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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01-20 作者：侯军 来源：新民晚报
书情旧梦邓云乡
◆侯军
【作者简介】
侯军 资深报人，文化学者，作家，书法家及茶文化专家，现居深圳。新闻从业三十余年，先后在天津、北京、深圳等城市的多家报社、杂志社供职，历任记者、编辑、部主任及多家报纸杂志社的总编、社长。现已出版各类专著20部，总字数超过300万字。其中散文集《青鸟赋》《收藏记忆》《那些小人物》，艺术评论集《东方既白》《读画随笔》《文化目光·点线面》以及艺术家传记散文集《孤独的大师》、文化对话录《问道集》和茶文化随笔集《品茶论道》等。现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深圳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任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仿佛还在昨天，邓云乡先生带着我去上海福州路旧书坊淘书；仿佛还在昨夜，我在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的淡淡书香里安眠。孰料逝水无情，蓦然回首之际，却发现，邓公仙逝已经十年了。
一
一直想写写我与邓公的书缘，却迟迟未敢动笔，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个话题在我的心中实在太沉重了，以至于我不敢轻易去触碰它。邓公有一本随笔集，叫做《书情旧梦》，这四字箴言一语道破了古往今来爱书人的心灵秘辛。是的，书是有情的，它能唤醒我们那些隐匿于内心深处的旧梦。而对我来说，每每翻阅邓公的遗作，就仿佛再次亲聆邓公那略带山西语音的普通话，就仿佛重新坐在邓公面前沐浴那浓郁的文化馨香。这些留有邓公手泽的书页，延续着作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生命，也同时维系着生者与逝者的心灵对话。
我与邓公结缘于书。那是在1993年夏天，我所供职的报社要开办一个综合文艺副刊，定名为《雅园》，顾名思义，这个版面的内容主要是刊发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文人雅事”相关的文字。在商量约稿时，责任编辑毕敏提出想请邓云乡先生给我们撰稿，我当即表示赞成。此前，我读过邓公的一本小书叫《草木虫鱼》，知道这位民俗学家具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本事，能把原本很原始很民间的东西，写得很清雅很有趣，把原本很浅显的东西写得很精深。这是需要大学问大视野大手笔才能办到的事情。而他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更随着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风靡而广为人知——邓云乡先生担任这部戏的学术顾问，对把握彼时彼地的风情习俗、服饰陈设、园林景观、文人雅趣等等细节和特征，贡献良多。而他的红学专著，如《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红楼梦忆》等等，如今已经成为涉足红学者的案头必备。当时我们想，若能请到邓公这样的重量级作者给我们撰稿，岂不是令小小雅园蓬荜生辉么？可是，我们都没接触过邓云乡先生，不知道他肯不肯为我们这样一个刚刚创刊的副刊屈尊赐稿？我们商定，先由毕敏写封约稿信投石问路。幸好，邓公很快就写来回信答应了，这使我们喜出望外。
我与邓公是在鱼雁往还一年多以后才见面的。那是在1995年夏天，他访问香港之后，顺便来深小住几日。我先是在毕敏先生的家中初会邓公，随即邀请他有暇来寒舍一聚，邓公慨然应允了。那时节，我还住在临时周转房中，条件简陋不说，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我把邓公迎进家门，抱歉地对他说，我这里可是真正的“寒舍”，请您来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呢！邓公却说，这比他当年的居住条件要好多了。坐定之后，邓公问知我是天津人，立即来了兴致，就跟我讲起他四十年前在天津的见闻，对天津卫的各种小吃如数家珍，还特别提到天津的大对虾、天津的曲艺、相声和戏曲名伶……很多掌故旧事，就连我这土生土长的天津人都闻所未闻。