚史有书写不尽的自豪和骄傲,怎么会别出心裁地单记“嚣凶之恶”呢?一部国史专记丑恶之事,令人难以理喻。那些所谓凶人、凶兽诸论,当是受北方诸侯仇视楚人心理影响所致。

张正明教授在《楚史》中指出:“假如见到‘芈’字就说楚人以羊为图腾,见到‘熊’字就说楚人以熊为图腾,那就错了。在金文里,‘芈’作‘你’,‘熊’作‘酓’。楚君以酓为氏,应与缩酒有关,是以职为氏。”“文献以‘熊’代‘酓’,一则是由于这两个字读音相近,二则出于北方诸侯对楚人曾以禽兽视之的心理。战国时代秦楚交恶,秦人所作的《诅楚文》称楚君之氏不用‘酓’字而用‘熊’字,就是视同禽兽的证据。”⒁殃及楚史,也就不奇怪了。张先生的考证为我们解了“梼杌”凶神恶兽之谜,也为《梼杌》的正名提供了依据。所有骂楚的言论,可以说皆由“熊”字面来。由“熊”及鮌,鲧化黄熊,是谓兽;由鲧,及颛顼不屑子顽,是为凶人;由顽及断木不析,是为恶木。如此这般,楚史蒙尘,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

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楚史《梼杌》之“梼杌”就是伐木留下的树桩。因其上有树木生长的年轮,树木一年一年地生长,正如历史一年一年地记载,故可引申为历史书的名称。


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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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史“梼杌”之“梼杌”辨证

作者不详 2006-11-01 11:25:01 来源:汉江传媒网

  《孟子-离娄》载,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⑴孟子在这段话中提及春秋时期三个国家史书的名称:鲁国的史书为《春秋》,楚国的史书为《梼杌》,晋国的史书为《乘》。对《春秋》和《乘》的命名,厉来无异义。“鲁以编年举四时为记事之名,故以因名春秋也。” “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乘也。”⑵《孟子注疏》中的这些解说,未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独对楚之“梼杌”,则异见纷呈。《注疏》说:“自楚国所记而言,则谓之梼杌,以其所载以记嚣凶之恶,故以因名为梼杌也。”⑶显然,这种解释与孟子所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相违背。奇怪的是,人们对此反而没有疑议,却对“嚣凶之恶”生发出五花八门的解说。

  “梼杌”究竟为何物,论者众说纷纭,莫终一是。有说是凶兽的,如东方朔在《神异经-西荒经》中所描述:“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扰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狠,一名难训。”⑷有说是凶人的,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浑纯、穷奇、梼杌、饕餮四凶。梼杌乃颛顼的不才子,不可教训。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天下之民为之梼杌。⑸有说是凶木的,如王筠在《说文解字句读》中释曰:“梼杌,恶木也,主于记恶以为戒也。”⑹有说“梼杌”就是夏鲧的,如薛安勤在《国语译注》中注云:“梼杌即鮌,也写作‘鲧’,传说是远古时代部落首领,神化后变为黄熊。⑺”有说“梼杌”是形容无知之貌的,如杜预在《左传》注中即言:“嚣凶无畴匹之貌也。”⑻贾逵亦取此说。还有说“梼杌”就是鳄鱼的,如唐善纯在《释“梼杌”》一文中说:“‘梼杌’正是苗语鳄鱼的意思。”“梼杌”源于苗语,即是鳄鱼,是楚人的图腾。⑼”类似说法尚可举出数端,限于文幅,兹不赘录。一言以蔽之,用上述诸说诠释楚史何以名《梼杌》,都是牵强的、站不住脚的。

  孟子在说那段话的时候,当读过晋、楚、鲁三国的史书。否则,是不可能做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结论的。孟子所说的“一也”,当是指这三国历史书的形式特点、内容结构是一致的。鲁国的《春秋》经孔子修订后流传至今,且有传者三家,谓之“春秋三传”。其基本状况,一目了然,无须多言。晋国的《乘》,早已亡佚。但其所记为田赋乘马之事,也不难理解。据《司马法》所言:“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⑽由此可见,田赋乘马之事,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事。与孟子“事则齐桓晋文”无悖。另据《左传》记载,晋在城濮战时,仅有战车三百乘。而到昭公十三年,经过约一百年的努力,竟拥有甲车四千乘。⑾这大概就是晋人以“乘”作为史书书名的原因吧?楚国的史书所记绝不可能是“嚣凶之恶”,前文列举的那些说法,与孟子所言不相合拍,于理不通。
  

