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读书 2012-11-30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著 三联书店出版
■毛志辉
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最充满色彩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而他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将古代史复原为一个研究领域。
作为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导者，傅斯年可以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最充满色彩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学界所发生的大事，几乎都与傅斯年密切相关。中研院史语所的成立、安阳的考古发掘、明清大内档案的收购，以及坚持历史学科的自主独立和专业化等等，都是傅斯年一手推动的。
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傅斯年就已经在西方取得了广泛的声誉，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学术界却几乎将他遗忘。因为傅斯年与蒋介石政权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在1949年曾将傅斯年列为战犯，加之在“批判胡适运动”中对他的大肆鞭挞，大陆学术界对傅斯年这个名字早已讳莫如深，大部分学者甚至不承认傅斯年对历史学科、考古学科的贡献。典型的例子如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培养的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得意弟子夏鼐，在论及中国考古学成就的时候，只字未提傅斯年，对李济也仅是一笔带过。当王汎森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余英时的博士研究生时，学界甚至还没有一部有关傅斯年的专著。在余英时的提议下，王汎森将傅斯年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放在整个时代思想、学术的脉络下加以考察。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主要论述的是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包括他后半生跟政治的关系。在论述傅斯年思想成长、变化的历程时，王汎森用了颇多的篇幅交代傅斯年所处的时代社会特点。傅斯年就生活在那样一个过渡和动荡的时期，那样的生活情境跟他思想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将傅斯年作为个案，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广阔视野中加以考察，成为该书的鲜明特征。
傅斯年一生的事业，被王汎森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阐述，并与他的学术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说中央研究院及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是现代中国学术振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创建并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无疑就是傅斯年一生最大、最令人瞩目的事业。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强调科学的方法，而“科学”的内容也较前人大幅地扩充。史语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已不只强调存疑、强调证据、强调归纳法而已，而是要广泛的援引自然科学中许多工具来解决历史的问题。在选择历史研究的问题方面，也呈现出许多的变化。传统史学侧重在与国计民生或道德教训有关的题目，此外的题材，或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或被视而不见。史语所的研究者有意识地跳出了这个范围，所以出现了许多前人所不注意的问题。他们不但不以圣贤看待古人，选题上也有一种从重“人”转到重“事”的变化。在看待中国历史的眼光方面，他们也有意识地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历史的脉络中，认为中国历史不是分离的、个别的，而是整体的、世界的，所以研究中国，也要涉及西亚、东亚，乃至全世界，并且需要中西学者共同研究。可以说，史语所的所有研究路径，都是与其掌门人傅斯年密切相关的。
在治学思想上，傅斯年凸显原始资料的重要程度和他获得资料的方法，引起了许多同时代人的关注。他主张，历史学只有不断运用新的原始资料才能取得进步，学者必须改变他们把从书本到书本、纯然只是阅读等同于研究学问的态度。对原始资料重要性的强调，在傅斯年关于历史语言学的讨论中十分显著。他激烈地批评了章太炎的 《新方言》，因为后者只依靠文本材料。傅斯年断言，不管章太炎对文本材料掌握得如何充分，没有田野调查，他就难以取得多大成就。他相信，超越清代学术的方法是发动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语音实验。此外，著名的安阳发掘，也不仅证实了殷商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且有力地反驳了当时流行一时的中华文明西源论。傅斯年对原始资料的重视及收集材料的方法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风靡，其影响至今仍巨。
王汎森无意写作一部完整的傅斯年传记，正如该书标题所阐述的，他关注的是“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他将傅斯年的个案研究延伸至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显然，王汎森完成了他的研究目的。傅斯年作为五四运动的主将，受陈旧思想沾染较少，其文化的反传统主义与自身出身、修养的矛盾形成吊诡的关系，于是其产生显突兀，其发展亦波折坎坷，有修正、背离，也有坚守不移。至于学术社会的建立，在傅斯年所处的时代，未免是一个大的奢望，而以他为领导者的一群学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难逃半道夭折的命运，但已完整地表明了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辛苦挣扎的见证。傅斯年的一生，一直在“一团矛盾”中求取突围的路径，即使因时代的拘囿难展其才，但他尽了一位学者、国民的忠实本分。“天才总是成群地来”，傅斯年及其周围的一批“天才”学者，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组壮阔的群雕。
诚如王汎森所认为的，傅斯年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将古代史复原为一个研究领域。傅斯年进入现代中国学术世界的时代，恰恰是古史辨运动热兴之时，顾颉刚对古史的怀疑成为主流。但是，傅斯年回国不久，却成为顾颉刚这一历史观念的批评者，并且试图恢复《左传》、《国语》、《周礼》等的可信性。恢复古史，当然不是傅斯年一个人的使命，而是一批学者的任务，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以其周到的新考古调查为“古史重建”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包括胡适等人的文史观念，也都因为傅斯年古史观的影响而从“疑古”转向“信古”。尽管在古代史的旧画面被顾颉刚拆散之后，傅斯年缀合起来的古史新画面已然大不同于传统画面，但他的的确确是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迄今为止，所有以傅斯年为传主的专著，大概都没有像王汎森那样，在占有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民族思想等有深入体察，并结合当时社会的背景给予傅斯年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影响以足够高的估量。这部著作，也成为迄今有关傅斯年人生最翔实可靠的传记，成为有关傅斯年学术思想最深刻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