这一席之谈，着实让我领悟到了何谓学识渊博何谓广见博闻。我见邓公兴趣如此之高，便取出一本专供造访寒舍的嘉宾题词的宣纸册页，请邓公也留个墨宝。邓公笑道：“好，正合我意！”我当即笔墨伺候，只见邓公沉思片刻，便展卷挥毫，一首《忆江南》小令跃然纸上：“津门好，最忆是春时。一苇渡江南国去，歌台舞榭总相思，豌豆记虾肥。”书罢小词，又随兴写下一段长跋：“四十年前，客津门半载，别后无限思念。十三年前，遇花小宝女士于申江，已垂垂老矣。乙亥夏，归自香江，途径深圳，于津沽寄荃斋主人座上话沽门旧事，不胜今昔岁月如驰之感。对虾最重豌豆青者，昔只数角一斤，尽则无处可觅矣。留题小词，博寄荃主人哂之。”由这首小词引发，邓公的话题又转向自己的诗词老师俞平伯先生，转向了当时刚刚萌生的旧体诗词复兴的征兆……转眼之间，两个多小时飞逝而去，邓公依旧谈兴未尽，我们相约下次到沪上再接着聊。临别之时，我提出想和邓公合影留念，邓公看到客厅墙上挂着我自题的“茶禅一味”木匾，就说：“就在这个匾额下面照吧，正好把你的书法也捎走。”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后来，邓公真的把这张照片作为他的一篇谈茶散文的配图，发表在浙江的《茶博览》杂志上。这是后话。
二
自此之后，我与邓公遂成忘年之交。在此其间，邓公每有新书出版，必先寄赠给我，每本书的扉页上均以从不变样的格式签名，且在名下钤一精巧图章。每次寄书还必附一封短笺，那一笔清秀潇洒的钢笔字以及充满书卷气的行文，总是令我如沐春风，依稀看到中国传统文人那种气定神闲的优雅情致。在当今浮躁蹇促的世风中，这种情趣盎然的赠书方式本身，就如同是山阴道上的空谷足音。
陆陆续续的，我得到邓公十几册签名本，其中有不少篇什是先在我们的副刊上首发的。我每每在书中发现这些熟悉的文字，都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并会心一笑。邓公当时非常勤奋，真可谓文思泉涌，新作迭出，《水流云在杂稿》《文化古城旧事》、《水流云在琐语》《增补燕京乡土记》（上下卷）、《春雨青灯漫录》《黄叶谭风》等等，都是在那段时间问世的。据我所知，邓公不习电脑，所有稿件都是手抄。作为编辑，我深知如此浩繁的文字量，要一笔笔一页页写出来，那要耗费多少心血和精力啊！邓公毕竟是七旬老人了，何堪如此重负？因此，每回与他通电话，我都会发自内心地劝导老人家放慢节奏，注意节劳，不要给自己规定写作任务。我还特别告诉他，我从来不允许编辑们向他催稿，以免给老人造成压力。但是，邓公却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说是编辑催稿给了我压力，我的压力不是来自他们，是来自我自己，是我自己催着自己要赶紧写，还要多多写，为什么？因为我耽误不起！你们还年轻，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当年那种有话不能说、有笔无处写的痛苦啊！你算一算时间吧，反右三十年，“文革”十年，我们耽误了多少时间啦……
我攥着电话听筒，默然良久。是啊，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更有几个三十年？邓公少读群书，怀抱利器，本有兼济天下之志，但却生逢乱世，难以独善其身。早年多逢战乱，他颠沛流离，奔波南北。此后又因出身不好，读大学时的恩师无一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极左风潮席卷中华大地的几十年中，虽风华正茂却无用武之地。而他最钟情也最擅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则统统被扫进“封资修”的垃圾堆。置身此境，他的内心是何等孤寂与荒凉，恐怕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他才像被发现的出土文物一样，重新为学界所重，而他的才思与妙笔也才得以像火山爆发一般，喷发出多姿多彩的锦绣华章。是的，对于邓公来说，八九十年代堪称是他文化生命的浴火再生和凤凰涅槃，他像一匹久困樊笼的骏骥，一旦挣脱缰索，立即纵横驰骋，腾骧于中华文化的广阔天宇之间——邓公本名云骧，那是一匹翱翔于云端的行空天马。而后来被他改为云乡，这一字之易，或许正折射出邓公一生坎坷的人生境遇对其心态的深刻影响。
三