  “梼杌”二字从木,它一定还有与木有关的本义在。《说文解字》:“梼,断木也,从木,寿声”。而“杌”字,《说文》未收。但收有“兀”字,解为“下基也”。《汉语大字典》“杌”下有一个义项非常明晰:“砍树剩余的桩子”。“梼”和“杌”放在一起,“梼杌”的词义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可是,某些文字学家却反而把它理解得复杂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梼”云:“谓断木之干,头可憎者。”“断木”是,而“ 头可憎”则为“添足”。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惟梼杌皆从木,纵破为析,横断为梼杌。断而未折其头则名顽。是梼杌则顽之名,因其顽,假断木之名,以名之为梼杌,亦戒恶之意也。”⑿“横断为梼杌”甚是,余则皆为不着边际之发挥。此正应了一句名言:超越真理一步便是荒谬。“梼杌”的本义非常简明,就是树木横断之后剩下的桩子。
  楚人为什么要用“梼杌”命名史书呢?正如《春秋》为史书之名一样。春秋本是一年四季中的两个季节名称,或谓商周时期一年只分春秋二季,后来才增加冬夏而有四季。当时人们就用“春秋”指一年,历史是一年一年地记载的,所以引申为历史。周人、鲁人用“春秋”作为史书之名,反映了周鲁之人的聪明才智。楚人用“梼杌”作史书之名,则由楚人的特殊情况而定。“梼杌”可以反映树木生长的历史。横断后的树桩子上有一圈一圈的年轮,一轮或为一年,有多少轮则表明树木生长了多少年。引申为历史,真是太恰当了。江淹在《游黄檗山》诗中写道:“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⒀诗人正是从“残杌”上看到了千代之木。我们不得不十分佩服楚人的聪明。用“梼杌”为楚史之名,不仅在于它内涵的准确性,还在它充分地体现了楚的民族特征。“楚”字从木,是族名,也是国名。楚从林中建国,故楚人对林木的认识,较他人更深刻,感情较他人更浓烈。春秋时期,百国史书皆用“春秋”命名,而楚人却别有见地地以“梼杌”来为自己的史书命名,其个性特色当令人拍案叫绝!

  明白了“梼杌”引申为年轮之义,而楚史《梼杌》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也就不难理解了,它同鲁之《春秋》、晋之《乘》一样,只能是一部编年记事的通史。楚国有筚路蓝缕的岁月,也有问鼎周室的辉煌。楚史有书写不尽的自豪和骄傲,怎么会别出心裁地单记“嚣凶之恶”呢?一部国史专记丑恶之事,令人难以理喻。那些所谓凶人、凶兽诸论,当是受北方诸侯仇视楚人心理影响所致。张正明教授在《楚史》中指出:“假如见到‘芈’字就说楚人以羊为图腾,见到‘熊’字就说楚人以熊为图腾,那就错了。在金文里,‘芈 ’作‘妳’,‘熊’作‘酓’。楚君以酓为氏,应与缩酒有关,是以职为氏。”“文献以‘熊’代‘酓 ’,一则是由于这两个字读音相近,二则出于北方诸侯对楚人曾以禽兽视之的心理。战国时代秦楚交恶,秦人所作的《诅楚文》称楚君之氏不用‘酓’字而用‘熊’字,就是视同禽兽的证据。”⒁殃及楚史,也就不奇怪了。张先生的考证为我们解了“梼杌”凶神恶兽之谜,也为《梼杌》的正名提供了依据。所有骂楚的言论,可以说皆由“熊”字面来。由“熊”及鮌,鲧化黄熊,是谓兽;由鲧,及颛顼不屑子顽,是为凶人;由顽及断木不析,是为恶木。如此这般,楚史蒙尘,二千五百年以至今日。

  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楚史《梼杌》之“梼杌”就是伐木留下的树桩。因其上有树木生长的年轮,树木一年一年地生长,正如历史一年一年地记载,故可引申为历史书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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梼杌,拼音táowù。
1,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
2,传说为远古“四凶”之一,是鲧死后的怨气所化。
3,泛指恶人。
4,楚史书名。
5,梼杌是北方天帝颛顼的儿子,它还有名字叫做傲狠,难训,由这几个名字里,也可大略推知它的作为了。和穷奇一样,梼杌后来也成了四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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