我与邓公的书缘，不光体现在互相赠书上，更令我深感幸运的是，邓公还曾带着我专门去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淘书。那是在邓公访深的几个月后，我正好有机会到上海开会，散会后就被邓公接到自己家中，就住在邓公的书房里。每日朝夕相处，开怀畅谈。那天，邓公说要带我去淘旧书，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们一老一少兴致勃勃地来到福州路。邓公对这一带是熟门熟路，很多店员见到他都非常客气地打招呼，有几位老者还要凑上来跟他窃窃私语一番。可见，邓公在这个领域是绝对的“大腕儿”，我跟在邓公的身后似乎也提高了几分“身价”，那感觉格外惬意。一边看书，一边听邓公给我讲在上海旧书店淘书的门道——邓公告诉我，上海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出版业中心，你要挑选那个时期的图书，非到上海来不可；还有，上海还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集散地，出版的新文学书籍比北京、广州都要多，你要淘这方面的书籍，也要到上海来；此外，上海的线装古籍也不少，这是因为周边的江浙一带，都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读书的风气自古就很浓厚，古旧书的流通量自然是其他地方所没法相比的，而这些古籍善本一般都要拿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交易，所以，时常能在这里遇到意外的惊喜……
我们那天在福州路遇到的意外惊喜，是淘到了一册由江阴谢初霆编撰的《汉熹平石经碑录》稿本。这书是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的，粗粗一翻，发现有些页眉页脚处，写着些蝇头小楷异常精美，便拿给邓公审看。邓公看过也觉得这书稿单凭这一笔小楷，就值得收藏。更何况书中所讲的汉石经，乃是印刷术发明前，中华文化典籍传承发展的最重要载体。这样一部很有学术性的手稿，不知什么原因，今日竟流落到书肆冷摊了。邓公说，你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继续研究这门学问。要知道，石经的研究原本是一门显学，顾炎武、万斯同都写过《石经考》。只是近代以来，西学兴起了，这门学问才冷了下来。我见邓公如此看重这个稿本，当即不讲价钱收入囊中。我见邓公面露喜色，不禁自忖，邓公应该不只是因为帮我淘到好书而高兴吧，他老人家心里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欣慰：毕竟这些老祖宗的学问，又有年轻一辈关注并且喜欢了，这当中不正蕴含着“薪尽火传”的象征意味么！
回到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我们都有些兴奋。吃过晚饭，邓公把那稿本要了去，说是再仔细研究一下。我当然很乐意请老人家多过过目。那天晚上，我发现邓公的房间一直亮着灯，直至深夜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邓公就起床了。他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指着摊在桌面上的那册书稿，说他昨夜细读了一下，觉得这位作者很不简单，不光字写得漂亮，学问也做得扎实，对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很有研究，对残石上残存的每一个字，都逐字逐句做出了精审的校订和考证。“你瞧，我刚才已经把我的‘读书心得’给你写在卷尾了，供你回去读书时参考。”我连忙俯过身去观看，只见在书稿的最后一页，邓公以那特有的清秀潇洒的小楷行书，为我题写了这样一段跋语：“侯军兄自深圳来沪，联袂过福州路书坊，以五百番购得此册。归后于灯下细阅，似汉石经制版付印之剪贴校正清样，以线装《辞源》零本翻转面粘贴成册者，应为七十年前之旧物也，弥足可珍。惜不知编者江阴谢初霆生平，唯其所注之蝇头小楷舒展挺秀，一笔不苟，足见前辈学人功力及严谨之态度。晴窗展对，景仰久之。爰志数语于卷末。乙亥重阳于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蝠堂邓云乡。”下钦两枚小小私印，跋前也盖上一枚迎首印，为邓公常用的“红楼”二字。
这册手稿不啻是我此次沪上之行的最大收获。遗憾的是，得到这册珍贵的稿本已经十余年了，虽然也曾数度研读，且又购回几册与汉代石经有关的古籍（如嘉定瞿中溶《汉石经考异补正》），但真正如邓公所期望的投身于对这卷稿本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起步。一是因工作繁忙，无暇他顾，二是这门学问确实艰深，我初入门径，难以上手。如今，捧读邓公十多年前的跋语，字迹犹新，声犹在耳，慨叹书存人杳，不禁心生愧怍，怅然久之！
